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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特指社会主义体制国家不应该以可观察的特定结果为己任，西方福利民主国家也存在相同的情形，只是程度有别罢了。对立的政治联盟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在位者，一旦抓住破绽，无论大小，都会伺机提出难以实现的改革要求。在位的政治联盟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声称对一切结果负责，不管是全局的还是个别的，他们认为这样的说辞能取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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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说这些内容要揭示的是，哲学家、实践家和公众都没有意识到政治的界限。可以说，各个时期的学者都创造了一个过度发挥国家作用的理想模型，超出了国家的能力范围。意识到国家并非无所不能，并不等于说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一切政治法律组织。我们都知道无政府状态的人类不是一种理想组织。政治法律组织必须发挥作用，政治应该承担起一定责任。但是这个作用必须局限于建立并执行法律法规，人们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开展业务和社会活动。而且，且不论有多大的差异，以博弈作类比非常有用，因为在博弈过程中无论是规则还是裁判员都无法决定游戏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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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国家对经济结果作用的局限性，人们就必须为自己的福利水平负起责任。当然，每个人都会受到一系列的约束，从古到今，大部分约束都身不由己。但是实际上，每个人在约束范围内都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米尔顿和罗斯·弗里德曼合著的《自由选择》（1979）对此进行了哲学思考，而不是肤浅的解读。自由选择是指愿意对选择结果负责，也就是说，如果这些选择被证明是错的，不应该为此责怪他人（包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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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意义上，“纯粹的市场”本身并不能生产任何产品。是市场制度允许人们在法律规定和自然限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便于组织实施价值生产、创造与发现新机会（包括交易机会、再生产资本积累）。如果懂得了这个基本原则，那么任何观察到的价值生产的“失败”就都可以归咎于便利的法律、产权、契约制度的缺失，或者是由于人们不愿意在这些制度框架内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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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要彻底抛开心理依赖确实不容易，即便经验证据表明国家不能像上帝那样无所不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浪漫想象以及个人对这个想象的认同，还是并将继续是21世纪重要特征。我们曾经、仍然试图重新发现前马克思主义、前黑格尔主义理念对政治、政治家和国家的乐观影响。我们当今的时代商业本位盛行，哪里能找到对此当头棒喝、震撼人们心灵的现代亚当·斯密呢？我们能否具备18世纪的耐心与审慎的品质，使改革能够持久地进行呢？现代国家能否如自然神论者的不再介入的上帝那样发挥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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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6章中我提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灵魂在公众意识中已经有些模糊。本章中继续建议重新发现这一灵魂，摆脱对国家（现代干预主义上帝）的依赖，我们中许多人在若干方面还是很依赖国家。我们作为个人，应该对自己取得的个人的和集体的后果负责，不能埋怨任何人。面对这样的现实意味着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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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的早期版本曾于2001年以录像带的形式提交给朝圣山学社在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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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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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第11章 麦迪逊的天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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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本身的存在，正是对人性的最好的反映。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政府的管理是人约束人，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管理者，然后政府有义务进行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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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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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詹姆斯·麦迪逊发表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的这一名言作为开篇文字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此麦迪逊对政府做了公正简洁的刻画，与此同时，提出了政府机构应该受宪法约束的理由。我不会对麦迪逊的文字进行评说，实际上，麦迪逊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个非常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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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想要对麦迪逊的话作细致的斟酌。不过首先我要考察的是麦迪逊的非现实想象中的没有政府管理的社会，即天使的社会。天使的行为是怎样的？独立天使之间的社会互动又是怎样的？我立马把自己难住了。正如我以前的老师弗兰克·奈特总爱说的，没有人能说清楚天堂的样子。不过我真的认为，麦迪逊在写这些文字时一定对天堂进行了想象。我们或许可以揣摩一下他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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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引述的文字中“天使”一词出现了两次。我觉得这里“天使”的含义并不是现代字典里所定义的具有超人品性的物种。如果以字典里的意思来解读麦迪逊的这段文字，则无法领会若干深意。我认为麦迪逊的“天使”是指这样的人，其行为介乎一定的界限内，如果所有人的行为都在此界限内，则政府管理就没有必要了。我们都可以想象存在这样的人，我们都努力想要成为理想的人。基督教中最具想象的莫过于耶稣的人文属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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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麦迪逊的解读，我们知道除了政治，伦理道德也是可以将人类从霍布森丛林的威胁中解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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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注意到，麦迪逊仍然对天使的行为要求语焉不详。他没有说当且仅当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刻都像天使一样作为，则不需要政府管理。在此应该舍弃关于千人一面的假设，不能认为人都是一样的。有些人，在有些时候，他们的举止行为与接人待物的确不需要政府的管理。况且麦迪逊并没有认为人每时每刻都不是天使。意识到人们行为的多样性有助于我们构建社会的伦理图谱，即一个极端是“所有人任何时候都是像天使一样做事”，另一个极端是“没有人会在任何时候像天使一样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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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没有直接对这个图谱可能引发的问题进行直接说明：如果社会处于图谱的不同位置，是否意味着政府管理也存在不同的程度与范围呢？伦理道德是否可以取代政治？在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我们能否通过激励更多的人更多时候像天使一样做事，借此降低政府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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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为了把人们的行为倾向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伦理道德和政治手段都会产生外部效应。如果更多的人在更多时候都像麦迪逊的天使一样做事，那么自由主义理想的有秩序无政府状态就更有可能变为现实。反之，我们社会政治化趋势的强化降低了人们像天使一样作为的行为倾向。在一篇题为《市场、国家和道德扩展》（Markets，states，and the extent of morals）的论文中，我提出，如果政治活动扩展到道德范围之外，就必定会产生剥夺（Buchanan，1978）。将这个观点放到麦迪逊的语境中，意思是如果我们太依赖政治，我们就会扼杀人们像天使一般做事的动机。当我们的政治机构的人员与管辖范畴不断地扩张时，则这个结论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麦迪逊再世，一定会对庞然大物般的美国联邦政府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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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无论愿意与否置身于现在政治现实中时，如何做才能像天使，我们的行为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麦迪逊并不认为一定要对此争论不休，伦理道德与政治并非不共戴天，但也并不是只有政治能够拯救我们大家。但这样的解读会扭曲麦迪逊这段文字的本意。麦迪逊如果面对现在的情形，会与1787年时一样建议通过法律规范我们的行为。但他的确还会说现今政治饱受诟病，已经远非其所设想的宪政秩序和有限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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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我们相互之间的行为倾向不变的情形下，我们能够创造、维护政府机构来保障社会秩序，但我们所想要达成的这种秩序最终还是取决于那些行为倾向，根据之前介绍的所设想的伦理标准。我们必须超越麦迪逊，并且应该懂得，政府公正的扩展不能建立在过度人性化的易错的伦理规范基础上。用边际法来衡量，投资在伦理上的收益可能大大高于投资在政治上的收益，实现正的收益成本比率，但实际上有可能是负的。我们或许在理论上倾尽所能反对政府扩大职能与作用范围，与此同时，我们日常的行为特征或许又过于清教徒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