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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增多时，购鱼者也相应增加，而且这些购鱼者有更多其他货物作为代价来购买鲜鱼。同时，扩大的市场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例如，原来每年1千吨鱼的市场扩大到1万吨，其增加的劳动量必将超过原来的10倍才能满足需要。因为运输鱼类大都需要使用较大的渔船，而其捕鱼的工具价格也较高，所以这种商品的真实价格自然会上升。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情况与此雷同。虽然一天的捕鱼量难以确定，但某一地区的年产量是比较确定的。但是，这更多依赖于国家的地理位置，而非国家的财富及生产力。所以，两国的改良程度虽然不同，但勤劳的作用却可能相同，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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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开采各种金属矿物（特别是贵金属）的数量似乎不受限制，但其数量也是不确定的。一国拥有的贵金属量并不受该国地理情况（如矿藏的丰富或贫瘠）的限制，那些没有矿山的国家却往往拥有大量的贵金属。国家拥有贵金属的多寡取决于以下两种情况：第一，该国的购买力、产业状态、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这些因素可决定开采本国矿山的金银或购买他国矿山的金银时，雇用劳动量的多少和投入的生活必需品的多少；第二，在一定时期内，向商业世界供应这些贵金属的矿山的肥瘠程度。因为贵金属体积小、价值高、易于运输、运费低廉，所以，只有距离矿山很远的国家，其贵金属数量才受矿山肥瘠的影响，比如中国、印度等国的贵金属数量必然受到美洲各矿山富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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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国家的金银数量都取决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即购买力），其与其他奢侈品和非必需品的真实价格一样，随该国的富裕及技术改良而上升，随该国的贫困与萧条而下跌。持有大量剩余劳动与生活必需品的国家，与持有少量剩余劳动与生活必需品的国家相比，在购买一定数量贵金属时，前者可以支付较大数量的劳动和生活必需品。如果每个国家的金银数量都取决于上述第二种情况（即向商业世界供应这些贵金属的矿山的肥瘠程度）时，金银的真实价格（即它们所能购买、交换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随矿山的丰饶贫瘠情况而成比例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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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的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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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线开辟以后，欧洲的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到西欧，使英国工商业加速发展。英国自古就以羊毛输出为主要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其毛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由羊毛输出国变成呢绒输出国。由于羊毛纺织业的兴盛，养羊很快成为暴利行业，这直接导致了圈地运动的兴盛。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境内一直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牧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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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向商业世界供应贵金属的矿山究竟是富饶还是贫瘠呢？这与该国的工业状态没有任何关系，与世界的工业状态似乎也没有任何关系。在开采技术和贸易逐渐向世界更广的地区扩展时，矿山的探索也随着向更广的地区扩展，因此发现新矿山的机会比在狭窄地区的时候更大。在旧矿山逐渐采掘尽时，能否发现新矿山是件不确定的事，人类的技术和勤劳对此也不能保证。只有实际发现矿山并采掘成功时，才能确定新矿山的真实价值。在今后一两个世纪中，也许能发现更为富饶的新矿山。但是，即便是现在最多产的矿山，其产出比美洲各矿山发现以前的任何矿山都显得还要贫瘠。这两者中实现任何一个，对世界财富和繁荣都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对土地和人类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也没有什么意义。年产物的名义价值（表明或代表这年产物的金银量）会有极大差异，但其真实价值（即所能购买和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却完全一样。前一种情况中，1先令代表的劳动可能与今日1便士代表的劳动相同。后一种情况中，1便士代表的劳动与今日1先令代表的劳动相同。但前一种情况下，持有1先令的人并不见得比今日持有1便士的人富有；在后种情况下，持有1便士的人也并不见得比今日持有1先令的人贫穷。人类从前一种情况得到的唯一好处是金银器皿的低廉和充足，从后一种情况得到的不利则是这些奢侈物品的昂贵与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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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价变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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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过古代货币价格的人认为，谷物及一般物品的货币价格低廉，金银价格昂贵是金属缺乏的有力证据，也是一些国家贫乏而野蛮的证据。这种观点和国家富裕导致金银富饶、国家贫困导致金银不足的经济学体系密切相关。金银价值的昂贵仅可证明各矿山贫瘠，不能作为国家贫穷与野蛮的证据。贫国不能像富国那样有能力购买很多金银，他们不可能为金银支付比富国还高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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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富，但贵金属的价格却比欧洲各国都要高。固然，自美洲矿山发现以来，欧洲的财富已大大增加，同时金银价格逐渐下降。其价格的下跌并非是因为欧洲真实财富的增加，或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增加，而是因为发现了更为富饶的矿山。欧洲金银量的增加与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但其原因不同，所以两者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金银量的增加是一个偶然事件，与政治无关；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则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崩溃与新政府的成立，鼓励了工业的发展，人们享受到劳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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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比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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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领域，金银比价一直是指导贵金属投资的重要指标。历史上金银比价曾低至15∶1，而目前却高达56∶1。由于受石油上涨、美元贬值等重大利好因素影响，包括美国高盛在内的世界著名投资银行均继续看涨黄金，金银比价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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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残存的波兰在今天仍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然而波兰也像欧洲其他各国一样，谷物的货币价格上升，金属的真实价格下跌。所以，波兰的金属数量增加，并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成比例增长。可是，这种贵金属的增加似乎并没有增加该国的年产量，也没有改善其制造业、农业和居民的生活环境。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拥有许多矿山，两国贵金属的价格比欧洲其他地方低。因为贵金属从这两国运往欧洲各地，要附加运费和保险费；而且它们或者被禁止输出，或者须交纳重税，此外还要付走私费。所以，与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比较，贵金属数量在这两国必然比在欧洲其他各国要多。虽然两国已废除封建制度，但其实际体制并不比以前好多少，它们比在欧洲很多国家贫穷。所以，金银价格的下跌不能证明一国的富裕繁荣；金银价格上升，以及一般商品如谷物价格的低廉也不能证明一国的贫穷和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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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商品，如谷物价格的低廉虽不能证明该国的贫穷和野蛮，但家畜、家禽、野生鸟兽的货币价格更低廉的事实却可明显证明以下两个事实：第一，牲畜的丰富程度大于谷物，由此可知畜牧荒地所占面积比谷物的耕地大得多；第二，畜牧荒地的地价比谷物耕地的地价低廉，可知该国大部分土地还未用于耕作和加以改良。由此可证明，这种国家的资财和人口，对其土地面积所持的比例，与普通文明国不同，从而证明其社会尚处于初级阶段。总之，我们从一般商品或谷物的货币价格的高低，能推断出那时以金银供给商业市场的各矿山的肥瘠情况，却不能据此推断该国的贫富。但是，我们可以从某些商品的货币价格与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的高低比例，准确地推断出该国是富裕还是贫困，它们大部分土地是否经过改良，其社会状态是野蛮还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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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银价跌落，一切货物所受影响一定相同，即银价若较前减少1/3、1/4或1/5，所有货物的价格，亦必相应抬高1/3、1/4或1/5，但是各种食品价格的上涨对粮食却不产生同样的影响。以本世纪的平均数为例，谷价的上涨远不如其他食品价格上升得那么多。由此可知，后者价格的上涨决不能完全归因于银价的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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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前64年间及最近这次恶劣的季节以前，谷物本身的价格较前世纪后64年间略低。英国温莎市场价格表、苏格兰各郡公定谷价调查表，以及法国麦桑斯和杜普雷·得·圣莫尔二世所搜集的许多市场账簿都证明了该事实。过去10年或12年的谷物高价可从气候不良上找原因，而不必推测银价的跌落。因此，银价不断跌落的看法并无确凿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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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等量白银在今日所能购得的食品数量比上世纪少，讨论该变化产生的原因是商品价格的上涨还是白银价格的下跌，这是一种徒劳的区分；对于只带一定数量的银子去市场购买的人，或只有一定货币收入的人来说，这种区分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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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种食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银价的下跌，原因只有一种，即美洲矿山的丰饶，因为只有它才可以推断出银价的贬值。尽管如此，国家的真实财富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也会像在葡萄牙、波兰那样日渐衰微，或像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样日渐增加。但这些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如果是土地真实价值的增加或耕地的改良，我们就可以得出该国在繁荣进步的结论。土地是国家财富中最大、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部分，若能对此部分的价值是否增加提供决定性证据，此区分无疑对人们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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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某些下级雇员的报酬时，此区别对公众也有益处。若某种食品价格上涨因银价下跌所致，则此等雇员的报酬应随下跌的幅度而增加；如果食物价格的上涨因土地的改良所致，那么如何提高其报酬或提高与否就是一个极其微妙的问题。由于改良及耕作的扩张，一切动物性食物与谷物的价格多少会有所提高，一切植物性食物和谷物的价格会或多或少地下跌。动物性食物价格上涨，是因为生产此食物的大部分土地经过改良，已适于谷物的生产，于是就得对地主和农场主的谷田提供地租和利润。土地的产出力增加导致其产量变得更大，因此植物性食物的价格下跌。农业的改良使许多植物性食物的上市价格更低廉（因为所需的土地与劳动更少），如马铃薯、玉米、印度小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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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原始状态下，许多植物食品的栽种局限于菜园中，而现在开始用耕犁栽植，如芜青、胡萝卜、卷心菜等。因此，在社会改良进程中，如果某种食品的真实价格上涨，那么另一种食品的真实价格必定下跌。而判定一种食品的涨价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另一种食品的跌价来补偿，更是一件慎重的事情。家畜肉价格一旦涨到极点（除猪肉外，其他家畜肉在英格兰大部分地方已在一个世纪前，达到了极点），此后其他各种动物性食物发生的任何涨价都不会对一般下层阶级人民带来多大影响。英格兰大部分贫民不会因家禽、鱼类、野禽或鹿肉价格上涨而苦恼，反之，他们会因马铃薯价格的下跌而感到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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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食物缺乏、谷价昂贵时，穷人会感到苦恼。但在普通的丰年，谷价处于平均价格时，其他原生产物价格的上涨都不会使贫民感到痛苦，食盐、肥皂、皮革、麦芽、啤酒等制造品价格的上涨也许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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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的英国乡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