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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没有学徒制，学徒制始于近代。罗马法中尚未规定师徒义务，直到近代才出现相关规定。在希腊语或拉丁语中，没有“学徒”的概念。所谓“学徒”，是指为了学习某种技艺，在一定年限内无偿为师傅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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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学徒年限不必很长。即使要掌握复杂的技能，也不需要很长时间。年轻人若以帮工的身份工作，按工取酬，并赔偿损坏的材料，他们必然会更加勤勉。这样的教育效果会更好，所需的时间和费用也更少。但是师傅和学徒都将因此损失很多。师傅必须支付学徒工资，而学徒则因竞争激烈而减少收入。各种手艺人都将成为损失者，社会却将因此得利，各种工艺制品的价格将更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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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竞争必然引起价格下降。同业公会及公会条例就是要限制自由竞争，阻止价格下降，从而阻止工资和利润的下降。旧时，在欧洲多数地区设立公会，只需得到当地城市的准许。在英格兰，还须得到国王的特许，但国王的特权似乎只是为了向臣民勒索钱财。只要向国王缴纳若干罚金，就能得到国王特许。同业公会及其条例都要受当地上层公会组织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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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技工完全控制了自治城市。他们制定规则使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从而抬高价格。每个行业都只能从本城其他行业购买价格偏高的产品，同时它也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这样买卖相衡，各行业之间的交易都不会蒙受损失。但与农村交易时，他们都能获取暴利，正是这种交易维持了城市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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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视察建筑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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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18世纪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在阿尔让侯爵的陪同下，视察位于波茨坦的无忧王宫的建筑工地。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形成了新兴的大城市中心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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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食品和原料全都来自农村。城市补偿农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把城市制造的部分产品送还农村，二是把国内外输入城市的部分产品送往农村。由于附加了工人工资和商人利润，这些产品的价格就远远高于原料和货物的原价。城市就是通过制造业和国内外贸易这两种方式，获取商业利益。任何能增加工资和利润的规则，都能使城市以较少的劳动量购买到较多的农村劳动量。这些规则使城市的商人和技工比农村的地主和劳动者享有更大的利益，因而破坏了城市与农村商业的自然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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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对农村输入的食品和原料的实际偿付，乃是它向农村输入的制造品和其他商品。后者的卖价越高，前者的买价就越低，城市产业就越有利，农村产业就越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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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地的城市产业都比农村产业有利。在欧洲各国，同样以小额资本起步，因经营城市产业获取巨额财富的，至少有一百人；因经营农村产业获取巨额财富的，仅一人而已。可见，城市产业的资本利润必然高于农村，其劳动工资也相对较高。资本的天性是追逐最高利润，因而资本必然会从农村涌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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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聚居一地便于联合。城市中最小的行业也都联合起来，即使从未有过联合的地方，也普遍存在联合精神，即嫉妒外乡人，厌恶招收学徒和传授技艺。这种精神往往使他们自发结合，阻止自由竞争。从业人数较少的行业最容易形成联合。例如，如果6名梳毛工生产的羊毛就足够1000名纺工和织工使用，那么这6名梳毛工联合起来，就能独占整个行业，其劳动价格也会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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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农村居民分散各地，相隔较远，因此很难联合起来。他们不仅从未联合，也缺乏联合精神，亦从不认为需要经过学徒阶段，才有资格从事农业。然而，除了所谓艺术和自由职业外，恐怕没有任何行业，像农业那样需要众多的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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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智慧的民众也从不认为从事农业是一件易事。普通农民掌握的农业技艺，都比书中记载的多。相反，普通机械工艺的所有操作都能印在几页小册子里，并附插图加以说明，法国科学院出版的工艺史就是这样。农业的各项操作会因天气状况和意外事故而随时变化，因而比程式化的操作需要更多的判断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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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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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北部的约克是一座以历史而闻名的城市，始建于公元71年，曾是古罗马下不列颠的首府。到中世纪晚期，约克的建设达到了鼎盛时期，图中的约克大教堂是英格兰最大的中世纪主教座堂，以及欧洲最大的哥特式教堂之一。类似的古建筑遍布全市，使约克成为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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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通机械工艺相比，很多低级农业劳动也需要更多技能和经验。铜铁匠使用的工具和材料，其性质几乎完全相同；而农民耕地使用的牲畜，其健康、体力和性情在不同状态下却差别很大。土地和牲畜一样性情多变，二者都需要具备更高的判断力。农民虽然常被视为无知和愚蠢的典型，他们却从不缺乏这种判断力。他们表面上不善交际、声调粗俗、言语难以理解，但由于惯于考虑多种因素，因而比城市技工具有更高的理解力。只要你与下层农民和城市居民多接触，你就会发现前者要比后者优秀得多。据说，在中国和印度，农村劳动者的地位和工资都比大部分手艺人和制造工人高，如果没有行会法规及联合精神的阻挠，这种情况或许会延伸到中国、印度之外的所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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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地城市产业优越于农村产业的原因，不完全是同业行会及其法规的存在。许多其他规定也助长了这种优势。对外国的制造品和商人货物征收重税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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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法规使城市居民能够抬高货物价格，抵制本国商人的竞争。对高关税等的规定则使他们能够抵制外国人的竞争。这两项规定所造成的价格抬高，最终都由农村劳动者承担。农村劳动者几乎从不反抗这种垄断，也不愿意、更不适宜联合。商人和制造商的诡辩很容易使他们相信社会一部分私利乃是全社会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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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城市产业对农村产业的优越性正在逐渐消失。与17世纪或18世纪初相比，农村劳动者的工资更加接近城市制造工人的工资，而投资农业的资本利润也更接近投资贸易和制造业的资本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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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是过分鼓励城市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资本的积累使竞争扩大，利润就必然下降。城市利润下降，资本必然流向农村。资本流向农村，会刺激农村劳动需求量的增加，劳动工资也必然提高。这样，资本就会涌入农村，通过投资农业而部分返还农村。而这些资本中的大部分本就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在城市积累起来的。欧洲各地农村的巨大进步都是城市积累的资本回流农村带来的。尽管有些国家已经相当繁荣，但这个过程自身极缓慢、极不稳定，而且极易受到意外事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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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人士，即便为了消遣和娱乐，也很少聚会，偶尔聚会也是为了阴谋对付公众，或谋划提高价格。法律无法正当地阻止这种聚会，但法律也不能为之提供便利，更不能使之成为必需。要求同业人士在本城的公共登记簿上登记姓名、住址，这项规定为聚会的举行提供了便利。它使原本互不相识的人能够取得联系，并使同行的每个人都能借此找到其他人。要求同业人士缴纳税款，以救助同业中的贫病鳏孤，这项规定因关乎他们的共同利害，就使聚会成为必需。同业行会不仅使这种聚会成为必需，而且使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对全体都有约束力。在自由行业中，只有取得同业者的全体赞同才能建立有效的组织，而且只有全体成员的意见一致，该组织才能继续存在。与以往的自发结合相比，行会可以制定规则和惩罚条款，它能更有效、更持久地限制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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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匠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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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手工业生产大多在小型作坊里完成。这类作坊的工具一般比较简陋，由作坊主带领帮工或学徒在生产中实行简单协作。图为1727年威尼斯的一处石匠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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