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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遇到了很多“瓶颈”，创新的动力明显不足。经济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整齐划一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有很多人指责经济学滥用数学，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击中要害。经济学使用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数学，即极值方法。消费者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他们在预算的约束下寻找效用的最大化。企业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它们在资源的约束下寻找利润的最大化。政府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它们在预算的约束下寻找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经济学的进步，无非是将极值方法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单个个体的最大化发展到同时考虑多个个体的最大化（博弈论），从确定条件下的极值发展到不确定下的极值，等等。其他学科，比如物理学、生物学也大量地使用数学工具，但它们所用的数学工具多种多样，变化极快，唯独经济学使用的数学方法仍然停留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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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经济学家原本也是各执一词，争吵激烈，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要“和平共处”。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学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统一”了，思想上也要“统一”，经济学界对异端思想表现得格外敏感，如果你跟主流的思想不一致，很可能会被边缘化，被发配到海角天涯，根本无法在经济学的“部落”里生存。这种力求“统一思想”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经济学的自我批判、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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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常常被批评为社会科学中的“帝国主义者”，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常会渗透到其他学科，更主要的是因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交流并非双向而平等的，别的学科向经济学学习的多，而经济学向其他学科学习的少。经济学变得日益封闭和自满，讨论的问题“玄学”色彩越来越浓厚，往往是其他学科，甚至经济学的其他领域的学者都不知道讨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交流就更加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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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的挑战。20世纪中叶经济学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战后重建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引起了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如今，我们正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阶段，经济增长前景不明，金融风险四处蛰伏，收入分配日益恶化，这些复杂的问题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济学或将进入一个反思、变革的新阶段，有可能迎来一次新的“范式革命”，年轻一代学者将在锐意创新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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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来自继承，也来自批判。机械工业出版社拟推出“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出版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的各类著作，其中既有精妙深奥的基础理论，又有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还有一些是经济学家们对自己成长道路的回忆。有一些作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有一些是过去大家了解不多，甚至已经淡忘的。这将是国内最为齐全的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系列丛书，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的经济学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头，眺望21世纪经济学的雄伟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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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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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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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的授奖理由是，“他的工作为经济与政治决策提供了契约与宪政基础”。布坎南反对预算超支，呼吁制定宪法修正案以确立平衡预算的原则，并深刻指出，政府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经济理性人构成的，他们的目标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非抽象的集体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能出现政府失灵，从而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从理论一致性来看，布坎南把经济分析与政治分析融为一体，使得我们可以用共通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经济的各个交互领域。从方法论来看，他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他认为人们在政治活动时，不管是达成协议、协调冲突，还是制定规则，所有行为无不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类似市场中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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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中国的学子对公共理论创始人布坎南较为普遍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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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9日布坎南去世，享年93岁。当时国内有若干纪念文章，时过一年多，至今依然印象深刻，且颇有同感的话语莫过于如下令人神伤的诗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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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今天泛滥的工具经济学家，超越学科边界、构建宏大理论体系、深具时代问题关怀的如布坎南这一代思想家，像离群的孤雁，逆风飞翔。他们走了以后，这样的思想家恐怕就不大可能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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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喜爱，因为理解，因为感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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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的“因为”，此刻我很难将内心的感触诉诸笔端，在这篇译者序中，我想节选布坎南自己的一篇文章[1]的一些文字，因为这些文字固然不是为本书写的，但出版（发表）日期相近，借此机会放在一起，是再贴合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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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哲学史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能力上同休谟比肩，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休谟一样，始终是那个说出皇帝新衣真相的小男孩。经济学家很少会自称是皇帝的角色，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然而，当他们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在努力破解那些基于一个有缺陷的抽象理解的难题时，经济学家必须领会到这是极大的智力浪费。这也难怪，经济学家过去以及现在说过的很多话都是不着边际的，基本上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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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不是工程问题，不能以工程的思维简单地定义为对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经济学，从广义的角度看，也许最好的定义是：经济是由一组内部相关、有简单也有复杂的交易组成的秩序。对这个秩序结果的某些方面进行计量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结果是无法选择的，因此也无法由集中决策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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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因为看似他们被迫努力地控制那些从任何角度看都无法控制的总变量。比如，就业率（或失业率）不能轻易地被政府命令改变，最好的情况是，会有一些小的边缘的变化，但是由整个宏大而复杂的经济体产生的变量仍然岿然不动，无法改变。糟糕的情况是，有人由此做出一些错误的改革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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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本应该注意行为者是在宪法结构中完成各种交易的，形成市场秩序，无论参与者的角色是消费者-买家、卖家-投资者、雇主-员工还是个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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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单独看，这是一个不合适也无法回答的问题。必须由这个问题替换：在这一系列或那一系列宪法和制度的限制条件下，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经济学家的科学专长可以用来影响在可选择的一系列限制条件之下的预期结果。相关的提问不是要问怎样通过可能的集体或政治行动，让这个系列或那个系列的限制条件得以实施。相反，这个问题变成，如何能预测这个或者那个系列的限制条件运作，以便找出达到某些特定标准的秩序？这两种方法的立场看起来可能很小，但是如果经济学家能够意识到他们学科的局限性，很多不应该做的努力就可以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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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很薄，只有130多页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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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很厚，合上书之时，思想却已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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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就像一道亮光，引导着读者对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长久、深刻的抽丝剥茧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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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感谢华章公司王金强编辑的悉心合作，工作严谨而又善解人意，虽未谋面，但已感觉是多年的朋友了。不过，尽管我尽心尽力地进行翻译工作，但囿于学识、眼界和理解力，译文中一定还有很多不妥甚至误译之处，还请各位读者及时指出，以便尽早勘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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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勇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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