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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城市产业对农村产业的优越性正在逐渐消失。与17世纪或18世纪初相比，农村劳动者的工资更加接近城市制造工人的工资，而投资农业的资本利润也更接近投资贸易和制造业的资本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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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是过分鼓励城市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资本的积累使竞争扩大，利润就必然下降。城市利润下降，资本必然流向农村。资本流向农村，会刺激农村劳动需求量的增加，劳动工资也必然提高。这样，资本就会涌入农村，通过投资农业而部分返还农村。而这些资本中的大部分本就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在城市积累起来的。欧洲各地农村的巨大进步都是城市积累的资本回流农村带来的。尽管有些国家已经相当繁荣，但这个过程自身极缓慢、极不稳定，而且极易受到意外事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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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人士，即便为了消遣和娱乐，也很少聚会，偶尔聚会也是为了阴谋对付公众，或谋划提高价格。法律无法正当地阻止这种聚会，但法律也不能为之提供便利，更不能使之成为必需。要求同业人士在本城的公共登记簿上登记姓名、住址，这项规定为聚会的举行提供了便利。它使原本互不相识的人能够取得联系，并使同行的每个人都能借此找到其他人。要求同业人士缴纳税款，以救助同业中的贫病鳏孤，这项规定因关乎他们的共同利害，就使聚会成为必需。同业行会不仅使这种聚会成为必需，而且使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对全体都有约束力。在自由行业中，只有取得同业者的全体赞同才能建立有效的组织，而且只有全体成员的意见一致，该组织才能继续存在。与以往的自发结合相比，行会可以制定规则和惩罚条款，它能更有效、更持久地限制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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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匠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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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手工业生产大多在小型作坊里完成。这类作坊的工具一般比较简陋，由作坊主带领帮工或学徒在生产中实行简单协作。图为1727年威尼斯的一处石匠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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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行会并未起到很好的管理作用。对工人真正有效的监督是顾客的监督。失业的恐惧促使他们不敢欺诈和粗疏。行会因为排外，反而会削弱这种监督力量。在行会的保护下，特定群体的工人无论表现好坏都要被雇佣。因此，很难在城里找到让人满意的工人。郊区的工人因为没有行会保护，只能凭本事做事，技术反而更高。如果你想做出满意的产品，就不得不到郊区定做，然后再把产品偷偷运回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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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策限制了自愿加入某些行业的人数，因而在劳动和资本各种用途的所有利害上，它导致了极大的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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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欧洲政策扩大了职业间的竞争，并使其超越自然限度，从而导致劳动和资本用途产生其他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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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有必要为某些职业专门培养人才，为此，很多公共团体和私人捐助者就设立很多补助金、奖学金、贫穷津贴等，使这些行业的从业人数大大超过了自然限度。基督教国家的牧师大多是公费教育，完全自费受教育者很少。而自费完成昂贵教育的人，由于与穷人竞争，所以未必能获得相应的报酬。如助理牧师或教区牧师与熟练工人的工作性质完全相同，都是按工取酬。根据国家宗教会议的决定，直到14世纪中叶，英格兰助理牧师的年薪通常还是5马克，其含银量相当于现在的10镑；而泥瓦匠和其帮工的日薪分别是4便士和3便士，相当于现在的1先令和9便士。若他们能经常受雇，其收入要比助理牧师高得多。即使泥瓦师傅有1/3时间失业，其年收入也与助理牧师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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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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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的英格兰及爱尔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因终身未婚而成为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她在名义上还是法兰西女王。她即位时英格兰处于内部因宗教分裂造成的混乱状态，但她成功地保持了英格兰的统一，更使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富有的国家之一。英格兰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在此期间全面开花，成为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史称“伊丽莎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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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女王十二年（1713年）第十二号法令规定：助理牧师应有充分的给养和奖励。鉴于某些教区助理牧师给养很不充分，兹特授权各地主教，以签字盖章，发放充足数额的生活津贴，每年不得超过50英镑，也不得低于20英镑。然而现在，待遇优厚的助理牧师年收入也仅40英镑，多数助理牧师年收入还不足20英镑。而伦敦的制鞋工年薪可达40英镑，同城任何行业的勤劳工作者，其年薪几乎都不低于20英镑。法律虽多次试图提高助理牧师的薪酬，并命令各地主教发放生活津贴，但似乎都毫无效果。法律既不能阻止助理牧师因竞争激烈而甘愿接受低于法定薪金的工作，也不能阻止普通劳动者因雇主的竞相雇佣而收入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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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教会中的下级职员境况窘迫，但高级职员的优厚俸禄和尊严却能保持教会的崇高地位。人们对教会职业的尊敬正可补偿下级职员收入的微薄。在英格兰和所有天主教国家，教会实际带来的好处要比表面大很多。因此，即便收入中等，教会职业的易得性也会吸引大批博识之人前来充任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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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提供常俸的职业，如律师、医生等，如果公费教育也很普遍，职业竞争就会立马激化，从业者的收入就会大大减少，自费教育也就变得很不值。这些职业将完全由慈善机构培养的人来充任。他们人数众多且贫穷，故不得不满足于极低的报酬。原本极受尊崇的法律、医师等职业，其地位也将彻底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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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落魄文人阶层的境况正是如此。在欧洲各地，大部分文人都想供职教会，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他们通常都是公费教育，且人数众多，因而劳动价格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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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发明之前，文人的唯一职业就是公私教师。印刷术发明之后，这一职业仍比执笔卖文的职业更体面，收入更高。优秀教师的付出不比律师和医生少，但报酬却比他们低得多，因为教师行业挤满了公费教育的穷人，而律师和医生只由少数自费教育的富人担任。公私教师工资虽低，但若再加上执笔卖文者的竞争，他们的工资将更低。印刷术发明之前，学者和乞丐几乎是同义语。当时各大学校长似乎常给学生发放乞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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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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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世纪，欧洲就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从事农业生产的雇工。15世纪末到18世纪，“圈地运动”从英国开始，扩展到欧洲各国，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变得一无所有，必须靠出售劳动力为生。他们受雇于资本主义农场，当上农业工人，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庞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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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没有公费教育，教师的报酬就很高。苏格拉底曾指责教师的自相矛盾：他们对学生作了最堂皇的承诺，承诺教给他们智慧、快乐和公正，却只收4迈纳或5迈纳的微薄报酬。教人智慧的人，自身无疑应是智慧的；但若一个人能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出卖如此好的货色，那他显然是个傻瓜。对当时的教师工资，苏格拉底的确没有夸张。当时，雅典优秀教师的普通工资绝不低于5迈纳。苏格拉底自己就向每个学生索要10迈纳报酬。据说他在雅典教书时，一次讲座的收入就有1000迈纳。普鲁塔克的酬金通常也是1000迈纳，其他名师也都收入颇丰。乔治阿斯曾向德尔菲神庙捐赠了一座纯金塑像，柏拉图的生活富丽堂皇，乔治阿斯、皮阿斯和普罗特格拉斯的生活都极尽豪奢。亚里士多德在担任亚历山大的老师时，虽然奖赏丰厚，却认为回到雅典再开学园更划算。一二十年后，教师人数增多，竞争加剧，这不仅降低了教师的工资，也降低了人们对教师的尊崇。即便如此，当时优秀教师的待遇也比现在优厚。雅典市民曾派遣学院派大师卡尼阿德斯和斯多葛学派的大师狄奥根尼隆重出使罗马。尽管雅典当时已经衰落，但地位仍很显赫；而卡尼阿德斯是巴比伦人，雅典又以嫉妒外人担任公职著称，他们居然派遣他出使罗马，足见他们对这位大师的敬仰和爱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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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加剧虽然降低了公职教师的地位，但教师工资的下降对民众显然有利。如果欧洲的学校和学院组织更合理，民众会受益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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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欧洲政策限制劳动和资本在不同职业、不同地方自由活动，导致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产生不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