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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艰辛而不稳定的工作，即使它属于最普通的劳动，其工资有时也会超过最熟练的技工。纽卡斯尔按件计资的矿工，其工资一般约为普通劳动者的2倍；在苏格兰，其工资大约可以达到普通劳动者的3倍。他们能够取得高工资全是因为工作艰苦。伦敦运煤工人和矿工的工作性质差别不大，但因运煤船难免有时不能定时到达，故运煤工人的工作非常不稳定；因此，若矿工的工资一般是普通劳动者的2至3倍，那么运煤工人有时获得4倍乃至5倍的工资就是合理的。数年前的调查显示，当时运煤工人每天的收入是6先令到10先令，而6先令就约等于伦敦普通劳动者日工资的4倍。如果一个行业未被垄断，从事该行业的劳动者的收入，在补偿其一切不适情况后还有剩余，那么该行业即将出现许多竞争者，而其行业的工资水平也会迅速下降。资本用途的固定与否都不可能影响行业资本的普通利润，资本的使用固定与否只取决于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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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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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是阿姆斯特丹的黄金年代。荷兰商船从阿姆斯特丹开往波罗的海、北美洲和非洲，以及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和巴西，由此构建了世界贸易网络的基础。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推动下，阿姆斯特丹也在这一时期成为欧洲航运和世界融资的中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阿姆斯特丹办公室开始出售自己的股票，由此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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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劳动者担负的责任大小引起劳动工资的不同。各地金匠和宝石匠的工资都高于需要同样技巧以及更多技巧的其他劳动者，因为人们把贵重的材料托付给他们，他们必须承担一定的财产风险。人们把身体健康委托给医生，把财产甚至生命和名誉委托给律师。人们绝不可能把这样重大的信任安然委托给微不足道的人，因此，他们的报酬必须要使他们能够保持这种托付所需的社会地位。而要保持这种社会地位，则需经过长期教育和巨额的学习费用，这就使得他们的劳动价格增高。如果个人只使用自己的资本经商，那他没有接受委托的必要。至于能否获得他人的信任，则取决于他人对其财产和人格的评价。因此，行业利润率的差异并非行业经营者所受委托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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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获取职业资格的可能性大小引起劳动工资差异。人们胜任职业的可能性因职业差异而不同。机械职业几乎都有把握成功，而自由职业成功的可能性则不大。如果孩子学做鞋匠，他肯定能学会制鞋；如果去学法律，他能以此谋生的可能性不会超过5%；如果彩票完全公平，中奖者应该得到未中者的全部损失。同样，如果某职业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比例为1∶20，那么成功者应该享有失败者应得的报酬。因此，要到将近40岁才能从职业中获利的律师，他应得的报酬既要补偿其受教育所花的时间和费用，还要足够补偿该行业一事无成者的教育时间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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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律师有时收费过高，但其真正报酬必定不止这些。人们发现，某地鞋匠或织工的年收入要多于支出，而律师和见习律师的年收入要远大于年支出。因此，法律界绝不是完全公平的彩票，律师的报酬也并不很公正。尽管前途不容乐观，但这类职业还是受到人们的欢迎。原因有二：其一，渴望成为行业领袖的名誉心；其二，对自己的才能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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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平凡职业里表现突出，那表明他具有卓越的才干，其报酬的多寡来源于人们对其卓越才干的赞赏程度。在医生的报酬中，赞赏要占大部分；在律师的报酬中，赞赏所占的比重更大；而在诗人或者哲学家的报酬中，赞赏几乎占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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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产阶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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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工商业资本家，他们的财产主要来源于父辈的馈赠、遗产或放贷。这些资产为他们奠定了一个经济基础，使得他们有可能利用这些资本来谋取更多的财富。他们雇佣技术工人为其工作，这些工人没有钱，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得以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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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获得一些卓越的才能，定能博得某种赞赏；但若用它们谋利，人们会认为这是在公开出卖灵魂。因此，靠才能谋利者的报酬，一方面要补偿其学习这种技能所花的时间和费用，另一方面还要补偿名声的损失。演员之所以能够取得优渥的报酬，乃是因为其出众的才能和蒙受名声的损失。人们一方面鄙视其人格，另一方面却又对其才能给予相当优厚的报酬，这似乎很不合理。实际上，正因为我们鄙视其人格，才会为此支付优厚的报酬。人们一旦改变对这些职业的偏见，他们的报酬很快就会因竞争而减少。这类才能虽不平凡，但还是能够学会，若以此谋生不会损害名誉，那么学习它的人便会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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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大多对自己的才能过于自负，历代哲学家和道德家都认为这是人类的通病。但是，人们对自己幸运的妄加猜测比对才能的自负还要普遍。人们常常高估得利的机会，而低估损失的机会。健康人不免对自己的幸运多抱自信，他们很少高估损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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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得利的机会估得过高，认为买彩票皆能中奖，能以全部得利抵偿全部损失，绝对公平的彩票永远不会存在。要是这样，经营者便无利可图。其实，彩票的价值并不等于购买者所支付的价格，市场通常以超过实际价值的20%、30%乃至40%的价格销售彩票。即便是一个稳重的人，虽明知用小额资金赢得1万英镑的机会相当渺茫，但他还是会抱着侥幸心理去购买彩票。即使彩票设置得非常公平，若奖金不超过20英镑，恐怕乏人问津。为了增加中大奖的机会，有人同时购买数张彩票，而有人则购买更多的分条彩票。如果你冒险购进越多，你的损失就可能越大；如果你冒险购进全部彩票，那么你肯定会亏损，因为买得越多，损失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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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者获利微薄，乃是由于人们过于低估损失机会所致。经营火灾保险或海上保险者收取的保险费必须足以补偿损失、经营费用，以及获取资本的普通利润。投保人支付的少额保险费只够支付危险的真实价值，保险行业的经营者很少能够发大财，因为获利和损失相抵的结果是获利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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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保险费非常低廉，还是有人因轻视危险而不愿投保。在英国，95%到99%的房屋都不曾保有火险，人们认为海上风险比火灾更可怕，所以船只的保险比率远远超过房屋保险。但是，不论何时，都有许多未保险的船只往来航行，这种航行也不全是鲁莽不慎。如果一家大公司有二三十条船同时航行、相互保障，由此节约的保险费也许足够补偿可能遭受的损失，甚至有余。然而，船只和房屋不参加保险大都是轻视危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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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人们轻视危险和奢望成功的心理在职业选择中非常突出。人们对幸运的渴望远远超过对不幸的恐惧。这从普通青年乐意入伍或航海，以及上流社会青年热衷从事自由职业可看出，而前者表现得更加明显。普通士兵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战争伊始，青年志愿兵不顾危险，踊跃应征入伍。尽管升迁的机会不大，但他们在青春的幻想中想到了许多可以获得但实际不能获取荣誉和功勋的机会。这些奢望使他们付出了流血的代价。他们很辛苦，而报酬却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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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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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年，21岁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随从其父亲和叔叔，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当时处于元代的中国，深受忽必烈的欢迎和宠爱。1295年回到意大利之后，马可·波罗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花了几个月时间向同伴讲述旅行经历，其中的鲁斯蒂谦后来用普罗旺斯语写下了《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为流传。马可·波罗并不是第一个到达中国的欧洲人，但《马可·波罗游记》无疑是首部让欧洲人普遍了解到中国和亚洲具体情况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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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航海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比应征陆军士兵大。工匠的儿子一般可以征得父亲的同意去航海，而若想应征陆军士兵便要瞒着父亲。因为，航海还有几分成功的希望，而入伍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海军上将不如陆军上将博得民众的崇拜多，海军能够获取的名利也没有陆军那么显赫，海、陆军上将以下的军官都有这种差异。尽管海军上校和陆军上校属于同一等级，但人们不会把他们同等看待。买彩票中大奖的机会比较少，而中小奖的机会就比较多。因此，普通水兵比陆军士兵更易获得一定程度的名利，而大多数人是出于中小奖的希望才做水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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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普通水兵的熟练和技巧要强过其他技工，而他们的报酬就只有与困难和危险搏斗时的快感。实际上，海员的工资并不比港口劳动者高。不列颠各港口海员的工资基本一致，而伦敦港海员的工资可以决定其他港口海员的工资。伦敦工人的工资大约等于爱丁堡同级工人的两倍，但伦敦港出航的水手，其工资很少比利斯港高出三四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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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劳动平时在伦敦的价格是每月21先令到大约27先令，而伦敦的工人以周工资9先令或者10先令计，每月也能获得40先令乃至45先令。供给水手必需品的价值未必会超过其工资和普通劳动者的差额，即使偶尔超出，那部分也不能算是水手的纯利，因为水手不能全家共享这些粮食，他必须用工资来养活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