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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8年，亚当·斯密应邀去爱丁堡作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将自己掌握的修辞学和纯文学等一系列体系的知识展示给听众，演讲大获成功，斯密也因此名声大震。他的这次成功为后来成为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铺平了道路。1751年，亚当·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执教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在此期间，他的教学内容主要涉及四个领域：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和“经世之学”，当时的“经世之学”就是后来的经济学。这段教授生涯为亚当·斯密著书立说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1759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此后还进行过六次修订再版，这使他成为学术界德高望重的精神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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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年，巴克卢公爵聘请斯密担任其私人教师，并携他赴法游历、生活。在此期间，斯密结识了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重农学派的创立者弗朗斯瓦·魁奈和杜尔阁。1766年11月，他返回英国，为创作《国富论》开始了六年足不出户的研究工作。1773年，《国富论》初步完成。出于严谨的治学态度，斯密又花了三年时间修订。最终，这部耗费他九年时间的巨著于1776年3月9日出版。该书一面世就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英国之内，欧洲和美洲大陆都为之疯狂。此后，《国富论》又分别于1778年、1784年、1786年和1789年不断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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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亚当·斯密被任命为海关专员。此时的亚当·斯密已经功成名就，而且生活十分优裕，他成为贵族女性追求的偶像，但终身未娶。斯密晚年定居爱丁堡，虽然还担任着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一职，但也只是偶尔去格拉斯哥。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活动以及《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修订工作上。斯密一生埋首书斋，著述甚丰，但问世的却不多。因为他在临终前写下遗嘱，固执地要朋友将他已完成的手稿通通烧掉，其中还包括《国富论》写作时期的部分手稿。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与世长辞，享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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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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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大学成立于1451年，是英语国家中第四古老的大学（前三名依次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作为英国最古老、最有名气的全日制综合性大学之一，格拉斯哥大学的科研和教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英国的文化和商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737年，年仅14岁的亚当·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1751年，亚当·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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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的成功不仅因为它凝聚着亚当·斯密毕生的劳动，还因为它的出现适应了时代的需求。《国富论》诞生于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已经完成前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的积累，并开始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变的关键时期。由于商业资本急剧向产业资本过渡、工场手工业急剧向机器大工业转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现象。回答这一系列难题、引导新兴资产阶级完成资本主义革命是西方经济学家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重任便落到了斯密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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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素有商业贸易的传统，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商业主要是从两个方向上发展起来的：一是异族部落间的交换，二是领主贸易的建立。后来，商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由于受到航海技术的严重制约，商人只能用吹胀了的山羊皮袋来横渡江河，航运纯粹局限于沿海贸易，贸易额远不能同陆路相比。11世纪到13世纪，在中国的指南针、航海罗盘和阿拉伯的里程计“沙漏”、测量深度的“火球”以及远洋航海技术的相继传入，并广泛应用于地中海与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之后，欧洲的航海技术才获得了划时代的突破。16世纪到17世纪，欧洲进入长达百余年的商业世纪，英国为西欧之首，迅速从原料出口发展到原料加工出口、货币输出和转口贸易。海外贸易给西方诸国带来了滚滚财富，贸易的发展引发了对黄金的狂热追求，导致了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和对殖民地的掠夺，出现了专门从事这类贸易的垄断公司。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就是这种经济实践的理论反映，其本质就是国家控制对外经济、增加本国金银货币量的国家干预主义。各国君主授予大商人种种垄断特权，实行一整套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使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控制本国的对外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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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认为：国内贸易不会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除了开采金银矿，只有对外贸易才是国家财富真正的源泉；对外贸易的原则应当是“少买多卖”；利润只是由流通过程中的贱买贵卖产生；主张提高物价，反对高利贷；国家应当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发展对外贸易。因此重商主义是一种彻底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只不过国家的干预和控制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晚期重商主义强调进出口的差额，允许金银出口以发展殖民地转运贸易，重视扶植工场手工业以扩大出口；主张降低本国物价以同外国竞争，还允许借贷。英国是执行重商主义的典型国家，它甚至对汇兑、熟练手工业者的流出等活动都实行严格的国家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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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商主义的弊端日益凸显。从17世纪末到整个1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的各个垄断公司逐渐失去了其垄断特权。18世纪初，英国工商业开始从包买商制度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18世纪下半期，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引发了英国纺织业的产业革命。英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的工厂生产。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工资由政府和资本家单方面决定变成由资本家与工人讨价还价来决定，国家和地方管理机构对生产和雇佣条件的许多法规逐渐失效，最后被取消。人们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拥有充分自由竞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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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重农学派是18世纪下半叶法国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创立的学派。其创始人和领袖是路易十五的宫廷御医弗朗斯瓦·魁奈（1694年—1774年）和曾担任过法国财政大臣的杜尔阁（1727年—1781年）。重农学派主张“重农主义”，其法文原意是“自然的统治”。重农主义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存在“自然秩序”，即合乎理性的秩序，它是由上帝制定的秩序。人类社会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规章等都是“人为秩序”，它必须与自然秩序协调一致，否则社会就会产生种种弊病。他们的任务就是阐明这个合乎理性的秩序，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而实现“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径是自由放任，实现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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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晚年的定居地——爱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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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声名显赫的亚当·斯密受到很多贵族女性的爱慕，但他终生未娶，晚年定居爱丁堡，和母亲相依为命。图为英国北部城市爱丁堡，它是苏格兰首府、经济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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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主义否认过多的金银货币对国家有好处。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且长期从国外吸入金银，并非好事。因为该国流通的货币量会逐渐增多，该国的土地和劳动成本便会增加，其产品的竞争力将被削弱，最终必然使该国的对外贸易变为逆差。这一理论动摇了重商主义的根基。重农主义还猛烈批判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到18世纪下半叶，这股批判力量发展成为彻底否定重商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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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学派的历史功绩是以“纯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流通为中心，系统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联系，尽管有失准确和全面，但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认为：工业只是加工农业生产的原料，只是改变物质财富的形式，商业也只进行流通，它们都不能增加物质财富的数量，因而都属于“不生产的”一类；一国真正的财富是产品扣除生产耗费后的余额，即“纯产品”，它只能来源于物质生产部门，只有农业才能使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才能生产出这种“纯产品”。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魁奈提出了著名的《经济表》，以数字例证的形式说明了当时法国的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流通和分配。《经济表》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生产阶级，指从事农业生产“纯产品”的阶级，包括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土地所有者阶级，指以地租形式占有“纯产品”的阶级，包括地主及其仆役、君主、官吏和教会等；不生产阶级，指不生产“纯产品”的阶级，包括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和工人。《经济表》以假设的数字论述了各阶级之间全年进行的买卖流转活动，阐明商品流通是由各阶级之间分别进行的哪些买卖构成，这些买卖又是怎样将整个社会的各种产品分配给消费者和使用者，最后使货币回流到它在流通中的起点，从而满足社会再生产重新开始的一切条件，使整个经济又可以以同样的规模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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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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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在爱丁堡卡农盖特郡的潘穆尔府邸与世长辞，享年67岁，葬于卡农盖特教堂墓地。墓碑上写着一句很简单的话：亚当·斯密，《国富论》作者，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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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学派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为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当代的投入产出分析提供了借鉴。就连亚当·斯密的再生产理论也没有逾越这个界限。但是，重农学派仅仅把农业看做“生产的”，理由是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就失之偏颇。他们据此主张实行单一的土地税、由土地所有阶级负担全部租税并且自由出口粮食的政策，根本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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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重农主义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是乏力的。而且，发展到这个新阶段的资本主义仅仅批判重农主义思想也是远远不够的。产业革命呼唤着新经济学派的诞生，这个新学派要从经济哲学、市场机制理论、自由贸易理论、国家的职能理论等根基层面着手，彻底反对封建残余，彻底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为新兴资产阶级未来掌握政权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建立一个全新而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历史重任就落到了亚当·斯密的肩上，这个新的经济学派就是他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当然，如此重负非亚当·斯密一人所能承受。此时，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其他领域已有丰硕成果，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产生巨人的时代”。17世纪初，英国思想家培根为实验科学打下了哲学基础，指明了从经验现象出发的科学研究道路；17世纪中期，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则把个人主义变为研究社会的基础，他们强调私利是个人行为的动力，并在个人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契约论”的国家观；经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进一步发展，“契约论”成为近代西方国家学说的基础。这些成果，尤其是个人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给斯密的成功创造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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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的特点和阅读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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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国富论》的语言明白晓畅，引用的事例妙趣横生，分析批判引人入胜，在激情之外别具一股幽默感，似乎不存在读不懂的问题。尤其是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相比，它没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那样深刻抽象、艰涩难懂的文字；没有魁奈《经济表》的枯燥乏味，令人生畏；也不同于杜尔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那样言简意赅、耐人咀嚼。但是，正是这些优点掩盖了阅读上困难的一面。当你痛快淋漓地读完全书，开始掩卷深思时，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你是细心之人，你会发现其中有太多的问题没有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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