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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曾提到,就现代集体生活目的说来,尤其是涉及现代社会的生产效能时,那类属于宗教气质的一些特征,实在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助力。还应当看到,现代工业生活,足以促使直接从事工业操作的那些阶级,将这类性格特征有选择地排出精神结构。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在属于所谓实际工业界的那些成员中,宗教的信心已经在衰退,或者是已经处于渐趋消失的状态。同时也可以看到,不作为一个工业因素、直接或全面投入社会的生活过程的那些阶级,情形就有些不同,在那些阶级中,上述索性或习性显然活跃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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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后一类阶级,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是依靠工业操作而生存,而不是生存在工业操作之中的。这些阶级大体上有两个类型:(1)正式有闲阶级,是有所荫蔽,受不到经济形势的压迫的,(2)贫困阶级,包括下层阶级中的懒汉,是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面对这种压力的。就前一阶级的情况来说,那类古老的性格特征依然存在,因为没有强大的经济压力迫使这个阶级的思想习惯与变化的形势相适应,而后一类阶级之所以没有能随工业效能的变化了的要求而调整其思想习惯,是由于这一类阶级的成员营养不良,缺乏灵活地调整思想习惯所需要的那份剩余精力,同时也是由于他们缺乏取得和养成现代观点的机会。在这两类阶级中,淘汰过程差不多是按同一方向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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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工业生活所养成的观点,事物现象是习惯地被归纳于机械演进的量的关系当中的。而贫困阶级的成员,不但缺乏那末一点点必要的余闲来从容吸收这个观点所涉及的比较近代的科学概念并与之相习而同化,而且他们还往往处于对财力占优势的人的依附或从属地位,这就在实际上使他们无法从身份制下所固有的一些思想习惯中获得解放。结果这类阶级就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某些一般习性,这类习性的主要表现是强烈的个人身份观念,而宗教信仰就是这类观念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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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属于欧洲文化的比较古老的国家里,只要存在着一个广大的、刻苦耐劳的中产阶级,传统的有闲阶级和穷苦的人民大众的信教热忱就要比这个中产阶级高得多。但是有些国家,其全部人口实际上就是由上述性格偏于保守的两类人组成的。当这两个阶级占着压倒优势,它们的性格倾向已发展成为人民的普遍习性,而微弱的中产阶级在性格上任何可能有的分歧已完全被抑制时,笃信宗教的态度将有力地贯串于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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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的意思井不是说,这种宗教心格外热烈的社会或阶级,其信仰态度必然与我们所熟悉的这一或那一宗教信条的任何道德准则在细节上高度吻合。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一定含有严格遵守摩西十诫或习惯法的禁令这样的意义。实际上这已差不多成为研究欧洲社会罪犯生活的人们的常谈,即那些罪犯和放荡分子如果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之处,这个不同就是这类人的宗教心比较强烈,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比较明显。只在财力处于中等地位和守法观点比较强的那类人中,才能看到宗教心比较淡薄的迹象。那些极度重视高级的教义和教派的优点的人,对于这里所说的一切看来是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下层中懒汉们的信仰态度只能看作是假性的,或者至多只是一种迷信。这个说法当然没有错,而且是切中事理的。但是,就这里的讨论目的来说,问题不在于这一点,这些在经济学、心理学范围以外的差别,不论就其本身意义来说如何凿凿可据,在这里不得不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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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些牧师发出怨言,说教会已经渐渐失去了技术工人阶级方面的同情,对这个阶级已经失去了约束力量;这里反映了一个阶级从宗教信仰习性中解脱出来的实际情况。同时一般还认为通常称作中产阶级的那个部分,尤其是其中的成年男子,对教会的拥护热忱也在衰退中。这些都是一般所不否认的现象,关于这些方面只须简单地提一提,似乎已经足以充分证实这里所提示的一般论点。对教会中普通会众或成员的一般表现存在着这样的埋怨情绪,这一点或者已经足以使这里提出的论点具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在现代比较发达的工业社会,其精神态度既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对事态演变的经过以及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力量加以比较详细的分析,也还是必要的。由此可以说明,经济力量对人们的思想习惯与宗教相分离这一点发挥作用的情况。关于这一点,美国社会应当可以作为格外足以使人信服的一个例证;因为,以任何同等重要的工业集团来说,这个社会在外界环境方面受到的拘束是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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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偶尔脱离常态的例外现象在所不免以外,这个国家目前在宗教方面的一般情况,可以简单扼要地说一说。在这个国家,一般地说,一切经济效能或智力较差或两者都较差的阶级,其宗教信仰倾向特别显著——如南部各州的黑人,下层阶级外来人民中的很大部分,乡村人民中的大部分,尤其是教育、工业发展比较落后或者同国内其他地区在工业上的接触比较少的那些地区。此外还有一个特殊化的或遗传的贫困阶级,或者是处于隔离状态的罪犯或邪恶分子,这类人也具有上述倾向;虽然,以后一类而言,他们的宗教性所表现的形态,很容易流为对命运和对黄教(shamanism)『黄教,是以信仰灵魂以及与灵魂有交接的可能性为基础的一种宗教,流行于亚洲北部、中部、美洲、非洲等处。——译者』式的功效的一种天真的万物有灵信念,而不一定正式依、附于任何众所公认的教派。另一方面,大家知道,技工阶级对于种种已有的神人同形同性教义以及一切宗教信仰,一般总是很疏远的。这个阶级是在格外显著的情况下,直接处于现代有组织工业所特有的智力和精神的压力之下的;这种压力所要求的是,对非个人性质的、事实的演进过程中的真实现象作不断的认识,对因果律作无条件的适应。同时,这个阶级既不至于衣食不周,也不至于疲劳过度到那样的地步,以致毫无余力从事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精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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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下层的或有疑问的有闲阶级——一般称为中产阶级——的情况有些特殊。这个阶级在宗教生活方面跟它在欧洲的同类阶级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别只是程度或方式上的差别,而不是实质上的差别。教会方面仍然能获得这个阶级在金钱上的支持;虽然,这个阶级所最易于接受的教义,在神人同形同性内容方面却是比较贫乏的。同时还有一个现象(也许还不十分明显):在许多场合,由这个阶级所组成的会众,实际上越来越以妇女与未成年者为主。中产阶级的成年男子显然缺乏宗教热忱,不过他们对于公认的教义是有深切渊源的,因此对于教义的纲要,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持有一种相当愉快的同情和赞可态度。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与工业操作的接触是相当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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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信仰上所以会发生这种奇特的性的分化,所以会将宗教信仰这一任务委托给妇女和儿童,至少部分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中产阶级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是(代理性的)有闲阶级。下层技工阶级的妇女也是这样,不过比较不显著。她们是生活在由早期生产发展阶段遗留下来的身份制之下的,因此保留着一种心情和思想习惯,从而使她们有了应用古老的观点来看一般事物的倾向。工业操作坚决地倾向于破除那些对现代工业目的说来已经陈腐无用的思想习惯,而她们与工业操作却并没有直接的有机关系。这就是说,文明社会中的妇女,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而形成了一种守旧性,她们特有的信仰态度就是这种守旧性的显著表现。对现代男性说来,族长制下的身份关系并不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特征;但妇女的情况不同,尤其是属于上层中产阶级的妇女,是被旧习惯和经济环境局限在“家庭领域”以内的,因此对她们说来,这种身份关系是最真切的、最现实的生活因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习性,这种习性适宜于宗教信仰,也适宜于以个人身份为依据来解释的一般生活事态。在妇女的日常家庭生活中:对事物的推究和推究的过程,转入了超自然领域;于是她们所视为当然并感到满足的一系列观念,对男子们说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隔膜的,是觉得有些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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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级的男子也并不是没有信仰观念的,虽然其观念的表现形态,大都不是那种积极的、热情横溢的形态。以上层中产阶级的男子与技术工人阶级的男子相对照,前者对宗教信仰大都抱有一种比较自得的态度。这也许部分可以这样来解释,以前一阶级与后者相对照,其男子所处的情况未尝不与女子所处的相类,不过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新形势下有所荫蔽的一个阶级,而且在其夫妇生活中,在使用仆役的习惯中,家长的身份关系依然存在,这一点或者也足以使他们保持古老的习性,在其思想习惯与宗教分离的变化过程中,这一点或者会发生一种阻碍的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男子和经济社会的关系一般是相当密切而不容躲闪的,虽然,作为一个补充,还应当提到,他们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也带有族长制的和准掠夺的性质。在这一个阶级中有荣誉的、而且与这一阶级的思想习惯的形成极有关系的那类职业,是金钱职业;这一点在上面一章的相类论题下已经提到。在这类职业中,有关强迫命令和强制服从的地方很多,有关仿佛有类于掠夺性欺诈的狡猾作风的地方也不少。所有这些都是属于掠夺的未开化的生活阶段的,而宗教信仰心情对这样的生活状态是最习惯的。此外还有一点,为了荣誉上的理由。宗教信仰也投合这个阶级的心意。关于信仰上的这一动机值得单独讨论,这将在下面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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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社会,除了南部各州以外,并不存在任何有势力的传统的有闲阶级。在南部的这一阶级是有些热中于宗教信仰的,这一点比国内其他地区金钱地位相等的任何阶级表现得更为显著。还有一个周知的事实,南部的人们所信奉的教派,同北部的他们的同等人物所信奉的比起来是较旧式的。南部的宗教生活比较地饶有古风,与这一现象相应的是,其地在工业发展上也比较落后。南部在目前、尤其是到最近为止这一段期间的工业组织同美国全国的一般情况比起来,在性质上是比较古旧的。其地的机械装备不多,而且很简陋,其生产情况与手工业比较相近,统治与服从关系的存在也比较明显。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由于那个地区特有的经济环境,其地的人民,不论是白人或黑人,对宗教的信奉具有较高的热忱,这一点是同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难免要使人想到未开化阶段的工业发展状态。那些饶有旧时代作风的恶习,如酗酒、口角、决斗、赌博、斗鸡、赛马、男性的纵欲(黑白混血儿的众多,就是一个明证)等等,在那个地区都比别的地区更为风行,受到的责难也比较少。在那里荣誉观念也比较活跃;这是运动比赛习性的一种表现,是导源于掠夺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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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部的较富裕阶级、也就是美国真正的有闲阶级来说,则很难说是抱有传统的宗教信仰态度的。这个阶级新近才成长起来,存在的时期过于短促,在宗教方面还没有来得及拥有完整的遗传习性,甚至本国特有的传统信仰方式也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形成。但是顺便可以注意到,在这个阶级中仍然有一种对已有教派中的某一派表示信从的明显倾向,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而且有时候也显然是有些诚意的。还有一点,这个阶级的人们逢到了婚丧大事或类似的隆重典礼,总喜欢着重地使用些宗教仪式,以增进庄严气氛。这种对某一教派的信从,也许是对宗教素性的一种复归倾向,也许是出于一种“拟态”作用,其目的是在于对得自外来观念的荣誉准则作外表上的同化;至于在这两者之间究竟以偏于哪一方的为多,是无法断言的。这里似乎存在着——些真正的宗教习性成分——尤其是从上层阶级所信奉的教派在仪式上的有些特殊的发展情况来推断。在上层阶级的信徒中可以看到一种倾向,他们所喜欢加入的那类教派,比较地着重仪式和仪式中徒壮观瞻的附属设备。以上层阶级会员为主的那些教堂都有这样一种倾向:着重仪式,牺牲宗教仪式和设备项下所包含的智力特征。就是在仪式和设备方面发展较差的那些教派所属的教堂,情况也是这样。所以在仪式成分上会有这种特殊发展,部分无疑是由于对属于明显浪费性的那类壮丽场面的偏爱,部分也未尝不能由此说明,信徒们是存有一些虔诚态度的。上述后一点若果可信,则这一点所表现的是宗教习性的比较古老的形式。当社会还处于比较原始的文化阶段,还很少智力上的发展时,在这样的社会里总可以看到在宗教信仰方面特别着重壮丽的外观的迹象。这是未开化文化的一个格外显著的特征。在宗教信仰中,这种通过官能接触、直接诉之于感情的现象,在那个时候是相当普遍的。在今天上层阶级的教派中,要回到这种质朴的、感情的诱导方式的倾向,也显然可见。在信从者以下层有闲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主的那些教派中,这类现象也未尝不能看到,不过没有那样显著。关于宗教仪节上的复古表现是形形色色的,如富丽场面的着重,如彩色灯光、乐队、香料以及各种表号的大量使用,又如从进场和退场时的列队歌颂以及礼拜时跪拜起伏等的变化动作中,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对于神圣舞蹈之类的古老仪式的一种初步复归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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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仪式中考究场面富丽的复归倾向并不只是限于上层阶级教派,不过在这一点上作出最好的榜样并予以最高度重视的,是在金钱上和社会地位上处于较高水平的那些阶级。社会中的那些下层阶级部分,如南部的黑人和落后的外来分子,他们所信奉的教派,对于外表仪式、象征表示以及富丽场面,当然也有高度重视的倾向;从这些阶级的前身及其所处的文化水平来看,这种情况是可以逆料的。就这些阶级说来,偏重仪节和神人同形同性信念的盛行,主要并不是对古老习性的复归,而是从过去直到现在的不断发展。但是关于教会仪式的使用以及有关宗教的一些特征,在发展方向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社会早期流行的一些教派,在仪式和道具的使用方面,开始时是主张严肃、朴素的;但是大家都晓得,到了后来,这些教派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许多它们过去所拒绝的徒壮外观的措施。大致说来,这方面的发展是同信徒们财富的增长与生活的改善齐头并进的,那些在财富和荣誉上攀登到最高峰的阶级,在这方面有最高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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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宗教信仰在金钱上分层次的原因,在上面谈到思想习惯的阶级差别时,已经在大体上指出。宗教信仰上的阶级差别,只是一般现象中的一个特有表现。关于下层中产阶级信心的松懈——或者可以把它笼统地说成是这一阶级宗教心的缺乏——这一现象,表现得最明显的是从事机械工业的城市人民。就现在的一般情况来说,在职业相近于工程师或机械师的那类人物中,已经不再能看到完全无缺的宗教心。这类机械业务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事实。早期的手工业者所适应的生产目的同机械工人现在所适应的,在性质上相类,但前者对于宗教信仰方面的陶熔,却不像后者那样倔强不服。自从现代工业的操作方式流行以来,从事工业各部门工作的人们,在其智力锻炼之下,思想习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机械师一类人在其日常工作中所受到的锻炼,对于他们思考日常工作范围以外的事物的方法和标准也发生了深刻影响。人们一旦与高度组织的和高度非个人性质的现代工业操作水乳交融,那类万物有灵的思想习惯就要被打乱。工人的任务已经越来越集中在对一系列机械的、无情感作用的相续关系进行考察和管理这一点上。只要在操作过程中个人是主要的、独特的原动力,只要在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难以否认的特点是手工业者个人的技巧和力量则凭个人动机和习性来理解事物现象的习惯,就不会受到不断的、严重的破坏而趋于消失。但是在近来发展的工业操作下,工业操作所凭以进行的原动力和设计,是不具人格的、非个人性质的,这时在工人意念中通常存在的概念的依据,以及他通常理解事物现象的观点,乃是对事实的相续关系的强制认识。这时就工人的宗教生活来说,其由此发生的结果是,倾向于没有敬神观念的怀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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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虔诚的信心是在比较古老的文化下获得最高度发展的。这里当然只是在神人同形同性信念的意义上使用“虔诚的信心”这个词的,其间并不含有牵涉到宗教信仰以外的那类特有的精神态度的任何意义。还可以看到,这种虔诚的信心足以表示人类性格的一个类型,与这种性格比较适应的是掠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近代发展的比较调和、比较有组织的工业的生活方式。这种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身份——统治与服从关系——这个古老的惯有观念的表现,因此与掠夺文化和准和平文化下的生产结构相适应,与现代生产结构则不相适应。还有一层,在现代社会中,有些阶级的日常生活跟工业的机械操作隔得最远,因此不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就是在别的方面也是最保守的,在这类阶级中,这种性格就能够极度顽强地持续存在;而有些阶级是经常直接接触现代工业操作的,因此其思想习惯是处于工艺上的要求的拘束力支配之下的,对这些阶级说来,那种对现象的万物有灵解释以及开展宗教信仰活动所依据的个人身份关系,都在衰退和熄灭中。还可以看到一点——也是同这里的研究格外有关的一点——现代社会中有些阶级,在财富和有闲这两个方面有极为显著的增进,就这些阶级说来,宗教信仰习性在范围方面和精炼程度上都在不断进展中。在这里正同在别的关系上一样,有闲阶级制度的作用是,对古老的人类性格,以及社会在其近期的生产发展中要加以排斥的那些古老的文化因素,加以保持,甚至使之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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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第十三章 非歧视性利益的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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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要求的压迫和身份制的衰退,神人同形同性教派以及属于这类教派的宗教信仰礼俗,有越来越大的一个部分,随着时间的进展而不断地趋于崩解。在崩解的进程中,渐渐地有某些别的动机和冲动同信仰态度搀杂在一起,这些动机和冲动并不一定源自神人同形同性信念,也不是起源于个人服从习性。这些在后期信仰生活中同信仰习性混合在一起的附属冲动,并不都是与信仰态度或对现象演进中的神人同形同性信念的理解相顺应的。它们的来源不同,它们对信教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影响也不是属于同一方向的。它们在多方面侵犯了个人服从或代理性生活的基本规范,而经过根究可以发现,作为后者的实际基础的乃是宗教礼俗与教会及教士制度。由于这些相异动机的存在,社会的与工业的身份制逐渐崩解,个人服从准则失去了得自不断的传统的支持。外来的习性和倾向侵入了这个准则所占有的活动领域,于是不久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教会和教士结构被部分地转用于别的目的,而这类使用目的与过去教士制度全盛时代的宗教生活旨趣,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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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影响到后期发展中的信仰方式的相异动机,其中可以提一提的是仁爱和亲睦,或者是欢乐,或者说得更广泛些,是人类团结与同情观念的各种表现。这里还可以提到一点,有些人对于宗教结构的实质可能已经准备放弃;由于有了这类外来的使用方式,宗教结构,即使对这些人说来,也得以在名义上和形式上持续存在。动机中还有一个更加特殊、更加普及的,足以在形式上支持宗教生活方式的相异因素,那就是不带有虔诚意味的对环境的美的调和观念,在神人同形同性概念的内容消失以后,这一观念就作为近代信仰行为中的一个残余而存在。这一观念由于与服从动机相混合,对教士制度的维持很有帮助。美的调和这一观念或冲动根本不是属于经济性的,但是在工业发展的后一阶段,对个人经济目的上的性格的形成,却有很大的间接影响。它在这方面最显著的影响是,使相当显著的自私倾向得以减轻,上述倾向是从处于早期的、比较有权能的状态的身份制传统遗留下来的。因此,美的调和这一观念的经济意义是它对宗教信仰观念起着阻碍作用。前一观念,通过消除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对立,足以减轻——即使不是消除——自私倾向,而后一观念,由于它是个人统治与服从观念的表现,则足以加强这种对立,从而坚决主张个人利益与人类生活的整体利益之间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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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生活中的这种非歧视性残余——对环境或对一般生活过程的和谐观念——以及仁爱或友情冲动,足以普遍形成人们在经济目的上的思想习惯。但是所有这类习性的作用,都是有些模糊的,其所发生的效果是难以详细根究的。不过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所有这类动机或倾向的作用,同已经谈到的有闲阶级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都是不相容的。有闲阶级制度以及在文化发展中与之交织在一起的神人同形同性教派的基础,是歧视性对比习性;而这一习性同这里所谈的一类性格倾向是不调和的。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实际准则是,在时间与物质上的明显浪费和脱离工业操作;而这里所提到的一类性格倾向,就其经济的一面来说,所坚决反对的是浪费和不求实际的生活方式,对于生活过程,不论在经济方面,或是在它的任何别的方面和状态下,都存有参加或与之同化的愿望。很明显,这类性格倾向,以及当环境有利于它们的表现时或者是它们居于优势地位时所造成的生活习惯,是同有闲阶级的生活习惯背道而驰的;但不够明显的是,在有闲阶级结构下的生活,从它的后期发展来看,是否有一贯地抑制这类性格倾向或消除这类性格所表现的思想习惯的趋势。有闲阶级生活方式下的积极锻炼,在破坏这类性格倾向的方面是起着很大作用的。它的积极锻炼,凭着习惯势力和淘汰作用,在生活的每个场合,都有利于浪费准则和歧视性对比准则的占有优势和普遍推行。但是就它的锻炼的消极一面的效果来说,却不是绝无疑问地不背于它自己的一些基本准则的。有闲阶级准则为了金钱礼俗上的目的而节制人类活动时,它所坚持的是退出工业操作。这就是说,按照这个准则,社会中贫困成员所惯于努力以赴的那类活动是被禁止的。这一禁条,尤其是对于妇女,其中特别是工业发达社会中的上层和中层阶级的妇女,竟严到这样极端的程度,即使是通过准掠夺方式下的金钱职业从事竞赛式的累积,也在坚决禁止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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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文化或有闲阶级文化,开始时是作业冲动下的一种竞赛性变形,但在其最近发展中,由于排除了关连到效能、甚至关连到金钱地位的歧视性对比习性,渐渐地破坏了它自己的根据。作为有闲阶级的成员,不论男女,在若干程度上总是没有那样的必要去同他们的同类从事谋生方面的竞争的,这就使这个阶级的成员,即使没有具备可以使他们在竞争中获得胜利的那类资质,不但仍然可以生存,而且在一定限度内还可以从心所欲地生存下去。这就是说,在有闲阶级制度最近的和最高度的发展下,这个阶级的成员无须备有和不断发展掠夺时代的胜利者所特有的那类资质就可以生活下去。因此,对于不具备那类资质的个人来说,属于上层有闲阶级的人,比生活在竞争制度下的广大群众,有较大的生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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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一章讨论古老性格特征的存在情况时,我们看到,有闲阶级的特殊地位提供了格外有利的机会,使早期和古旧文化阶段所特有的那类性格特征得以存在。这个阶级对于经济要求的压力处于有所荫蔽的地位,因此对于迫使人们适应经济形势的那些力量的无情冲击,得以置身事外。关于在有闲阶级中以及在这一阶级生活方式下存在的那些与掠夺文化有关的性格特征和类型,上面已经进行了讨论。这类素性和习性,在有闲阶级制度下,具有格外有利的存在机会。不但有闲阶级的受到荫蔽的金钱地位造成了一种形势,有利于适应现代工业操作所要具备的性格禀赋不足的那些人的生存:而且有闲阶级的荣誉准则,还要求人们使某些掠夺索性获得显著的活动机会。使掠夺索性获得活动机会的那类职业是有证明作用的,它们所证明的是财富、门第和不参与工业操作。在有闲阶级文化下,掠夺的性格特征是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起促进作用的,消极的一面是这个阶级的脱离生产,积极的一面是有闲阶级礼仪准则对这类性格特征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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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期前野蛮文化下的性格特征的存在情况与上述略有不同。有闲阶级的受到荫蔽的地位,也有利于这类性格的存在;但是和平与亲善这类素性的发展,并没有获得礼仪准则的肯定认可。具有由掠夺期前文化遗留下来的那类气质的个人,如果属于有闲阶级,他跟这个阶级以外的、具有同样禀赋的那些人比起来,所处的地位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们无须在金钱的必要下破除这类有助于非竞争生活的素性。但是这样的个人仍然不能免于受到一种精神的拘束,这种拘束力促使他们忽视这类素性,因为礼仪准则所要求于他们的是以掠夺素性为依据的生活习惯。只要身份制依然无恙,只要有闲阶级除了从事无目的的和浪费的劳精疲神来消磨时间以外,还有别种方式的非生产性活动可以从事,显然背离有闲阶级荣誉的生活方式的情况就不会发生。这个时候如果在这个阶级以内发现了非掠夺的气质,人们就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偶发性的返祖遗传现象。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断演进,可供狩猎的巨大野物的逐渐绝迹,战争活动的减退,独裁政体的废止,教士职权的衰落等等,使人类习性获得表现的那类荣誉的、非生产性的出路,逐渐被堵塞。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以后,局势渐渐有了变化。人类生活如果不能在这一个方面获得表现,必然要在别一个方面表现出来;如果不能求得掠夺方式下的出路,必然要通过别的方式求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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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曾经指出,以脱离金钱的压力这一点而言,在工业发达的社会中,有闲阶级的妇女比属于任何别一巨大集体的人们,表现得还要彻底。因此妇女对于非歧视性气质的复归倾向,或者会比男子表现得更为显著。但是,在有闲阶级的男性中也可以看到某类活动的范围在扩大,进行这类活动是从某些习性出发的,这些习性不能列入自私一类,其目的所在,并不是歧视性差别。例如,从事某项企业的金钱上的经营从而与工业发生关系的那些人,其中有多数,看到事业颇有成就,工业上的效力很高,就会感到一种兴趣,发生一种自得的心情,这种感觉,同由于这样的改进可能多获利润这一点,甚至并无关系。有许多商业俱乐部和工商业者组织,努力于提高(不带有歧视意义)工业效能,它们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人所共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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