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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经谈到的一些可以看出，有闲阶级生活和有闲阶级生活方式是有助于未开化气质的保存的，所保存的主要是那些属于准和平的或资产阶级的变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保存着掠夺变型的末开化气质。因此，如果不存在干扰因素，是有可能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发现气质上的差异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品质，也就是破坏性的和金钱的性格特征，主要应当在上层阶级中发现；而工业的品质，也就是和平的性格特征，则主要应当在从事于机械工业的阶级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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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体上，在不确的情况下，情形的确是这样；但这一标准并不能完全适应，也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确切不移。为什么会这样，有几种可以指出的理由。一切阶级或多或少总是要从事于金钱斗争的：个人的成功或生存有赖于金钱的性格特征的具备，对一切阶级来说都是这样的。不论何处，只要占优势的是金钱文化，构成人们的思想习惯的和决定敌对的各宗族的生存的淘汰过程，总是大致在适于营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假定没有金钱效能与工业效能整个说来不能相容这一点，则由于一切工作的淘汰作用，金钱气质将居于绝对优势。这样的淘汰结果，将使所谓“经济人”成为人类性格的正常或确定典型。但“经济人”是只顾自己的利益的，其惟一特征是谨慎小心，这样的人对现代工业说来是没有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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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所要求的是，对于所掌握的工作必须具有非个人性质的、非歧视性的兴趣。假使没有这一点，则精细的工业操作将不可能存在，而且实际上这样一个操作制度也设想不到。工作中的这种兴趣，使工人一方面与罪犯不同，另方面与工业巨头也有所不同。为了使社会生活能够持续进行必须从事劳动，于是在工作的某一范围以内就发生了有限度的淘汰作用，有利于爱劳动的精神倾向。但是也应当承认，即使在工业工作范围以内，金钱的性格特征的汰除也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因此即使在这一范围以内，未开化气质也仍然显著存在。基于这一点，有闲阶级的特性同一般民众的特性，在这一个方面，现在并没有显然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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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的一切阶级中是存在着某些后天的生活习惯的，这类习惯与遗传的性格特征模拟得极其相类，所模拟的特征在整个民族中还获得了发展，这就使关于精神构成方面的阶级差别的整个问题更加暧昧，更加不分明。这类后天的习性，或模拟的性格特征，绝大多数属于贵族类型。由于有闲阶级向来处于荣誉的示范者的地位，其以下各阶级接受了它的生活理论的许多特征，以致整个社会对于这类贵族特征，相当坚定地不断地加以培养。也是由于这个缘故，这类性格特征在广大人民中有了较好的生存机会；假使不是出于有闲阶级的诱导和示范，这类特征是不会有这样好的生存机会的。这种贵族的人生现——也就是相当古老的性格特征——的一个重要的流传渠道，可以说是家庭仆役阶级。这类人跟他们的主人阶级接触时，耳濡目染，形成了怎样是美和善的观点，然后把他们这样得来的先入之见转达给他们的出身微贱的同辈们，这就及时地把高级典型传播到整个社会；假使没有这样的中介作用，传播时是不会这样迅速便利的。有句老话，叫做“有其主必有其仆”，这句话比一般所了解的意义要重要得多，上层阶级文化中的许多因素，所以会捷如影响地为群众所接受，理由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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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现象，足以缩小金钱品质在存在中的差别。金钱斗争产生了一个占比重很大的饥饿阶级。这个阶级对于生活必需品或适当消费项下的必需品感到缺乏。随便处于哪一缺乏情况，结果总是为了取得用以满足日常需要——不论是物质需要或是高一层需要——的资料而加强了斗争。这时个人为了避免发生生活上的挫折而进行自卫，将耗费其全部精力，他将倾其全力于达成他自己的歧视性目的，狭隘的利己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业的性格特征由于没有表现机会，将渐就湮没。由此可见，有闲阶级制度，通过强制实行一种金钱礼俗方案，尽量向下层阶级汲取生活资料这类手段，发生了使金钱的性格特征得以在广大人民中保存的作用。结果是，下层阶级同化于原来只是为上层阶级所独有的那些性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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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看来在气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别。但是，所以没有很大差别，大部分似乎还是由于有闲阶级的一贯的示范作用和它所依据的明显浪费和金钱竞赛那些广大原则的获得广泛接受。这个制度的作用足以降低社会的工业效能，足以阻碍人类性格对现代工业生活要求的适应。这个制度足以在保守的方向下影响到一般的或显著的人类性格，其方式是：（1）通过阶级内部遗传，或者是通过有闲阶级血统向阶级以外的渗透，使古老的性格特征获得直接传布，（2）保存并巩固古老制度的传统，从而使未开化性格特征在有闲阶级血统的渗透范围以外，也可以获得较大的生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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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特征在现代人类性格中依然存在或已经消失的具体情况如何，对这一问题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些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我们简直一无成就。因此这里所持的见解，除了对眼前一些日常事实的散漫的观察以外，简直无法获得具体资料的支持。论证要求其完整，似乎就不得不乞助于对日常事实的这类散漫的观察，而在这方面的叙述，即使像这里所做的那样但略举其概要，也很难避免平凡和冗沓之弊。在以下几章里还不免要从事于这一类的片断叙述，谨先在这里告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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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第十章 遗留到现代的尚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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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与其说是生存在工业社会里，不如说是依靠了工业社会而生存的。它同工业的关系是金钱性质的，不是工业性质的。人们所以能列入这个阶级，是由于金钱素性的发挥；这种素性与其说是有关于适用性，不如说是有关于营利的。因此，构成有闲阶级的人类素质，在不断地进行淘汰更换，淘汰的依据是对金钱工作的适应程度。但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是出于过去的遗传，其间含有许多早期未开化阶段的习惯和观念。这种古老的、未开化的生活方式，对处于较下层的各阶级也发生了一种强制的示范作用，不过其强制情况比较缓和。这种生活方式和习惯，通过淘汰和教育作用，反过来又足以影响人类素质的构成，其作用主要是在于使早期未开化时代——也就是侧重刚勇与掠夺生活的时代——的那些性格特征、习尚和观念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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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时期所特有的那种古老人类性格的最直率、最明显的表现是纯正的好战倾向。当掠夺活动出于集体的方式时，人们往往把这种倾向称之为尚武精神，或者像在近代所看到的那样，称之为爱国心。在文明的欧洲各国，其传统的有闲阶级比那里的中产阶级具有更高度的简武精神；这一说法大概是无须深论就可以获得一般人的同意的。实际上有闲阶级也以此自豪，而它抱着这种态度，无疑是有些理由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战争是光荣的，勇于作战是无上光荣的；而对勇于作战的赞美这一点本身就是好战者的掠夺气质的最好证明。战争狂热是掠夺气质的指标，此风流行得最盛的是上层阶级，尤其是传统的有闲阶级。还有一层，有闲阶级表面上最重要的职务是政治职务，而就其起源和发展的内容来说，这也是一种掠夺性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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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具有习惯的好战心情这一光荣，惟一可以勉强与传统的有闲阶级争衡的是下层懒汉阶级。在平常时期，广大的工业阶级的作战兴趣是比较淡薄的。这部分普通民众构成了工业社会的实力，他们在没有受到惊扰时，除了防御性战争以外，对任何其他战争实际上是有反感的；甚至当受到了挑衅，须采取防卫态度时，他们的反应也是有些迟钝的。在比较文明的社会，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已经达到高度工业发展的那些社会，其普通民众的作战进攻精神，可以说已经逐渐退化。这并不是说，在工业阶级中就没有为数很多的人显然含有不可遏制的尚武精神，也不是说，广大人民受到一时的挑拨，不会激起使用武力的热情，像今天在欧洲不止一个国家以及在美国看到的那样。但是，除了出于一时的感情激动，除了赋有掠夺类型的古老气质的那些人以及在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中有相类禀赋的那些人以外，任何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群众在这方面的惰性表现，看来竟显著到那样的程度，以致除了遇到实际侵犯时的反抗以外，将使战争不可能实现。现在一般普通人的习惯和素性所倾向的是，使人们的活动力向没有战争那样惊心动魄的别的方面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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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气质上的阶级差异，可能部分是由于各个阶级在后天的性格特征的遗传上的差异，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似乎是由于与种族起源相一致的差异。有些国家的人口在种族上比较单纯，有些国家的情形不同，构成其社会各阶级的各种族成分之间的分歧比较显著；关于上述气质上的阶级差异，前一类国家就不及后一类那样明显。关于这个方面还可以注意到一点，在后一类国家的有闲阶级中那些后起的分子，一般地说，跟同时代的出于世家旧族的那些上流社会代表人物比起来，在尚武精神的表现上要较逊一筹。这些在不久以前才从普通民众中脱颖而出的暴发分子，所以会在有闲阶级中显露头角，是由于某些素性与习性的发挥，而这类索性与习性是不同于古代意义下的尚武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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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式作战活动以外，决斗制度也是同样的高度好战的一种表现；而且决斗是一种有闲阶级制度。遇到意见相左、发生争执时，决斗实质上是以战斗作为最后解决的一个相当慎重的手段。在文明社会，只是当存在着一个传统的有闲阶级时，决斗的风行才能算作一个正常现象，这类举动的发生也差不多只是限于这个阶级。属于例外的是：（1）陆军和海军军官，这类人通常是有闲阶级成员，同时对掠夺的习性具有特殊训练；（2）下层阶级中的懒汉，这类人由于遗传或由于锻炼，或兼由两者，具有同样的掠夺倾向和掠夺习惯。只有出身高贵的绅士和粗暴的莽汉，才以相打作为解决意见冲突的正常手段。至于一个平常的人，只有当一时被激怒过度或酒后失常，以致对挑拨性的刺激的习惯反应受到抑制不能生效时，才会不假思索地诉诸武力。这时他退回到了自决本能的比较简单、比较少差别的表现形态，也就是说，他在一时之间不暇作深思熟虑，回到了古老的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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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斗制度原来是最后解决争端、解决严重问题的一个方式，随后渐渐变成了一种义务性的、无故的私斗，成为保持个人声誉的一种社会职责。关于这一类的有闲阶级作风，我们可以举出在德国学生中风行的决斗作为一个典型例子，这是好战的义侠风度的一种奇特的残余。下层阶级中的懒汉、也可以说是假性的有闲阶级，其中比较暴烈的分子，也有着在一切国家情况都相类的、虽然在性质上比较非正式的社会义务——为了保持他的丈夫气概，他有义务同他的同辈们进行无故的格斗。社会中不论属于哪一阶层的男孩子们，也盛行着相类的风气。男孩在与其伙伴们的相处中，日复一日，大都会亲切地了解到，彼此之间是怎样以各个人的相对战斗力来品评等级的高低的；在孩子们的团体中，如果任何人有了例外的情况，不愿或不能接受邀请去参加战斗，一般就不能保有荣誉的可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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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的主要是在某种不十分明确的成熟限度以上的男孩。至于儿童，当他在日常生活中还未能脱离母亲的怀抱，到处还有赖于亲切的扶持的时候，以他这时的气质而言，这里所说的大都不能适用。在这样的幼小时期，进攻和对抗的性格倾向大都还没有显露。由这种和平的性格转变到男孩的爱取攻势的——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是有恶意的——顽皮，是一个渐进过程；完成这一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会比在别的情况下达到进一步的完整程度，包括范围较广的个人素性。在儿童（不论是男性或女性）成长的最初阶段，那种积极的和取攻势的自决态度比较少见，那种要使他自身以及他的利益跟他的家族相隔离的意向也比较不显著，他对于谴责、害羞和胆怯表现得比较敏感，比较地需要亲切的人类接触。在通常，情况下，男孩的这种幼年特征会逐渐地而又相当迅速地消失，这种早期气质会转变为纯男孩的气质；虽然也有例外情况——男孩生活中的掠夺特征有时候会全然不见，或者至多只是在细微和隐约的情况下有所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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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女孩来说，这种向掠夺阶段的转变，很少会达到男孩那样的完整程度，而且在较多的情况下，简直是完全不经过这一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幼年到青年和成熟阶段的转变，就只是从幼年时代的目的和倾向转变到成人生活的目的、职能和关系的一个渐进的、无间断的过程。总之，就女孩来说，在其发展过程中，掠夺的间隔期间的存在比较少见；即使发生了这个情况，在这一间隔期间的掠夺和隔离的态度，一般也不像男孩那样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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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孩的方面，这种掠夺的间隔期间的存在一般是相当明显的，而且须继续一个时期，但大都在达到成年时结束（假使当真算是结束的话）。 这个说法也许需要大大地加以斟酌。 有些人并没有发生从男孩气质到成人气质的转变，或者即使发生也只是部分的；像这样的情况决不是很少见的。所谓“成人”气质，这里指的是在现代工业生活中那些成年的个人所具有的通常气质，这些人在集体生活过程的目的上具有相当的适用性，因此可以说是工业社会中有效的、一般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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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族的人种构成是多种多样的。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是下层阶级，也大部分是由扰乱安宁的长颅白型种族构成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含有这一种族成分的，主要只是传统的有闲阶级。在后一类民族中的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同上层阶级或前一类民族中的各阶级的孩子们比起来，其好战习性似乎薄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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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工人阶级子弟气质方面的推论，如果经进一步充分与严密的考察以后可以断定是正确的话，那么关于好战气质是种族的一个相当显著的特征这个见解将更加有力；看来在好战气质上禀赋较强的，是在欧洲各国构成其统治阶级或上层阶级的那类种型，即长颅白型，而不是在那些国家里的一般民众，即构成被统治阶级或下层阶级的那类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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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认为男孩的气质同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尚武精神强弱不同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什么重要关系，但它至少可以证明这种好战冲动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根源，比工业阶级一般成人的习性的起源更早。在儿童生活中表现的这种气质，以及许多别的特征，是成人性格发展的某些状态的再现，是这类状态暂时的、具体而微的再现。按照这样的理解，应当把男孩对侵占的偏好以及把自己的利益同其家属的相隔离的意向，看作是对某类性格的一时的复归倾向，因为这类性格是在早期未开化文化下、也就是纯掠夺文化下的正常性格。在这一点上正同在许多别的方面一样，有闲阶级和懒汉阶级的性格表明，在其成人生活中继续存在的那些特征是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正常特征，也就是早期文化阶段的正常的或惯有的特征。除非能完全在种族根源上找出那些一无所长而态度狂妄的懒汉和讲求虚文、拘泥细节的绅士与一般群众根本不同的依据，否则就应当把这两类人的性格特征看做是精神发展处于停顿状态的一种表现。以这一点同现代工业社会中普通的成年人所达到的精神发展阶段作对比，可以说这是一种未成熟状态的标志。我们随后会看到，上流社会和最下层社会的这类代表人物的这种幼稚的精神状态，除表现于残酷的侵占与隔离倾向外，还表现于其他的一些古老的性格特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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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的少年时代到成人时代的过渡期间，也就是在年龄稍长的学生中，其习见的行动是无目的的和游戏性的而又带几分有组织和有心计的扰乱安宁，由此似乎毫无疑问地说明了好战气质的未成熟本质。一般的情况是，这类捣乱行为的发生只限于青年期。随着年龄的增长，由少年逐渐转入成人生活以后，这类行为在频数和剧烈程度上逐渐减退；这样就使一个集体从掠夺的转变到比较安宁的生活习惯的演进，在个人的生活过程中，大体上获得了一次再现。在很多的情况下，个人在还没有脱离这种幼稚状态的时候，他的精神发展就陷于停顿，不再继续演进，这就要使他的好战气质终身存在。因此，在精神发展上终于达到成人状态的那些个人，一般总是要经过一个暂时的、古老的性格阶段，而这类性格特征是跟那些好战的和好比赛的分子的永恒的精神水平相一致的。当然，各个人在成年以后在这方面所达到的精神上的成熟程度和健全程度，彼此是参差不一的，有些人所达到的在水准以下，就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天然属性上的沉渣，成为进一步提高工业效能和集体生活充实程度的淘汰适应过程中的落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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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神发展上的停滞不前，不但会表现在成年人和少年人直接共有那种犷悍的侵占习性上，而且会表现为间接地鼓动并助成少年人方面的这类捣乱动作，从而促进了凶暴习性的形成，使之在后一代的生活中得以继续存在；这就阻碍了社会在和平气质上的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动向。如果富有这种侵占习性的人，在社会中对青年成员的习性发展居于领导地位，则他对尚武精神的保留和复归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是极其深远的。例如，近来有很多牧师和其他“社会柱石”，对于“少年儿童团”以及一些相类的拟军事组织的辅导，就含有上述意味。在高等教育机构中，近来竭力提倡发展“大学精神”和大学体育之类，也具有相类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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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掠夺气质的这些表现，都应当列入侵占一类。这些现象，部分是凶猛的竞争态度的简单、直率的表现，部分是出于博取勇武声名的愿望的有目的活动。一切运动比赛都属于同类的一般性质，例如，田径运动、射击、斗牛、钓鱼、悬赏拳赛、快艇竞赛等等都是这样，甚至并不以消耗体力为显著特征的种种竞技也不例外。各种比赛活动，原来是以互相竞赛为依据的，后来通过各种手法，逐渐转变为以机巧与诡诈为依据，但这种转变是无法在任一点上划出一条界綫的。对比赛活动的喜爱，是基于一种古老的精神素质，是由于具有比较高度的掠夺竞赛习性。在一般叫做运动比赛或竞技的那类活动中特别显著的是，冒险侵占和损害对方那种强烈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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