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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宣称：资本主义的自发作用不能保证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因此，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以解决失业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问题。“罗斯福新政”则以政策实践的形式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这使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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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恩斯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时期，新古典经济学面临崩溃的危险境地，斯密的后继者受到冷落。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消亡，现实迫使他们对斯密开创的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为新的理论精雕细琢，并使之系统化，从而开始了“经院修炼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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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凯恩斯时代”私有财产和竞争性市场信念的衰落，亚当·斯密的信徒表现出很强的责任感。1947年，他们以瑞士的贝伦山命名，组织了国际性的“贝伦山学会”，并定期举行会议。贝伦山学会在成立的宪章中阐述道：“学会不寻求为公众所知，但也不会极力保持隐秘和匿名。学会不寻求设立某种传统或与某种政党看齐，也不旨在宣传。”这很有深意，它促进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学会的成员大多是专业的经济学家；这些人发表的作品很多，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学术质量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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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泰晤士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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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后，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英格兰形成以伦敦至利物浦为轴线的大片城市群。1894年以后，英国在泰晤士河上共建造公路桥和铁路桥15座，以满足运输的需要。泰晤士河沿岸集中了英国最大的十几个城市，很多大型工厂和交通枢纽都建立在泰晤士河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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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使得整个西方经济学体系出现了明显的漏洞，内部出现了政府干预和反干预的争论，各种矛盾激化。亚当·斯密的后继者萨缪尔森抓住机遇，建立起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他们接受并吸纳了凯恩斯的理论，将它与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进行综合。他们认为，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理论不过是代表同一理论体系的两种不同方面。该学派还把现代资本主义说成是由“私营”和“公营”两个部分所组成，是“混合经济”。他们把传统的理论叫做“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叫做“宏观经济学”。这样，新古典综合派就弥补了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内部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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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连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同意，宏观经济理论必须符合微观经济学的假设条件，特别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条件。这就是说，宏观经济理论必须有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这说明，即使在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的时代，亚当·斯密的后继者用接纳凯恩斯理论、使它成为自己学说一部分的办法战胜了这个强劲的对手。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并且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主流经济学的威信。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滞胀”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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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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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春季开始，美国发生了一场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图为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内忙碌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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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的困境，这给新古典综合派以沉重的打击。新古典综合派不但无法解释滞胀的存在，而且也提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按照它的理论，在失业问题存在的条件下，政府应该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以便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带动就业数量增加；当通货膨胀出现时，政府必须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以便降低有效需求，达到消除通货膨胀的目的。现在，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条件下，这个理论带来自相矛盾的后果：如果西方国家采用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有效需求的扩大必将使通货膨胀恶化；如果通过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来制止通货膨胀，有效需求的减少必将降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凯恩斯的理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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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困难局面，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已经承认无法摆脱，许多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派别纷纷对该学派进行抨击和责难。现在，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已经放弃了“新古典综合”的字样，把自己称为现代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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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后继者开始了新的探索，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兴起。目前，这种思想已在美、英两国取得主流学派乃至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除了维持原有的基本观点以外，他们还尽量吸收和容纳其他派别的论点。不过这次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除少数学派称自己为新自由主义外，其他都不这样称谓，好像是要等他们胜利后才宣布一样。如卢卡斯称自己为“理性预期学派”，或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布坎南称自己的学说为“公共选择学派”。从目前看，新自由主义主力是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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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是货币主义。货币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学派。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被公认为是货币主义的创始者和领袖。他以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理论基础，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并得出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须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他极力使西方经济学回复到传统的“古典学派”状态。作为货币主义的延续与发展，西方经济学界又出现了理性预期学派。所谓“理性预期”，就是在有效利用一切信息的前提下，对经济变量作出最为准确而又与所使用的经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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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英镑纸币上的亚当·斯密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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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日，新版的20英镑纸币上印上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头像，足见其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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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多次出现过，亚当·斯密的后继者在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的每一次复兴中，均因涵盖了某些新内容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我们这里特指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经济思潮。包含一系列有关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理论政策体系，其完成形态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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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滞胀”既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是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时期的历史序幕。因此，新自由主义也不能解释滞胀。20世纪末，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达到高潮，随着美国陷入周期性经济衰退，新自由主义正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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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以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独具的现象。它宣告了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破产。因为，这两种学派都致力回到不需要政府干涉经济的古典经济时代。而我们看到的是，各国政府正联手应对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显然政府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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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呼唤着新的经济学产生。显然，资本主义还没有到能量释放完毕的阶段，它还需要继续发展，这就需要西方经济学产生出超越亚当·斯密和凯恩斯那样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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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西方经济学史的角度回顾完《国富论》对后世的影响后，问题油然而生，是什么力量使得《国富论》灵魂不散，具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是什么力量使得亚当·斯密的后继者前仆后继地去维护、论证和发展《国富论》提出的“自由经济”、“经济人模型”、“看不见的手”等一系列理论？答案只有一个：《国富论》提出的命题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终极命题，《国富论》提出的价值观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国富论》的确是一本影响了世界进程的书，这并非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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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辉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