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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个人或阶级是直接从事于生产上的技术工作与体力工作的，其情况与上述的不同。以工业中金钱一面的竞赛与歧视性的动机与策略而言，这些人日常所处的并不是在同等程度上的这样一个习惯过程。他们不断接触的是对机械事实与机械关系的理解与配合，是对它们在人生目的上的评价与利用。这部分人所直接接触的工业操作的教育作用和淘汰作用，足以使他们的思想习惯与集体生活中的非歧视目的相适应。因此，就这部分人而言，上述的那种教育作用和淘汰作用，是加速了种族从过去未开化时代根据遗传和传统而来的那些纯掠夺习性与掠夺倾向的被废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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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社会中经济生活的教育作用，并不是在一切表现上完全一律的。直接同金钱竞争有关的那一类经济活动，具有保持某些掠夺的性格特征的倾向；而直接与商品生产有关的那类工业工作，则在大体上有一种相反的倾向。但是在评判后一类工作时应当注意到，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几乎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同金钱竞争事态有关的（例如，决定工资与薪金时的争执，购买消费品时的讨价还价，等等）。因此这里对各类工作作出区别，决不是对各类人物也作了划一不二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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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在现代工业中担任的工作，足以使某些掠夺习性与掠夺倾向保持不坠。单就参加工业操作的那些阶级的成员来说，他们所获得的锻炼是足以使他们把未开化气质保存着的。但是还有另一面的情况也应当看到。大凡处境优裕、不受到紧张形势的压迫的那些人，他们的体格和精神的构成即使跟种族的一般类型相差很大，也仍然可以使他们的特征存在并流传下去。在对环境压迫能够避开得最远的那些阶级中，返祖遗传特征存在与流传的可能性最大。有闲阶级对于工业形势的压迫，是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有所荫蔽的地位的，因此它应当能够保留更多的遗传下来的和平的或野蛮的气质。这种与常态有所不同或具有返祖遗传特征的人，在以掠夺期前的倾向为依据展开生活活动时，不至于像下层阶级那样很快地受到抑制或排挤，这一点是应当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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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似乎也的确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例如上层阶级中有很多人，由于性之相近，很注意慈善事业，对于种种革新和改进抱有极大热情并加以赞助的，也大有人在。而且他们在从事于这类慈善和改革方面的努力时，往往带上些“温厚”和“散漫”的痕迹，而这一点正是原始野蛮人的特征。但这类事实是否足以证明，这种返祖遗传倾向在上层阶级中比在下层阶级中占着较大的比例，也许仍然是一个疑问。贫困阶级在这方面即使具有同样程度的倾向，也不能同样容易地找到表现机会；因为在把这方面的意向转化为事实方面，这些阶级既缺乏手段，也缺乏时间和精力。根据事实的表面证据，总是不能使人断然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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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进一步推论时还应当注意的一层是，今天有闲阶级成员的供源是在金钱标准上成功的那些人，因此他们所具有的掠夺特征，推想起来，应当在一般水准以上。要进入有闲阶级就得从金钱工作人手，而这类工作，通过淘汰和适应，只有在掠夺的考验下、在金钱的立场上适于生存的那些后裔，才能胜任愉快。这些人达到了高水准以后，一旦对于掠夺期前的性格有了复归倾向，就不免要受到淘汰，重新降到金钱的较低水准。要在有闲阶级中保持地位，就得保持金钱的气质，否则他们的资产将化为乌有，他们的阶级地位将丧失。这样的事例是俯拾即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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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的组织成分处于不断的淘汰过程中，那些同积极的金钱竞争格外适应的个人或家族，是会从下层阶级中脱颖而出的。一个有志向的人要爬上较高的金钱水准，不但在金钱的气质上须达到相当完整的程度，而且在这类禀赋方面还须达到可以在前进道路上克服很大的困难这样的突出程度。撇开偶然的意外情况不谈，暴发户总是从千万人之中挑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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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金钱竞赛这个方式开始以来——或者说，自从有闲阶级这个制度成立以来——这种进入富人队伍的淘汰过程当然是在不断进行。不过淘汰的真正依据并不是始终不变的，因此在淘汰过程中产生的结果也不是始终一律的。在早期未开化阶段或纯掠夺阶段，适应淘汰的决定性标准是刚勇（按照这个字眼的本义来说）气质。那时要想投入有闲阶级，作为一个志愿者，必须具有粗豪凶暴、蛮横霸道、意志顽强、党同伐异等等天赋的品质。要想累积并继续享有财富，这类禀赋是不可少的。有闲阶级的经济基础，在那个时期和那个时期以后，都是财富的保有，但累积财富的方式方法以及保有财富所须具备的品质，在早期掠夺文化以后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由于淘汰的结果，处于早期未开化阶段的有闲阶级，其主要特征是勇敢地采取攻势、对于周围事态变化的警觉和使用欺诈手段时的无所顾忌。那个时候的有闲阶级成员是靠刚勇气质的坚持来保持地位的。到了未开化文化的后期，在准和平的身份制下，人们对于财富的猎取和保有逐渐达到了稳定的方式。直率的进攻和肆无忌惮的凶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精明、狡狯和诈伪的作风所代替；后者已成为累积财富的最有效方式。于是作为一个有闲阶级的成员，就得有另一套索性和习性。这时蛮横的攻势态度以及有相关作用的粗豪作风与顽强的身份观念，仍然是这个阶级最值得赞许的特征。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这些仍然是典型的“贵族品质”。但是跟这类品质结合在一起的，还有些在性质上不那样咄咄逼人的金钱品质越来越成熟，这就是深谋远虑、谨慎小心和诈伪作风。随着时间的推移，逼近金钱文化的现代和平阶段以后，以适应金钱上的目的而言，上述后一类素性和习性的有效性越来越提高，这时要进入有闲阶级之门，要在这个阶级中保持地位，必须具有在淘汰过程中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的这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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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天，淘汰的依据已经有了变化，现在要取得加入有闲阶级的资格，所必需的品质只是金钱的品质。现在依然存在的掠夺的未开化特征是意志的顽强或方针的始终一贯，这个特征就是掠夺时代一个胜利的未开化者与被他所取而代之的和平的野蛮人双方之间的区别所在。但这一特征不能说是在金钱上成功的上流社会人士与工业阶级的一般群众之间的特有区别。上述后一类人在现代工业生活中所受到的训练和淘汰，使这一特征有了同样的决定性重要意义。意志顽强，可以说实在是使这两个阶级跟另外两个类型——一无所能的废料和下层阶级中的懒汉——有所区别的标志。就天赋资质而言，金钱工作者与懒汉的异同情况同工业工作者与善良而无能的寄食者的异同情况正相类似。一个典型的金钱工作者正同一个典型的懒汉一样，他毫不犹豫、绝无愧色地把财物与人力拿来遂其自己的私图，对于别人的心情与愿望，以及由于他的举动所引起的更深一层的影响，一概漠然不顾；所不同的只是，一个金钱工作者具有比较强烈的身份观念，在进行追求一种较远的目的的努力时，意志比较坚定，目光比较深远而已。这两个类型在气质上还有一个相似之处，这就是爱好“比赛”和赌博，喜欢从事于无目的的竞赛。典型的金钱工作者，在掠夺性格的一种并发变化方面，也表现出跟懒汉有奇妙的共同之处。懒汉一般总是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对于命运、定数、预兆、预言以及占卜、符咒之类，他都有深切信心。当处境顺利时，这种习性容易表现成为一种奴性的信奉，他在表示这种信心时，往往偏重形式，注意形式上的一些细节；这类表现与其说是宗教观念，不如说是某种信念上的热情表现。就这一点而论，与懒汉的气质有较多共同之处的是金钱阶级和有闲阶级，而不是工业工作者或无能的寄食者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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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或者换句话说，在金钱文化下的生活，通过淘汰过程，对于某一范围以内的素性和习性具有保持和发展作用。这种淘汰过程的当今趋向，并不只是复归到某一不变的种型。它的趋向实在是在于使人类性格发生变化，变化的结果，在某些方面，跟出自过去遗传的任何种型或变型都有所不同。进化的目的点并不是单一的。在进化过程中经确定为正常的那种气质，跟古代变型的任何一种性格都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意志的具有较大的单一性，和为一种目标而努力时具有较大的坚定性。就经济理论的方面来说，淘汰过程的目的点在这一限度上整个说来是单一的；虽然在有相当重要意义的枝节倾向方面，跟这一发展路綫也有所分歧。总之，除了这一总的趋向以外，发展路綫并不是单一的。经济理论其他方面的发展是循着两条分歧路綫进行的。这两条路綫，从个人的才能或素性的淘汰保持的方面来看，可以称之为金钱的路綫和工业的路綫。从习性、精神态度或意志这些方面的保持来看，前者可以称之为歧视性的或自私的路綫，后者为非歧视性的或经济的路綫。从智力或认识力在两个方向下的发展来看，前者可以说是属于意向、定量关系、身份或价值的个人观点，后者可以说是属于因果关系、定量关系、机械效能或效用的非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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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工作主要是使前一类素性和习性发挥作用；它通过淘汰作用使它们保存于人民之中。另——方面，在工业工作中获得保持并发展的，主要是后一类索性和习性。通过彻底的、心理学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类索性和习性的每一类，只是在某一气质倾向下的多种多样的表现。由于个人是一个统一体，包含于上述第一类的那些素性、意志和兴趣，就聚合起来成为某一变型的性格的表现。上述后一类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把上述两类看作人类性格表现的不同方面，以某一个人来说，他总是要相当坚决地偏向于这一类或那一类的。金钱生活的一般倾向是保持未开化气质，但不是原样再版，而是以欺诈和精明，或者是管理才能，来代替早期未开化时代所特有的那种对身体进行伤害的偏爱。这种以诈伪手段代替伤害行为的现象，并不是十分明确的。在金钱工作的范围以内，淘汰作用是很坚定地按照这个方向持续发生的，但在利得竞争范围以外的金钱生活的锻炼下产生的效果，却不一定是同样的。现代生活中关于时间与财物的消耗这个方面的锻炼，其效果并不是断然地消灭贵族品质或助长资产阶级品质。那些早期的未开化特征，在相当优裕的生活的惯有方式下是大有发挥余地的。关于这种传统生活方式的某些具体情况，同这一点有关的，在前几章涉及有闲问题的部分已经有所论及，在下面几章里也还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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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经谈到的一些可以看出，有闲阶级生活和有闲阶级生活方式是有助于未开化气质的保存的，所保存的主要是那些属于准和平的或资产阶级的变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保存着掠夺变型的末开化气质。因此，如果不存在干扰因素，是有可能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发现气质上的差异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品质，也就是破坏性的和金钱的性格特征，主要应当在上层阶级中发现；而工业的品质，也就是和平的性格特征，则主要应当在从事于机械工业的阶级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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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体上，在不确的情况下，情形的确是这样；但这一标准并不能完全适应，也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确切不移。为什么会这样，有几种可以指出的理由。一切阶级或多或少总是要从事于金钱斗争的：个人的成功或生存有赖于金钱的性格特征的具备，对一切阶级来说都是这样的。不论何处，只要占优势的是金钱文化，构成人们的思想习惯的和决定敌对的各宗族的生存的淘汰过程，总是大致在适于营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假定没有金钱效能与工业效能整个说来不能相容这一点，则由于一切工作的淘汰作用，金钱气质将居于绝对优势。这样的淘汰结果，将使所谓“经济人”成为人类性格的正常或确定典型。但“经济人”是只顾自己的利益的，其惟一特征是谨慎小心，这样的人对现代工业说来是没有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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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所要求的是，对于所掌握的工作必须具有非个人性质的、非歧视性的兴趣。假使没有这一点，则精细的工业操作将不可能存在，而且实际上这样一个操作制度也设想不到。工作中的这种兴趣，使工人一方面与罪犯不同，另方面与工业巨头也有所不同。为了使社会生活能够持续进行必须从事劳动，于是在工作的某一范围以内就发生了有限度的淘汰作用，有利于爱劳动的精神倾向。但是也应当承认，即使在工业工作范围以内，金钱的性格特征的汰除也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因此即使在这一范围以内，未开化气质也仍然显著存在。基于这一点，有闲阶级的特性同一般民众的特性，在这一个方面，现在并没有显然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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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的一切阶级中是存在着某些后天的生活习惯的，这类习惯与遗传的性格特征模拟得极其相类，所模拟的特征在整个民族中还获得了发展，这就使关于精神构成方面的阶级差别的整个问题更加暧昧，更加不分明。这类后天的习性，或模拟的性格特征，绝大多数属于贵族类型。由于有闲阶级向来处于荣誉的示范者的地位，其以下各阶级接受了它的生活理论的许多特征，以致整个社会对于这类贵族特征，相当坚定地不断地加以培养。也是由于这个缘故，这类性格特征在广大人民中有了较好的生存机会；假使不是出于有闲阶级的诱导和示范，这类特征是不会有这样好的生存机会的。这种贵族的人生现——也就是相当古老的性格特征——的一个重要的流传渠道，可以说是家庭仆役阶级。这类人跟他们的主人阶级接触时，耳濡目染，形成了怎样是美和善的观点，然后把他们这样得来的先入之见转达给他们的出身微贱的同辈们，这就及时地把高级典型传播到整个社会；假使没有这样的中介作用，传播时是不会这样迅速便利的。有句老话，叫做“有其主必有其仆”，这句话比一般所了解的意义要重要得多，上层阶级文化中的许多因素，所以会捷如影响地为群众所接受，理由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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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现象，足以缩小金钱品质在存在中的差别。金钱斗争产生了一个占比重很大的饥饿阶级。这个阶级对于生活必需品或适当消费项下的必需品感到缺乏。随便处于哪一缺乏情况，结果总是为了取得用以满足日常需要——不论是物质需要或是高一层需要——的资料而加强了斗争。这时个人为了避免发生生活上的挫折而进行自卫，将耗费其全部精力，他将倾其全力于达成他自己的歧视性目的，狭隘的利己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业的性格特征由于没有表现机会，将渐就湮没。由此可见，有闲阶级制度，通过强制实行一种金钱礼俗方案，尽量向下层阶级汲取生活资料这类手段，发生了使金钱的性格特征得以在广大人民中保存的作用。结果是，下层阶级同化于原来只是为上层阶级所独有的那些性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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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看来在气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别。但是，所以没有很大差别，大部分似乎还是由于有闲阶级的一贯的示范作用和它所依据的明显浪费和金钱竞赛那些广大原则的获得广泛接受。这个制度的作用足以降低社会的工业效能，足以阻碍人类性格对现代工业生活要求的适应。这个制度足以在保守的方向下影响到一般的或显著的人类性格，其方式是：（1）通过阶级内部遗传，或者是通过有闲阶级血统向阶级以外的渗透，使古老的性格特征获得直接传布，（2）保存并巩固古老制度的传统，从而使未开化性格特征在有闲阶级血统的渗透范围以外，也可以获得较大的生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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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特征在现代人类性格中依然存在或已经消失的具体情况如何，对这一问题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些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我们简直一无成就。因此这里所持的见解，除了对眼前一些日常事实的散漫的观察以外，简直无法获得具体资料的支持。论证要求其完整，似乎就不得不乞助于对日常事实的这类散漫的观察，而在这方面的叙述，即使像这里所做的那样但略举其概要，也很难避免平凡和冗沓之弊。在以下几章里还不免要从事于这一类的片断叙述，谨先在这里告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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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第十章 遗留到现代的尚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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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与其说是生存在工业社会里，不如说是依靠了工业社会而生存的。它同工业的关系是金钱性质的，不是工业性质的。人们所以能列入这个阶级，是由于金钱素性的发挥；这种素性与其说是有关于适用性，不如说是有关于营利的。因此，构成有闲阶级的人类素质，在不断地进行淘汰更换，淘汰的依据是对金钱工作的适应程度。但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是出于过去的遗传，其间含有许多早期未开化阶段的习惯和观念。这种古老的、未开化的生活方式，对处于较下层的各阶级也发生了一种强制的示范作用，不过其强制情况比较缓和。这种生活方式和习惯，通过淘汰和教育作用，反过来又足以影响人类素质的构成，其作用主要是在于使早期未开化时代——也就是侧重刚勇与掠夺生活的时代——的那些性格特征、习尚和观念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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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时期所特有的那种古老人类性格的最直率、最明显的表现是纯正的好战倾向。当掠夺活动出于集体的方式时，人们往往把这种倾向称之为尚武精神，或者像在近代所看到的那样，称之为爱国心。在文明的欧洲各国，其传统的有闲阶级比那里的中产阶级具有更高度的简武精神；这一说法大概是无须深论就可以获得一般人的同意的。实际上有闲阶级也以此自豪，而它抱着这种态度，无疑是有些理由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战争是光荣的，勇于作战是无上光荣的；而对勇于作战的赞美这一点本身就是好战者的掠夺气质的最好证明。战争狂热是掠夺气质的指标，此风流行得最盛的是上层阶级，尤其是传统的有闲阶级。还有一层，有闲阶级表面上最重要的职务是政治职务，而就其起源和发展的内容来说，这也是一种掠夺性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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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具有习惯的好战心情这一光荣，惟一可以勉强与传统的有闲阶级争衡的是下层懒汉阶级。在平常时期，广大的工业阶级的作战兴趣是比较淡薄的。这部分普通民众构成了工业社会的实力，他们在没有受到惊扰时，除了防御性战争以外，对任何其他战争实际上是有反感的；甚至当受到了挑衅，须采取防卫态度时，他们的反应也是有些迟钝的。在比较文明的社会，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已经达到高度工业发展的那些社会，其普通民众的作战进攻精神，可以说已经逐渐退化。这并不是说，在工业阶级中就没有为数很多的人显然含有不可遏制的尚武精神，也不是说，广大人民受到一时的挑拨，不会激起使用武力的热情，像今天在欧洲不止一个国家以及在美国看到的那样。但是，除了出于一时的感情激动，除了赋有掠夺类型的古老气质的那些人以及在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中有相类禀赋的那些人以外，任何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群众在这方面的惰性表现，看来竟显著到那样的程度，以致除了遇到实际侵犯时的反抗以外，将使战争不可能实现。现在一般普通人的习惯和素性所倾向的是，使人们的活动力向没有战争那样惊心动魄的别的方面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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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气质上的阶级差异，可能部分是由于各个阶级在后天的性格特征的遗传上的差异，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似乎是由于与种族起源相一致的差异。有些国家的人口在种族上比较单纯，有些国家的情形不同，构成其社会各阶级的各种族成分之间的分歧比较显著；关于上述气质上的阶级差异，前一类国家就不及后一类那样明显。关于这个方面还可以注意到一点，在后一类国家的有闲阶级中那些后起的分子，一般地说，跟同时代的出于世家旧族的那些上流社会代表人物比起来，在尚武精神的表现上要较逊一筹。这些在不久以前才从普通民众中脱颖而出的暴发分子，所以会在有闲阶级中显露头角，是由于某些素性与习性的发挥，而这类索性与习性是不同于古代意义下的尚武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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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式作战活动以外，决斗制度也是同样的高度好战的一种表现；而且决斗是一种有闲阶级制度。遇到意见相左、发生争执时，决斗实质上是以战斗作为最后解决的一个相当慎重的手段。在文明社会，只是当存在着一个传统的有闲阶级时，决斗的风行才能算作一个正常现象，这类举动的发生也差不多只是限于这个阶级。属于例外的是：（1）陆军和海军军官，这类人通常是有闲阶级成员，同时对掠夺的习性具有特殊训练；（2）下层阶级中的懒汉，这类人由于遗传或由于锻炼，或兼由两者，具有同样的掠夺倾向和掠夺习惯。只有出身高贵的绅士和粗暴的莽汉，才以相打作为解决意见冲突的正常手段。至于一个平常的人，只有当一时被激怒过度或酒后失常，以致对挑拨性的刺激的习惯反应受到抑制不能生效时，才会不假思索地诉诸武力。这时他退回到了自决本能的比较简单、比较少差别的表现形态，也就是说，他在一时之间不暇作深思熟虑，回到了古老的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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