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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商品和劳务的宗教上的消费，看到宗教信仰的最明显的经济意义。任何教派所需要的在仪式设备上的消费，例如庙宇、教堂、圣墓、祭品、法衣、纪念日的漂亮服装等等，并不直接适合生活目的。因此所有这类物质设备，在不含有诽谤的意味下，可以概括地看作是属于明显浪费的项目。关于个人劳务在这个方面的消耗，如教士教育、教士服务、圣地朝拜、斋戒、禁食、宗教节日生活、家庭祈祷等等，其情况大体上也是这样。还有一层，宗教信仰——上述消费就是在这类信仰的实现中发生的——足以使神人同形同性教派所依据的那些思想习惯的流行获得扩大和持久；这就是说，宗教信仰对于在身份制下人们所特有的那些思想习惯是有推进作用的。对现代环境下最有效的工业组织说来，它是在这个程度上的一个障碍；对现代形势要求下的经济制度的发展说来，它首先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就这里的研究意义说来，这一类消费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其性质是对社会经济效能的削弱。因此，从经济理论方面来看，并就其直接后果来考虑，在对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的侍奉方面的物质与劳力上的消耗，是含有降低社会活力的意味的。至于这类消耗在远一层的、间接的、道义的方面可能发生怎样的效果，对这个问题不容作出直截了当的答案，在这里是无法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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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宗教信仰上的消费与其他目的上的消费对照时的一般经济特征。指出进行宗教信仰方面的商品消费的一般动机和目的，有助于了解这种消费本身以及与之相投合的一般习性倾向的价值。用来侍奉一位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的消费，和用来侍奉未开化文化阶段属于上层阶级的一位有闲绅士——一位酋长或族长——的消费，二者的动机即使不完全相同，也极度相类。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无论对一位酋长还是对一位神灵来说总是在所必备的。这类建筑物以及附带的装潢设备，其品质、等级必须力求不同于流俗，含有极大的明显浪费成分。还可以注意到一点，一切宗教建筑物，在结构和装配方面必须带有些古风。仆从方面也是这样，不论是侍奉酋长还是侍奉神的，在他们主人面前，必须穿上那种特制的、装饰性的外衣。这类服装的经济特征是，在通常程度以上的明显浪费，另一个从属特征是，这类礼服必然要带上些古老风格，就这一点而言，教士比未开化文化阶段的君主的仆从或朝臣表现得格外突出。即使是社会中的普通成员，他们在显贵之前，也应当穿得比平时格外整齐、格外漂亮些。还有，以神灵的圣殿与君主的朝堂对照，两者的相类之处也相当显著。在这些场合，谒见者的服装必须具有某种礼仪上的严肃性；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其主要特征就是，逢到这些场合，在穿戴上应当尽量消除任何生产工作的气味或平时惯于从事这类有实用的工作的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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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到宗教上的节日——专为上帝或超自然有闲阶级中某些较次级的成员而设的纪念日，明显浪费和不沾染生产劳动迹象的礼仪上的纯洁这类要求，不仅扩展到服装方面，而且以较低的程度扩展到饮食方面。宗教节日是为了纪念上帝和一些圣徒，一切禁忌是为他们实行的，在这些日子摒除有实用的劳动也是为他们的荣誉设想；因此，在经济理论上，显然应当把宗教节日看成是为他们执行代理有闲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执行的宗教性代理有闲的特征是，相当严格地禁忌一切对人类有用的活动。逢到斋戒的日子，不但对生利事业以及足以（在物质上）促进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应当严格回避，而且更进一步，对有助于消费者生活上的享受和充实的一类消费，也应当加以硬性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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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顺带提到一点，那些非宗教性的节日也出于同一来源，不过在性质上略为间接些。它是从真正的宗教节日逐渐转化而来的。节日所纪念的首先是神，以后渐渐推广到了带几分神圣化的帝王和伟人，他们的半神圣性的诞辰也成了群众的节期，随后又推广到了一些重大事件或突出的事迹，人们认为对这些事件或事迹也应当表示推崇，加以纪念，使其盛名得以永垂不朽。这种以代理有闲作为增加某一现象或某一事迹的荣誉的手段，在使用上离开原意更远一步的演进，在最近似乎达到了极点。有些社会，特为把执行代理有闲的某一个日子规定为劳动节。这种措施的用意是，借助于强制停止生产劳动的那种古老的、掠夺的方式，来为劳动这一活动增加光彩。脱离劳动是金钱力量的表现；由于这样的措施，一般劳动也染上了金钱色彩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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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节日和一般节日，在性质上是向一般人民征收的一种献礼。献礼是用代理有闲来提供的，节日是为了某个人或某一事件的荣誉而制定的，因此由这类献礼产生的光荣效果是应当归之于所纪念的那个人或那件事的。这样一点点的代理有闲，是超自然有闲阶级的一切成员的一种慰劳品，对他们的荣誉说来，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位圣徒而得不到一点供养，是一个真正倒霉的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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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由在俗的一般人士执行这种少量的代理有闲以外，属于特殊阶级的人士——等级高低不同的教士和献身于神的奴隶，是要把全部时间贡献于这类服役的。教士阶级不但应当戒绝一切世俗劳动，尤其是那些有利可图的、对人类的今世幸福有所贡献的活动；而且应当执行更进一步的清规戒律，诸如禁止在甚至不致牵涉生产工作的情况下追求尘世利得。作为一个教士而追求物质利益或关怀俗务，是跟上帝的一个奴仆的身份不相称的，或者说得更清楚些，是跟他所侍奉的那位上帝的尊严不相称的。“一个人披着教士的外衣，而关心的却是他自己的名利，那是一切可耻行为中之最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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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动作和行为是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充实的，有些是对神人同形同性的神的荣誉有贡献的，一个对有关宗教信仰的事物的爱好有修养的人，不难在这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綫；在典型的未开化体系下，教士阶级的活动是应当完全局限于上述的后一类的。属于经济范围的一切，在一个德行极高的教士的眼中，都是不值一顾的。有些情况好像是这一规律的例外，如某些中世纪教团的成员努力于某些具有实用性的工作，但这一事实实际上并没有破坏这一规律。这些在性质上远离中心的教团的成员，并不能算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教士。另有一点值得注意，这类其教士纯洁性值得怀疑的教团，由于暗中鼓励其成员从事于谋生活动，违犯了它们所处的社会的礼俗，因此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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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是不应当染指于机械生产工作的，但是应当放开手来消费。不过必须指出，他应当采取的消费方式，并非显然有利于他自己的享受或有利于本身生活的充实的那一种，而是与有关代理消费的一些通则相符合那一种，这类通则在前面的一章里已经有所说明。作为一个教士而吃得肥肥胖胖，满面孔喜气洋洋，一般是要被看作有失体统的。那些比较严肃的教派当中有许多，对教士这个阶级执行代理消费严格到那样的地步，甚至实行禁欲，要求清苦修行。甚至在现代工业社会，在教义的最新结构下组织起来的那些现代教派，也认为对一切人世享乐不能看得太淡并公然表示高度热情，这是与正派的教士生活不相宜的。这些—上帝的仆人，如果在某一点上使人感到，其生活目的不是一心宣扬上帝的光荣而是满足自己的私图，就要使人非常不愉快，被看作是一个根本的、绝对的错误。这些人虽然属于奴仆阶级，可是他们的主人是至高无上的，借了这个光，他们就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消费是代理消费；由于在进步的教派中，他们的主人在物质利益上是一无所需的，因此他们的职务是道地的代理有闲。“不管你吃也好，喝也好，不管你做些什么，一切都是为了主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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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层，在俗的人也可以认为是神的奴仆，单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同教士并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就附有了在这个限度内的代理性。这个推论的应用范围是有些广泛的。最适于应用这一推论的是，宗教生活中那些态度比较严肃认真或比较地带有禁欲主义倾向的改革或革新运动，这类运动的参加者认为人类是在其所信奉的神的直接奴役下生存的。这就是说，在教士制度渐归失效，或者关于人世生活中神力无所不在的那种感觉特别活跃的时候，一般普通在俗的人被看成是处于神的直接奴仆的地位，其生活应当是为了提高其主人的荣誉而执行代理有闲的生活。在这样的复归情况下，人们同神的关系回到直接奴役关系，并以此为信仰态度中的主要因素。因此，这时人们着重的是一种严肃的、苦恼的代理有闲，是对明显浪费的忽视，以此作为博得恩宠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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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宗教生活方式的这类叙述是否完全正确，或将发生疑问，因为现代的教士生活有很大一个部分，在许多具体情况上与这里所说的不同。有些教派的教士，其信仰或奉行的仪式与旧有的方式已经有了若干程度的分歧，因此这里所说的对这类教士不能适用。这类教士至少在表面的或无拘束的情况下，是考虑到一般在俗的人以及他们自己的尘世福利的。他们在家庭内，甚至往往在大庭广众之前表现的生活方式，不论就其表面上的严肃还是就其使用设备方面的古老作风来说，与世俗中人并没有什么极端明显的区别。离开中心最远的那些教派的情况更是如此。对这类反对意见我们要指出一点，这类反对意见所涉及的并不是宗教生活理论有了矛盾，而是这部分教士的行为未能符合规格。这类教士在全体教士中，只是部分的而且是有缺点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宗教生活方式决不能看作是适当的和正规的表现。我们可以把属于这类教派的教士看作是性质驳杂不纯的，或者是处于转化或改造过程中的。教士中这一非正规部分所属的组织，在其宗旨中除了万物有灵和身份观念这类因素外，还不稳定地存在着别的因素，因此，可以料想得到，这类教士在宗教职务上表现的一些特征必然是不纯净的，必然有一些异调的动机和传统混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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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士为了不受到非难，应当做哪些，不应当做哪些，这可以直接取决于在宗教规范方面有训练、有辨别力的任何个人的爱好，也可以取决于任何社会中惯于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思考、批评的那部分人的一般见解。即使是极度流俗化的教派，对于宗教的生活方式和教外的生活方式应当如何加以区别，也总有些意见。如果属于某教派的教士中有些成员脱离了传统习惯，举止行动与服饰不够严肃，不够古朴，没有一个相当敏感的人会不觉察到，他们已越出了教士的正规生活范围。以可容许的放任限度而言，对在职的教士总要比对普通的教外人士严格得多，大概没有一个社会或属于西方文化范围的教派不是这样的。如果教士本人在宗教礼法上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业经设定的这样一个限度，一般说来，社会上关于宗教礼法的流行观念将发生强制作用，使他不得不俯就范围，否则他将难以保持自己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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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可以附带提到一点，任何教士团体中的任何成员，很少为自己的利益而公然申请增加薪给；假使作为一个教士而竟然有了这样的公开表示，他的同道中人将感到这是一个违礼举动而极度不快。又如，假使在庄严的讲道坛上出现了开玩笑的情况，那末，除了原来对宗教抱着讥讽态度的人和真正下愚的人以外，大概没有一个人不会本能地感到痛心；假使一位牧师在其生活中的任何方面露出了轻佻浮滑的形迹，那末除非这类表现显然是属于戏剧性一类、无伤大雅者，大概是不会不受到鄙薄的。在圣所中，在教士职务中，用语应当有所选择，有关实际的日常生活的话头越少越好，涉及现代工商业的一类语汇也应当留心避免。同样，一个说教者对生产问题以及其他纯粹人事问题作出详尽的分析，谈得津津有味，是最不雅相的，是极容易触犯人们的宗教礼俗观点的。一个有教养的教士对于涉及尘世幸福的问题，只能作泛泛的讨论，遵守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作过于深入的研讨，是宗教礼法所不允许的。这类问题属于人事和世俗范围，谈话者处理这类问题时，应当带有一定程度的浮泛和淡远的态度，借以暗示，谈话者是代表他的那位神圣的主人发言的，而那位主人对这类俗务的态度至多只是默默地承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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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注意到，这里谈论的教士是属于一些非正规教派的，这些非正规教派自身的生活符合典型的宗教生活的程度，是彼此参差不一的。一般地说，在这方面相差得最远的是那些比较新兴的教派，尤其是那些以中下层阶级为主要成分的较新的教派。这些教派的动机往往不是单纯的，其中大量地混有人道主义的、博爱的或其他不能列入宗教表现项下的动机，例如，这类组织的成员对求知识、寻欢乐等等还往往有极大兴趣。这类非正规的或别派的运动，往往含有种种不纯的动机，其中有些是与教士任务所依据的身份观念相抵触的。有时候，这种动机在很大程度上简直和身份制度根本相反。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士制度已经逐渐变质，受到破坏，至少已经部分受到破坏。这样一种组织的代言人，一开始只是这个组织的仆人或代表人，而不是某一教士阶级中的一个成员，也不是一位神性的主人的代言人。只是通过了一连好几代的逐渐专业化的过程，这样的代言人才回到了教士地位，才正式获得了宗教上的职权，他的生活才同那种严肃的、古老的、代理性的生活方式相符合。教会仪式，在这样的转变以后由破坏而复原时，其情况也相仿佛。当人类的宗教礼法观念，仍然回到了以有关对超自然的兴趣这类问题为主时，教士的任务、宗教生活的方式以及宗教仪式的规格，也逐渐地、不知不觉地恢复旧观，不过在细节上多少不免有些出入。还有一个附带的现象，这样的组织在财力上有了增进以后，就会染上更多的有闲阶级观点和这个阶级的思想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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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士阶级之上（按上升的宗教阶级系统排比），一般还存在着一个超人类的代理有闲阶级，如圣徒、天使等等——或者是属于异教的同等神类。这类神圣还以精密的身份制为依据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身份原则是贯串在属于尘世的以及属于灵界的整个宗教系统中的。宗教系统中属于超自然的那几个阶级的成员，为了他们的荣誉，一般也需要代理消费和代理有闲方面的一定程度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在他们以下的那些次一级的成员，作为侍从者或从属者，应当为他们执行代理有闲，其情况正与上面一章所说的族长制下的寄生有闲阶级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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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谈的关于宗教信仰及其所含有的一些气质上的特点或对商品和劳务的消费，同现代社会的有闲阶级有什么关系，又同以这一阶级为代表的现代生活方式下的经济动机有什么关系；关于这一点，如果不经过思考好像有些难以索解。因此，将与这一关系情况有关的某些事实作一简要陈述，应当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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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曾提到，就现代集体生活目的说来，尤其是涉及现代社会的生产效能时，那类属于宗教气质的一些特征，实在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助力。还应当看到，现代工业生活，足以促使直接从事工业操作的那些阶级，将这类性格特征有选择地排出精神结构。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在属于所谓实际工业界的那些成员中，宗教的信心已经在衰退，或者是已经处于渐趋消失的状态。同时也可以看到，不作为一个工业因素、直接或全面投入社会的生活过程的那些阶级，情形就有些不同，在那些阶级中，上述索性或习性显然活跃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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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后一类阶级，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是依靠工业操作而生存，而不是生存在工业操作之中的。这些阶级大体上有两个类型：（1）正式有闲阶级，是有所荫蔽，受不到经济形势的压迫的，（2）贫困阶级，包括下层阶级中的懒汉，是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面对这种压力的。就前一阶级的情况来说，那类古老的性格特征依然存在，因为没有强大的经济压力迫使这个阶级的思想习惯与变化的形势相适应，而后一类阶级之所以没有能随工业效能的变化了的要求而调整其思想习惯，是由于这一类阶级的成员营养不良，缺乏灵活地调整思想习惯所需要的那份剩余精力，同时也是由于他们缺乏取得和养成现代观点的机会。在这两类阶级中，淘汰过程差不多是按同一方向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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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工业生活所养成的观点，事物现象是习惯地被归纳于机械演进的量的关系当中的。而贫困阶级的成员，不但缺乏那末一点点必要的余闲来从容吸收这个观点所涉及的比较近代的科学概念并与之相习而同化，而且他们还往往处于对财力占优势的人的依附或从属地位，这就在实际上使他们无法从身份制下所固有的一些思想习惯中获得解放。结果这类阶级就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某些一般习性，这类习性的主要表现是强烈的个人身份观念，而宗教信仰就是这类观念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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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属于欧洲文化的比较古老的国家里，只要存在着一个广大的、刻苦耐劳的中产阶级，传统的有闲阶级和穷苦的人民大众的信教热忱就要比这个中产阶级高得多。但是有些国家，其全部人口实际上就是由上述性格偏于保守的两类人组成的。当这两个阶级占着压倒优势，它们的性格倾向已发展成为人民的普遍习性，而微弱的中产阶级在性格上任何可能有的分歧已完全被抑制时，笃信宗教的态度将有力地贯串于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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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的意思井不是说，这种宗教心格外热烈的社会或阶级，其信仰态度必然与我们所熟悉的这一或那一宗教信条的任何道德准则在细节上高度吻合。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一定含有严格遵守摩西十诫或习惯法的禁令这样的意义。实际上这已差不多成为研究欧洲社会罪犯生活的人们的常谈，即那些罪犯和放荡分子如果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之处，这个不同就是这类人的宗教心比较强烈，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比较明显。只在财力处于中等地位和守法观点比较强的那类人中，才能看到宗教心比较淡薄的迹象。那些极度重视高级的教义和教派的优点的人，对于这里所说的一切看来是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下层中懒汉们的信仰态度只能看作是假性的，或者至多只是一种迷信。这个说法当然没有错，而且是切中事理的。但是，就这里的讨论目的来说，问题不在于这一点，这些在经济学、心理学范围以外的差别，不论就其本身意义来说如何凿凿可据，在这里不得不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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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些牧师发出怨言，说教会已经渐渐失去了技术工人阶级方面的同情，对这个阶级已经失去了约束力量；这里反映了一个阶级从宗教信仰习性中解脱出来的实际情况。同时一般还认为通常称作中产阶级的那个部分，尤其是其中的成年男子，对教会的拥护热忱也在衰退中。这些都是一般所不否认的现象，关于这些方面只须简单地提一提，似乎已经足以充分证实这里所提示的一般论点。对教会中普通会众或成员的一般表现存在着这样的埋怨情绪，这一点或者已经足以使这里提出的论点具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在现代比较发达的工业社会，其精神态度既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对事态演变的经过以及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力量加以比较详细的分析，也还是必要的。由此可以说明，经济力量对人们的思想习惯与宗教相分离这一点发挥作用的情况。关于这一点，美国社会应当可以作为格外足以使人信服的一个例证；因为，以任何同等重要的工业集团来说，这个社会在外界环境方面受到的拘束是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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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偶尔脱离常态的例外现象在所不免以外，这个国家目前在宗教方面的一般情况，可以简单扼要地说一说。在这个国家，一般地说，一切经济效能或智力较差或两者都较差的阶级，其宗教信仰倾向特别显著——如南部各州的黑人，下层阶级外来人民中的很大部分，乡村人民中的大部分，尤其是教育、工业发展比较落后或者同国内其他地区在工业上的接触比较少的那些地区。此外还有一个特殊化的或遗传的贫困阶级，或者是处于隔离状态的罪犯或邪恶分子，这类人也具有上述倾向；虽然，以后一类而言，他们的宗教性所表现的形态，很容易流为对命运和对黄教（shamanism）『黄教，是以信仰灵魂以及与灵魂有交接的可能性为基础的一种宗教，流行于亚洲北部、中部、美洲、非洲等处。——译者』式的功效的一种天真的万物有灵信念，而不一定正式依、附于任何众所公认的教派。另一方面，大家知道，技工阶级对于种种已有的神人同形同性教义以及一切宗教信仰，一般总是很疏远的。这个阶级是在格外显著的情况下，直接处于现代有组织工业所特有的智力和精神的压力之下的；这种压力所要求的是，对非个人性质的、事实的演进过程中的真实现象作不断的认识，对因果律作无条件的适应。同时，这个阶级既不至于衣食不周，也不至于疲劳过度到那样的地步，以致毫无余力从事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精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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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下层的或有疑问的有闲阶级——一般称为中产阶级——的情况有些特殊。这个阶级在宗教生活方面跟它在欧洲的同类阶级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别只是程度或方式上的差别，而不是实质上的差别。教会方面仍然能获得这个阶级在金钱上的支持；虽然，这个阶级所最易于接受的教义，在神人同形同性内容方面却是比较贫乏的。同时还有一个现象（也许还不十分明显）：在许多场合，由这个阶级所组成的会众，实际上越来越以妇女与未成年者为主。中产阶级的成年男子显然缺乏宗教热忱，不过他们对于公认的教义是有深切渊源的，因此对于教义的纲要，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持有一种相当愉快的同情和赞可态度。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与工业操作的接触是相当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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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信仰上所以会发生这种奇特的性的分化，所以会将宗教信仰这一任务委托给妇女和儿童，至少部分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中产阶级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是（代理性的）有闲阶级。下层技工阶级的妇女也是这样，不过比较不显著。她们是生活在由早期生产发展阶段遗留下来的身份制之下的，因此保留着一种心情和思想习惯，从而使她们有了应用古老的观点来看一般事物的倾向。工业操作坚决地倾向于破除那些对现代工业目的说来已经陈腐无用的思想习惯，而她们与工业操作却并没有直接的有机关系。这就是说，文明社会中的妇女，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而形成了一种守旧性，她们特有的信仰态度就是这种守旧性的显著表现。对现代男性说来，族长制下的身份关系并不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特征；但妇女的情况不同，尤其是属于上层中产阶级的妇女，是被旧习惯和经济环境局限在“家庭领域”以内的，因此对她们说来，这种身份关系是最真切的、最现实的生活因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习性，这种习性适宜于宗教信仰，也适宜于以个人身份为依据来解释的一般生活事态。在妇女的日常家庭生活中：对事物的推究和推究的过程，转入了超自然领域；于是她们所视为当然并感到满足的一系列观念，对男子们说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隔膜的，是觉得有些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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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级的男子也并不是没有信仰观念的，虽然其观念的表现形态，大都不是那种积极的、热情横溢的形态。以上层中产阶级的男子与技术工人阶级的男子相对照，前者对宗教信仰大都抱有一种比较自得的态度。这也许部分可以这样来解释，以前一阶级与后者相对照，其男子所处的情况未尝不与女子所处的相类，不过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新形势下有所荫蔽的一个阶级，而且在其夫妇生活中，在使用仆役的习惯中，家长的身份关系依然存在，这一点或者也足以使他们保持古老的习性，在其思想习惯与宗教分离的变化过程中，这一点或者会发生一种阻碍的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男子和经济社会的关系一般是相当密切而不容躲闪的，虽然，作为一个补充，还应当提到，他们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也带有族长制的和准掠夺的性质。在这一个阶级中有荣誉的、而且与这一阶级的思想习惯的形成极有关系的那类职业，是金钱职业；这一点在上面一章的相类论题下已经提到。在这类职业中，有关强迫命令和强制服从的地方很多，有关仿佛有类于掠夺性欺诈的狡猾作风的地方也不少。所有这些都是属于掠夺的未开化的生活阶段的，而宗教信仰心情对这样的生活状态是最习惯的。此外还有一点，为了荣誉上的理由。宗教信仰也投合这个阶级的心意。关于信仰上的这一动机值得单独讨论，这将在下面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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