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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葡萄牙国王陛下，以他自己及其承继人的名义约定在未受法律禁止以前，永远准许英国呢绒及其他毛制品自由输入葡萄牙，但英国必须遵循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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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国国王陛下以他自己及其承继人名义，以后必须永远准许葡萄牙产的葡萄酒输入英国，无论何时，无论英法二国是和是战，无论输入葡萄酒时所用的桶是105加仑桶、52.5加仑桶或其他，都不得以任何名义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此种葡萄酒比同等法国葡萄酒所缴纳更多的关税；而这种关税，与同等法国葡萄酒相比还须少纳1/3。如果将来任何时候，上述关税的减除以任何形式被侵害，则葡萄牙国王陛下禁止输入英国呢绒及其他毛制品将是正当而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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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国全权大使相约负责取得各自国王的批准，并约定在两个月内交换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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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条约中我们可以看出，葡萄牙国王有义务准许英国毛织物输入时不得提高税额；但他没有义务要以比任何其他国家如法国、荷兰毛织物输入条件更好的条件准许输入英国毛织物。而英国国王却有义务，要以比法国葡萄酒输入条件更好的条件准许输入葡萄牙的葡萄酒，即比法国葡萄酒少纳1/3的关税。就此而言，这显然有利于葡萄牙而不利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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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葡萄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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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文化的演变、发展和西方文明的发展紧密相连。早在古希腊时代，新月地区就出现了葡萄酒。随着城邦的兴盛取代原始的农业部落，为了扩张而远航的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将葡萄树种与酿酒的知识散布到地中海各地，乃至整个欧洲大陆。到了近代，在伊莉莎白女王的统治下，英国将葡萄酒从欧洲各地带到英国，葡萄酒贸易成为英国争夺制海权的动机之一。但在与美洲大陆交流的过程中，一些葡萄疫病也被带回欧洲使葡萄酒产业在19世纪末陷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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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条约的签订，却被称为英国商业政策上的一项杰作。葡萄牙每年从巴西所获得的黄金多过以铸币及器皿形式用于国内贸易的数量，如果不使用剩余的黄金又是一种浪费，但在葡萄牙国内又没有合适的市场。所以，尽管葡萄牙政府禁止黄金输出，但人们还是偷偷将黄金运出以交换在国内市场上更有利的产品。其中，大部分黄金输往英国以交换英国货物或间接从英国交换其他欧洲各国的货物。据巴勒特所言，从里斯本到英国的周期邮船，每周都带来约5万镑以上的黄金。如果确是如此，那么一年流入英国的黄金总量，当在260万镑以上，比人们认为巴西每年所能提供的数额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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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由于葡萄牙国王失去了对我国商人的好感，一些非经条约规定而由葡萄牙国王特赐的权利或被侵犯，或被撤回。所以一些人认为，这种贸易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对英国有利。他们说，每年输入英国的黄金并非有利于英国，因为每年从葡萄牙输入英国的水果与葡萄酒，几乎抵消了输往葡萄牙的英国货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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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事实确实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因此说，这种贸易比输出品价值等于输入品价值的其他贸易更为有利。或者可以这样认为，这些输入的黄金，只有一小部分是每年用来增加国内器皿或铸币，其余的则输往国外以交换某些可消费物品。但是，这种可消费物品，如果是直接由英国生产物购买，那么就一定比先以英国生产物购买葡萄牙黄金，再以黄金购买可消费物品划算。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总比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有利，且从国外运送一定价值的外国货物到本国市场，前者所需资本要比后者所需资本少得多。假若我们国内的产业，只是以很少一部分生产适合葡萄牙市场需要的货物，以较大部分生产适合其他市场需要的货物，那么对英国民众获得所需要的可消费品就更有利了。如此一来，英国就可以花较少的资本获得自身需用的黄金及可消费物品，而将节省下来的资本用于推动更多产业和生产更多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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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商船 屏风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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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6世纪后，丝绸、瓷器、茶叶等来自东方的商品开始大量涌进欧洲，成为上流社会显示财富的奢侈品。随着对这些奢侈品需求的日益剧增，当时从事亚欧贸易的商人纷纷大发横财。当时葡萄牙控制了主要的东西方航线，仅香料贸易就获取了约1亿英镑的利润。图为这一时期日本画家笔下的葡萄牙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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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商品无异，任何人都可以购买到其所需要的黄金数量。即使英国完全不与葡萄牙通商，英国依然可以获得在器皿、铸币或国外贸易上所需要的黄金。而且，葡萄牙每年依然要输出剩余的黄金，虽然它们不会由英国买去，但是必然由其他国家买去，而这一国家又以相当的价格再卖出这部分黄金。当然，我们是直接购买葡萄牙的黄金，还是间接购买其他各国（除了西班牙）黄金，出价可能略高但差额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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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我们从某一国输入了越多的黄金（我们的黄金大都来自葡萄牙），则从其他各国输入的黄金就会越少。如同对其他各种商品的有效需求一样，任何一个国家对黄金的有效需求也有限。如果我们从某一国输入这有限量的9/10的黄金，那么从其他各国输入的黄金，就不过是这有限量的1/10。而且，每年从某些国家输入的黄金，越是超过我们在器皿、铸币上所必要的分量，我们向其他各国输出的黄金就越多。就某些国家而言，贸易差额越是有利于我们，那么站在其他国家的角度上来看就越对我们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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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西班牙在与英国晚近的战争结束后，认为英国为了方便与葡萄牙的贸易才驻军在其海港，所以他们就没有要求葡萄牙驱逐英国船只，也没有派遣守备队进入葡萄牙海港以防御英国的入侵。假设葡萄牙接受了西班牙的条件，即驱逐英国船只离开葡萄牙各海港，让法国和西班牙派遣守备队进入葡萄牙海港以防御英国的入侵。那实际上，英国反而就此可以摆脱一个很大的负担，无须去保卫一个——倾尽全力也不能有效保卫的国家。丧失对葡萄牙的贸易，仅仅是会让经营此贸易的英国商人在一两年间有所损失，但比起驻军的费用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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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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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商条约影响下的铸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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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铸币业予以奖励应是国家长期奉行的国策之一。在不断循环的消费品贸易中，金银货币通常是最佳的交换媒介。国家大量输入金银，其目的并非为铸币所需，而在于占据对外贸易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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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年大量输入的金银，其目的是进行国外贸易而非制造器皿和铸币。以金银为媒介，在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中最为有利。金银体积小、价值大，且最易为人接受，从而成为普遍的商业手段。就器皿而言，英国的金匠业虽然十分发达，但每年售出的大部分新器皿大都由旧器皿溶解制成，因此所需要的金银极少。铸币也是如此，金币改铸前的10年间，不可能将每年80万镑以上的金银用来铸币。在铸币费用由政府支付的国家，铸币内含金银有一定的标准重量，其价值不会比等量未铸金属的价值大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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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财政大臣科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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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贝尔（1619年—1683年），法国政治家、国务活动家。他长期担任财政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按照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鼓励发展本国工商业，并且提高关税来予以保护，重商主义因此也被称为“科尔贝尔主义”。通过政府直接控制经济部门，建立殖民贸易公司和开办新式工厂，科尔贝尔成功地扩展了法国的工业和贸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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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的流通铸币大都有磨损，以及其他原因而低于其标准重量。英国也是如此，金币低于标准重量的程度，常在2%以上；银币低于标准重量的程度，常在8%以上。然而，如果44几尼半是1磅金的标准重量只能购买1磅未铸的金块，那么没有1磅重的44几尼半就不能购买1磅重的未铸金块。因此，金块的市场流通价格就不和造币厂价格一致，不是46镑14先令6便士，而大约为47镑14先令或者48镑。在铸币大部分都是这样低于标准重量之时，新从造币厂出来的44几尼半的铸币，不能在市场上购买比其他普通几尼更多的商品，当它们与其他货币一同混入商人的金柜中之时就难于辨认，即使能辨认，所费亦必多于所值，所以其所值亦不多于46镑14先令6便士。但是，如果将它们倒入熔锅，就可以生产出1磅的标准金。而这些标准金，无论什么时候，均可换得47镑14先令乃至48镑的金币或银币，其效用也等同于当初熔解的铸币。由此可见，熔化新铸币就可以获利，而其熔化速度之快，非政府可以预料。所以，造币厂的工作只是补替熔化最好部分的铸币，而非逐日增加铸币，这就如同潘内洛普的织物：白日织，晚间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