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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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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是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的时期。当时的希腊生产力进步，铁制工具广泛应用，手工业中铁器、铜器、陶器、纺织业和造船业都有了长足发展，城邦贸易逐渐兴盛起来。图为这一时期雅典的海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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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航海法对国外贸易是不利的。两国间的通商关系和两个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一样，以贱买贵卖为利。一个国家最可能有贱买的机会，是在贸易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其他国家把它所需的物品运来。由于同一原因，这个国家也会有贵卖的机会，因为买者麇集于它的市场就能尽量提高货物售价。虽然航海法对输出英国产物的外国船只未曾课税，甚至以往输出货物和输入货物都要交纳的外人税，由于后来的若干法令，有大部分输出品都无须再缴纳。但这一切，都无法减轻航海法对国外贸易的不利因素。如果因受禁止或被课取高关税，外国商人就不能来此售卖或购买货物。外国人的空船来我国装货，来途中的船费就势必损失。因此减少售卖者人数，同样也会减少购买者人数。与贸易完全自由的时候相比，既增加了外国货物的购买价格，又降低了本国货物的售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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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在国内对本国生产物课税的时候。在这种场合，对外国同样生产物课以同额税，似乎也很合理。课税的结果，不会让国内产业独占国内市场，也不会让流入某特殊用途的资本与劳动比自然流入的多；仅使本来要自然流入某用途的资财与劳动，不流入其他的用途。在课税后，本国产业与外国产业仍能在和课税前基本相同的条件下相互竞争。在英国，当对国内产业的生产物课有此等税时，通常就会对从外国输入的同种类商品课以更高的关税，以免遭到国内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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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种自由贸易的限制，有人认为在某些场合，不应只针对与本国课税品相竞争的那些外国输入商品，应扩大到其他外国输入商品。他们说要是在国内对生活必需品课税，那么不仅对外国输入的同种生活必需品课税是合理的，而且对能和本国任何产业的生产物竞争的各种外国输入商品课税也是合理的。他们认为这种课税的结果，必定会抬高生活品价格，其结果造成劳动价格也跟着抬高。生产各种商品的劳动价格上升了，本国产业生产的各种商品，即使没直接课税，其价格都将因此而上升。所以他们认为，这种课税虽表面上只以生活必需品为对象，可实际上已经针对国内一切产物。他们认为，对于本国任何商品竞争的外国输入商品，须一律课以与本国商品价格增高额相等的税，才能使国内产业与国外产业立于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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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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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在以农业为主的欧洲，大量人口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人们以分工协作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伴之而来的是社会经济水平和生活形式的巨大变革，整个社会正大踏步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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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必需品税，如英国的石碱税、盐税、皮革税和烛税等，是否一定会提高劳动价格，从而提高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将在后面考察赋税时进行分析。但是，先假设生活必需品税能达到这个效果，所有商品价格因劳动价格的上涨而普遍上涨的情况，在以下两方面，与特定商品由于直接课有特种赋税而涨价的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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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特种赋税能使特定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何种程度，可以很准确地判定。但一般劳动价格的提高，能影响各种不同劳动生产物价格的程度，却无法准确地判定。因此，不能准确地按各种国内商品价格上涨的比例，对各种外国商品课以相当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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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生活必需品税对人民境况的影响，与土壤贫瘠、气候不良所带来的影响大致一样。粮食价格因课税变得比以前贵，就好比在土壤贫瘠、气候不良的条件下生产粮食，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和费用。在土壤和气候引起自然的贫乏时，指导人民如何使用其资本与劳动是不合理的；在对生活必需品课税引起人为的缺乏时，指导人民如何使用其资本与劳动也是不合理的。面对这两种情况，只能让他们尽快适应环境，寻找劳动用途，在不利的条件下，能在国内或国外市场上占领较优越的地位。他们已有过重的捐税负担，再加上新的课税，令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和其他大部分物品都得付过高的价格，这无疑将是最不合理的补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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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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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欧洲中世纪盛期，有的农民已经在中欧的某些地区专门从事牲畜饲养和畜产品的加工。在所谓的“高山牧场”，畜牧业经营集约化了，并且与此相应发展起了奶酪生产。与经营土地不同，畜牧业劳动负担在全年中是相对平均分配的。因此，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出现了一种对劳动力相当稳定的需求，这使得畜牧业在欧洲经济变革时期依然保持着稳定的发展。图为16世纪荷兰画家勃鲁盖尔的画作《牧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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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赋税，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所造成的危害，与自然灾害一样。但普遍征收此类赋税的国家，往往是最富裕和最勤勉的，普通国家经不起这么大的波动。在欧洲，荷兰是这一类赋税最多的国家。而荷兰之所以能继续繁荣，并不是因为有此赋税，而是由于它各种产业很大的固有优点，使得此类赋税对其继续繁荣没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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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奖励本国产业，给外国产业加上若干负担，在上述两个场合一般是有利的。但在下述两个场合，则有考虑余地：第一，适合在什么程度上，继续准许一定外国货物的自由输入；第二，适合在什么程度上或使用什么方式，恢复已中断一定时间的自由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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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在什么程度上继续准许一定外国商品的自由输入，有以下情况出现时会考虑：当某个国家以高关税或禁止的方法，限制我国部分制造品输入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国自然又会对那个国家的部分或所有制造品，课以同样的关税或禁止其输入。各国间常以此方法相互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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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为了庇护本国的制造业，就特别喜欢用限制输入的方法对付与其竞争的外国商品。这种庇护行为出自科尔伯特的政策。虽然科尔伯特很有才能，却似乎是受了商人和制造业者的蒙蔽，为他们争取一种不利于民众的独占权。1667年，科尔伯特公布关税法，对大部分外国制造品课以极高的关税。荷兰人请求减轻关税无果，于1671年开始禁止输入法国的葡萄酒、白兰地及制造品。这次商业上的争执，是1672年两国战争的起因之一。1678年的尼麦格和约，法国减轻了荷兰的关税，于是荷兰人也撤消了输入禁令。这两个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互相采用高额关税与禁止政策来打压对方产业，不肯轻易妥协。同样，1697年，英国禁止输入西班牙领地弗兰德制造的麻花边，作为报复，西班牙政府就禁止输入英国的毛织品。1700年，英国撤回了针对弗兰德麻花边的输入禁令，但要求弗兰德也必须撤回禁止英国毛织品输入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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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口税而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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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征收进口税是为了保护国内工商业，但这也损害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因为该关税壁垒会使新兴贸易体的出口下降，从而使其贸易热情下降。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在实行经济孤立主义时期，提高进口税反而加剧了经济的萧条。但在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维护下，通过出口补贴将需求从国外转移，以维持国内收入。这一时期，民主党呼吁进一步提高关税，而共和党则坚决反对。长期的争执严重影响了美国国内的消费倾向，许多小生意人不得不暂时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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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除高关税或禁令而采用的报复政策，如果能达到目的，那就是好政策。通常恢复大的国际市场，可以应付因某些物品价格暂时昂贵而引起的困难。判断报复政策能否达到目的，不是靠立法家的知识，而是靠政治家或政客的技巧。因为立法家的思想常受固定原理的指导，而政治家或政客的思想，则受变化的事件支配。没有撤销这种禁令时，为赔偿我国某些阶层受到的损害，就用伤害自己利益的方式，这样却往往伤害了所有阶层的利益。当邻国对我国某种制造品发出禁令时，我国就禁止其相同的以及更多的制造品，让邻国也受到影响。这虽能给国内某些行业带来好处，但对被禁止的那个行业却没什么帮助。相反，这两国所有人民，不得不支付昂贵的价格，来购买被禁止的制造品。因此，这类法律实际上是对全国课税，受益的仅为某些行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