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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细节性的法律政策（比如租金管制）的胜利，乃至那些在选举中获胜的人（比如撒切尔和里根），拥护的基本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都貌似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作为基本哲学基础理解相关政策，并传达给公众。古典自由主义者们在整整两个世纪的对灵魂的探究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进入了“休眠期”，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陷入低潮。我们所处的保姆式国家、家长制国家、重商主义国家和寻租国家处于政治哲学真空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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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自由主义角度来看，政治经济学家的任务并不是专门向公民揭示强制实施的价格与工资管制带来的损失超过了可能的收益。当然这样的专业解释绝对是他们力所能及、可以胜任的。但是应该对用途作清晰的区分：是对典型事例的分析，还是服务于正在进行的政治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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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主张政治经济学家局限于设计与解释包罗万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累积会给基本的宪法结构带来巨大的实质性变化。总体而言，政治的进展都是点点滴滴、循序渐进的。我的主张是在相关的争论中支持某一立场的观点时，应该从根本上遵从自由秩序原则，根据《自由宪章》而不是出于实用功利主义算计来表明观点。《自由宪章》是哈耶克代表作的题目，令人联想到哈耶克自己的做法。就我所知，哈耶克从不与美国、英国、奥地利或德国的论敌就具体政策事务展开讨论，而总是强调争论应该内在地与哲学立场保持一致。实际上，哈耶克从一开始就进行着宪法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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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创建朝圣山学社时，哈耶克就倡议回归到首要原则，刷新政治哲学的讨论，将保持、挽救和再造我们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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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期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并没有削弱哈耶克主义的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公众和知识精英们对扩展市场秩序的运行原则有了更深的理解。哈耶克以及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挽救了思想”。但是抽象的一般哲学理解与政治改革实践之间依然存在鸿沟。即便没有对社会控制的相应看法，也必须让公众对“集体行动”界限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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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允许政治学成为寻求共同开发机会的竞争联盟的“下院”，则潜在价值会受损，自由会丧失，会变得像指令性制度造就的社会那样僵化。说真的，谁会真正地支持这种“下院竞争的政治学”呢？梦想在哪里？或许古典自由主义灵魂的复苏已经不能指望在21世纪能够实现。但是我们这些已经瞥见“光辉之城”的人有道德义务继续努力，使亚当·斯密、詹姆斯·麦迪逊和哈耶克（以及里根）的梦想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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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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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第7章 作为组织理想的古典自由主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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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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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朝圣山学社伦敦大会胜利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嘉宾时，我发现自己嘟嘟囔囔地对自己也对其他人说：“这真是一次家族大聚会。”有许多嘉宾只有在这样的机会里才得以谋面。我想“家族”用在这里恰如其分，当然用“部落”一词也不错。显然有些特质让我们这群人显得与众不同。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秉持相同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但这一点并没有让我们与其他人有太大不同。我想更深层次地探究“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即我们这些讲究基本原则、有着规范动机的人，与那些缺乏这些动机的人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些原则作为我们所期待的社会秩序组织理想吸引着我们，却无法吸引他们呢？在这个层面上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与他们有了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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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注的不是那些被我们称为“古典社会主义者”的人，这其实是一些深陷哈耶克所言“致命的自负”的人，深信不疑地认为革命后的人们会发生转变。他们拒不承认激励依然起着重要作用，还相信程式化的影子价格能够由全知全能的计划部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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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及其同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们多数都是朝圣山学社会员，共同清除了这些浪漫主义谬见，仅剩下零星的残余。不过我们知道，令许多人感到大跌眼镜的是，当揭露致命的自负的真面目时，古典自由主义原则并没有大行其道。改革讲究务实而不是原则，市场战胜集体主义靠的是先天优势而不是成就。这些精心安排实施的变革几乎没有灵魂（精神）。更谈不上拥有那些两个世纪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及其支持者们的纯粹的欣喜之情。我在第6章进行过分析，古典自由主义已经丧失了灵魂（Buchanan，2000a，20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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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要探讨的是这样一些人：真正明白自由市场在生产价值方面是充分有效的，但却无意投身于实现理念与理想的行动中。或许如果我们能够自我剖析，并了解我们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员为什么在这些方面会迥然不同，我们就能够明白没有投身于实现理想的那些人究竟缺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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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更早的版本于2003年10月提交给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召开的朝圣山学社地区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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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改变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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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朝圣山学社被左翼阴谋理论家认为是市场中一些所能想象的最黑暗事件背后理念的秘密来源，这些事件包括：对自然原始美景的糟蹋、贩卖婴儿、对穷人住所的破坏，以及截留饥饿的寡妇孤儿救助金等。社会成员被描绘成狂热的自由主义者，支持自由市场并允许不限范围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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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讽刺画面让人困惑，但我们的对手确实感到有一些特征使我们成为古典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中立者。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我们自认为是一个大家庭或部落，具备一些其他团体所不具备的东西。我们的转变方式相当古怪、情绪化，我们信奉的理论让人恍然大悟，给人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是在芝加哥大学听了弗兰克·奈特6周的价格理论课程后，才变成一个自由市场的倡导者[1]。有些人回忆当年第一次读到米塞斯的《人类行为》（Human Action）时发生了类似的转变。还有一些人是受到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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