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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封建法律依靠强制力量都无法改变的状况,如今却在商业和制造业的影响下,潜移默化地得以实现。随着商业和制造业的兴起,市场上的物品种类开始增多,这使得领主们可以用自己土地上生产的剩余产物来交换别的物资,这些交换来的东西由领主们直接消费,而不再与佃农和家奴共享。当领主发现由自己消费所收地租的全部价值的方法之后,他们宁愿把足以维持一个人全年生活的粮食用来换取一对金刚石纽扣或其他物资,也不再愿意同佃农、家奴同享地租的价值。当然,他们也随之舍弃了自己的权威。这种区别是十分明显的:金刚石纽扣由领主享有,而粮食则至少要与1000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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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国外贸易和制造业的国家中,那些年收入10 000镑的人,其收入基本上是用以养活1000家人;然而,现在年收入10 000镑的人,无须直接养活20人,却同样可以将这10 000镑消费掉。事实上,他间接维持的人的数量,等同于他先前所雇佣的人的数量,甚至更多。其全部收入虽然换回了很少的宝物,但却有许多工人直接采集、制造这些宝物,这些工人的工资和雇主的利润构成了宝物的价格。其实,他按宝物价格所支付的款项,就是间接支付工人的工资和直接雇主的利润,从而使工人和直接雇主的生活得以维持。当然,他的贡献只占工人和直接雇主全年生活费的很少一部分,少数占1/10,多数占1%,有一些则不到1‰,甚至有些还不到1/10000。虽然,他对维持工人和直接雇主的生活有所贡献,但是工人和直接雇主们却并非离不开他。相对于他而言,工人和直接雇主都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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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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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是荷兰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经济中心,是荷兰第二大港。全市共有160多条大小水道,由1000余座桥梁相连,被称为“北方威尼斯”。在17世纪时阿姆斯特丹已是世界的中心,当时的荷兰处于海洋霸权的巅峰,使阿姆斯特丹也一举成为当时欧洲最热闹的海运贸易站和最富裕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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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领主们是通过地租维持佃农和门客的生活。现在,他们以地租维持商人和工匠的生活时,所能养活的人数和先前基本相同,而且由于现在的消费方式,避免了乡村式待客方式的浪费,所以,领主们能养活的人甚至比以前还要多。然而,平均算来,他们每个人对商人和工匠的生活费的贡献,简直微乎其微,因为每个商人和工匠的生活费来自成百上千个顾客,并非只是来自他一人。在某种程度上,商人和工匠依赖的是这成百上千个顾客,而不是依赖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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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的个人消费逐渐增大,这使得他必须减少甚至全部打发掉那些他所养活的门客,同时,领主还需要削减佃农的数量。农田多了,领主将佃农人数减到最少,则领主在土地上所得的剩余生产物就增大。像消费其余部分一样,商人和制造业者又提供给领主其他的消费方式让他自己直接消费。于是,他们便想获得更多的地租,他们希望地租最好能超过改良状态下所能提供的数额。为此,他们必须改良土地。而要对土地进行改良,佃农就要增加费用;而佃农要增加费用,除非租佃期限足够长,长到他能够收回增加部分的费用和利润。否则,他决不会同意地主加租的要求。而领主们为追求奢华,扩大个人消费用度,不得不将土地的租期延长,长期租地权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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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农耕作地主的土地,付给地主十足的地租,但却不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与财产来为地主服务。在长期租地权形成后,佃农除按照租约或习惯法行事外,将不承担任何对地主的义务。佃农的独立,以及门客的削减,使得领主们无法去干涉法律的正常执行。于是,领主们为了宝石钻戒而放弃了自己先前的权利,成为城市中的市民和商人。在这种情形下,在城市、乡村中,就成立了正常的政府,政治秩序也就因此趋于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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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工商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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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领主是促使欧洲工商化革命进程的两个主要阶层。他们对这种革命的促成并没有预见性,而是利益驱动下的偶然性所致。国家通过对农业改良而实现的富裕比较持久,除因外敌入侵可能导致衰弱外,这种进步几乎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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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发达的国家,很少存在以大宗地产传至多代的世家;而在商业不盛的国家,如威尔士、苏格兰等,这种状况则很普遍。当富人的收入只能养活尽可能多的人时,他们的用度往往很有节制,即使他再有爱心,也无法养活其能力之外的人数。然而,当其收入的大部分都可以用于个人消费时,他就变得毫无节制。因此,在以商业为主的国家里,即使政府制定严厉的法规制止挥霍浪费,还是很少存在长期富裕的家庭。相反,在商业不发达的国家中,这种状况却普遍存在,即使政府不制定严厉制止挥霍浪费的法规,依然存在着许多富裕的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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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的华尔街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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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是一条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狭窄街道,街上云集了纽约证交所、纳斯达克、美国证交所和纽约商业交易所等众多世界顶级金融机构的总部,堪称美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17世纪中期,荷兰殖民者在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建起一道近4米高的木墙,以抵御印第安人和英国人的入侵;后来沿着这道墙规划出一条道路,便起名“华尔街”,本意为“墙街”。18世纪,一些交易员和投机者来到华尔街街角,开始在一棵梧桐树下从事非正式的证券买卖。美国独立后,他们在这里订立了《梧桐树协议》,宣布此地为证券交易的场所,这便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雏形。图为1789年的华尔街街景,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棵梧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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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商化革命对于民众的幸福至为重要。然而,促使这一革命完成的阶层却是两个不关心民众幸福的阶层,即领主和商人。因为,在工商化革命过程中,领主的唯一目的是满足其虚荣心,商人的目的则是为了一己之私。所以,领主和商人只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偶然促进这场革命,他们根本不会了解,更不会预见这种革命。所以,欧洲大部分城市的工商业繁荣是农村改良与开发的原因,而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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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农村工商化的改革进程违背自然发展规律,所以其进程必然缓慢而不确定。目前,那些以工商业为国富基础的欧洲各国发展缓慢,而那些以农业为国富基础的北美殖民地则飞速发展。以下实例可以证明这点:在欧洲,很多地方近500年来人口数量没有增加一倍,而在北美殖民地人口数量在20年或25年就会翻一番。在欧洲,大宗地产因长男继承法和各种永久所有权的限制而不能分割,致使小地主的数量不能增加。但是相对于这些大领主,小地主对自己有限的土地十分熟悉,对它们爱护备至,总想方设法对其开发和改良。因此,他们是最勤勉的耕作者。另外,因欧洲的长男继承法和永久所有权存在,使得购买土地的资本多于待售的土地的价格,土地不得不以独占价格出售。而通过土地所得的地租又无法使小地主支付利息,更不要说提供修补费用及其他意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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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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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年荷兰人来到北美东海岸的一处岛屿,在这里创建了“新阿姆斯特丹”和“新尼德兰”两处殖民地。1674年它们被英国人占领,更名为“新约克”(约克为英国地名),这便是纽约的由来。独立之初,纽约曾是美国的临时首都,到1790年取消。1825年伊利运河开通后,纽约的经济开始快速增长,逐渐跻身世界级大都市行列。到20世纪20年代,纽约的整体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伦敦,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图为当今从新泽西望向曼哈顿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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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欧洲,购买土地获利最少。为了安全起见,有些人不再经营工商业,有时也会用很少的资本来购买土地;另一些人因想保储蓄的安全而投资购买土地。然而,如果一个不想从事工商业的青年只是花两三千镑购买一小块土地,此后也可以衣食无忧,但绝不可能成为大富翁。若他把用于购买土地的资本用作其他用途,那么就有可能成为大富翁。这种青年虽不希望成为地主,但大多不想成为农民。如此,原本可能用于改良土地、开发土地的资本,因土地高昂的卖价而不会投到这方面来。相反,在北美殖民地开办一个农场也不过五六十镑。在那里,资本最有利的用途便是购买与开发未开垦的土地,这也成为那里最直接的致富方法。在那里,几乎不需花什么代价就可以取得大量的土地。相反,在欧洲因为土地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上述状况就很少出现。但是,当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去世时,其子女接受了土地的遗产,那么这些土地大都会在某天出售;这些待售土地将以非独占的价格出售,土地价格自然下降。如此,土地的自由地租将逐渐抵付购买土地地价的利息,以小额资本购买的土地其获利状况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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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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