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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欧洲，购买土地获利最少。为了安全起见，有些人不再经营工商业，有时也会用很少的资本来购买土地；另一些人因想保储蓄的安全而投资购买土地。然而，如果一个不想从事工商业的青年只是花两三千镑购买一小块土地，此后也可以衣食无忧，但绝不可能成为大富翁。若他把用于购买土地的资本用作其他用途，那么就有可能成为大富翁。这种青年虽不希望成为地主，但大多不想成为农民。如此，原本可能用于改良土地、开发土地的资本，因土地高昂的卖价而不会投到这方面来。相反，在北美殖民地开办一个农场也不过五六十镑。在那里，资本最有利的用途便是购买与开发未开垦的土地，这也成为那里最直接的致富方法。在那里，几乎不需花什么代价就可以取得大量的土地。相反，在欧洲因为土地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上述状况就很少出现。但是，当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去世时，其子女接受了土地的遗产，那么这些土地大都会在某天出售；这些待售土地将以非独占的价格出售，土地价格自然下降。如此，土地的自由地租将逐渐抵付购买土地地价的利息，以小额资本购买的土地其获利状况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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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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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原来只是一个小村庄，14世纪成为一个大型城镇。工业革命后，由于在附近发现煤矿，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工业革命使伯明翰变得非常繁荣，各种工业都发展得非常快，成为当时铁路机车、蒸汽机和船舶的制造中心，以及工业和金融中心。伯明翰铸币厂是世界上最早的独立造币厂，直到2003年，英国的硬币都是在伯明翰制造的。图为1886年的伯明翰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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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其他欧洲各国，英格兰土地肥沃、幅员辽阔，可通行的河流网络遍及全国，交通十分便利。土地的充裕使得英格兰易于发展海外贸易，也易于经营远地销售的制造业。另外，自伊丽莎白即位以来，英国十分注重发展工商业，制定了许多维护工商业利益的法律。事实上，在欧洲包括荷兰在内，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在维护工商业利益方面比英国做得更好。因此，英国的工商业在此时迅速发展。当然，农村土地的开发与改良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尽管其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工商业。在伊丽莎白时代以前，许多土地已经得到耕种，然而英国依然有很大部分未耕种的土地，即使那些已经耕种的土地，其耕作状况也大都不尽如人意。但是，英国的法律除通过保护工商业而间接对农业加以鼓励外，还有许多对农业有直接奖励的法律。除去歉收的年份，英国国内的谷物可以自由输出，并享受政府的补贴。一般情况下，国外的谷物输入英国须缴纳高额关税。最近又有规定，除爱尔兰外，其他国家均不得向英国输入活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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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英国的土地耕作者垄断着面包和家畜肉。英国政府的这种奖励虽是一厢情愿，但确实是对农业的保护。最重要的是，英国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法律对农业进行保护，使得农民能够安定独立。由此，英国政府受到民众的尊敬。然而，与那些长子继承法仍然存在、什一税继续被征收、违背法律精神的国家相比，英国对农业保护做得最好。若英国政府不制定相应的法律直接保护和鼓励农业，仅仅通过发展商业而间接对农业加以鼓励，任农业的状况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状况保持同等水平。那么，英国的农业又将会怎样？我们以法国目前的农业情况来探析。在英国成为商业大国之前的100年间，法国的海外贸易非常繁荣。在查理八世远征那不勒斯之前，法国的航海业就已经十分发达。然而，从总体上而言，法国土地的耕作与改良远不如英国。法国政府制定的法律从来没有对农业进行直接的奖励。相对欧洲其他各国的海外贸易，虽然葡萄牙和西班牙依赖外国船只运输，但他们依然获利丰厚。而对他们殖民地的海外贸易，葡萄牙和西班牙则依赖本国船只装运，因为他们有着富饶的殖民地，因此获利依然巨大。但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并没有因此在国内创建任何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甚至他们国内还有大量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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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塞尔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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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畔的内陆港市杜塞尔多夫，是德国鲁尔工业区的中心，设在这里的钢材、钢管、钢铁、机械、化工和玻璃等工业企业享有世界声誉。杜塞尔多夫生活着许多东亚人，其中以日本人为主，是欧洲最大的日侨居住地。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处欧洲经济最发达的“金三角”位置，且其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杜塞尔多夫云集了众多的大型企业总部，成为仅次于巴黎和米兰的时尚之都。图为1900年的杜塞尔多夫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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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欧洲各国的海外贸易而言，意大利的历史最为悠久。在欧洲，只有意大利因为海外贸易和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而使国内土地全部得到开发与改良。根据古西亚迪亚的记载，在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之前，不论是肥沃的平原，还是荒芜的山区，意大利人对他们的土地都进行了良好的耕种。这种状况与意大利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有诸多独立小邦有关。然而，对于今天的英国来说，那时的意大利土地耕作却落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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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其他国家，通过工商业获得的资本用于农业总是一种难以确定的财产，除非一部分资本已经在土地耕作与改良上得到保障和实现。商人并不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公民，对他而言，他在何处经营都不重要。假若他对某国产生了厌恶，即使这种厌恶十分微小，他也会将其资本从这个国家撤出，将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随着资本的转移，由这些资本所维持的产业也必然随资本的转移而转移。资本只有根植于地面，成为建筑物或其他永久的产物才能属于某一国家；否则，它不属于任何国家。相传，汉萨同盟的许多城市拥有大量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除在13、14世纪的历史记载中可以找到外，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这些城市的具体地理位置均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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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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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向西移民的活动就开始了。美国的西进运动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和领土扩张的背景下，以大规模人口迁移为基础，以交通运输业为先导，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指向，以增长中心、带动区域开发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美国通过西进运动，在200多年中开发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在这些土地上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农业、畜牧业、工业，这对美国成长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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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意大利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灾祸不断，使得伦巴底和托斯卡纳的工商业大为衰落。但是，现在欧洲人口最集中、土地耕作最优良之处仍是这些地方。佛兰德先是发生内战，之后又被西班牙统治。虽然安特卫普、根特、布鲁塞尔的大商业被驱逐了，但这里依然是欧洲财富最多、人口最集中、耕作最发达的地方。国家富裕的来源如果仅仅是商业，那么战争与政治上的一般变革则会轻易地使这个国家的财富消耗殆尽。相反，若国家富裕的来源是通过比较可靠的农业改良而产生，那么，国家就会长久拥有其财富，除非出现敌国入侵而导致持续性剧变，比如罗马帝国崩溃前后西欧的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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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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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第四卷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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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涵盖了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它有两个明确的目标：一是为人们提供丰裕的收入或生活资料，或者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裕的收入或生活资料；二是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概括而言，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国富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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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斯密—李嘉图—穆勒”古典经济学体系无疑是西方近代经济学成长的摇篮。在斯密之前，虽然也有影响较大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等政治经济学派，但它们都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重商主义产生于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其观点反映了当时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最初的理论考察；重农主义把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唯一创造财富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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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既驳斥了重商主义片面强调国家储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也否定了重农主义者将土地视为创造一切社会财富的来源，首先提出了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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