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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民兵来说，各国的形式又有不同。有些国家的民兵平时只参加训练，并不被编制成独立的队伍，没有正式、固定的长官。例如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的民兵，参战之前，他们多在各自家乡分散而自由地操练，不属于任何特定部队。有些国家的民兵全都被编入伍，都有正式、固定的长官来指导训练，如英国、瑞典以及近代设有不完全兵备的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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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发明之前，军队优越性决定于使用武器的熟练程度，及技巧的掌握与运用程度。同时，体力状况和动作的敏捷度是决定战斗胜败之关键。另外，只有单独地或和与自己本领相同的朋友一起进入特定的学校，师从特定的教师，才能熟练掌握使用武器的技艺。火器发明后，军人操作火器的水平已接近同一水准，操作技巧和熟练程度也不必单独去学，而可在大部队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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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对军队战斗的命运而言，兵士的纪律、秩序和迅速服从命令比兵士对武器使用的技巧和熟练程度重要得多。近代战争，火器所发出的响声、烟气以及看不见的随时可能到来的伤害，都会令士兵恐惧，令其时时感受到死神的威胁。因而，战斗一开始，军队的纪律、秩序及服从性往往就很难保障。而火器发明之前的战斗则非如此，在整个战斗中，对军队纪律及秩序的维持都比较容易。因为，这种战斗除了人的呐喊声、武器的碰撞声外，很少有其他因素的干扰，对于敌人手中武器的指向大家都可清楚看到。因而，这种战斗给士兵造成的心理恐惧要小得多，从而，军队的纪律、秩序的维持也相对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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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有在大部队中才能训练出良好的纪律性、秩序性，以及对命令的服从性，民兵在这方面难与常备军匹敌。同样，在武器使用的熟练程度上，民兵也决不是常备军的对手。民兵每周或每月才受长官指挥一次，而常备军的所有行为都在长官的监控或指挥下，因而其对于长官的敬畏程度、对于命令服从的速度都会远远超过民兵。因此，无论在武器的使用上还是纪律上，民兵都远远不如常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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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鞑靼、阿拉伯和苏格兰高地的民兵却有所不同。当他们随酋长作战时，他们对长官的尊敬和对命令的服从都与常备军接近。不过，苏格兰高地的民兵与鞑靼和阿拉伯的民兵之间又不同。第一，他们在服从命令上远不如后两者，他们有固定住所，不愿奔赴远方，也不愿进行持久战；他们获取了战利品后就会马上要求回家，而酋长的权威却无法阻止。第二，在武器使用上的技巧与熟练程度以及在军事训练上也不如后两者，因为他们已习惯稳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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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何民兵只要经历几次作战，就可以成为合格的常备军。因为他们每天都操练武器，他们将很快获得常备军的作战经验，并习惯服从长官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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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常备军比民兵更有利于国家的国防安全。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是马其顿国王的军队。这支队伍历经无数次战斗后，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勇猛无敌的常备军。他们曾打败了希腊和波斯帝国的民兵，最终导致这两大帝国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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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大革命是迦太基的没落与罗马的兴盛。从第一次迦太基战争结束到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爆发，哈米尔卡尔、哈斯德拉巴和汉尼拔相继率领迦太基军队进行了惩罚叛变奴隶、平定非洲叛乱、征服西班牙等战争，其军队在战斗中得到了像常备军那样的严格训练。而当时的罗马军队未经历过像样的战斗，与迦太基的军队相比，罗马军队简直就是民兵对抗常备军。因而，罗马军队最初连连失败。不过，罗马军队在与迦太基的长期战斗中逐渐锻炼成为训练有素的常备军。而相反，汉尼拔军队未能得到充分的供给，其优越性日益减少，逐渐难以抵抗罗马军队。这时，虽然哈斯德拉率领西班牙的常备军增援汉尼拔，但因误入生疏之地而全军覆没。这样，罗马统帅西皮阿趁机率领军队进攻西班牙，并将其征服。此后，罗马军队又在非洲连连获胜，虽然这些非洲败军又加入了汉尼拔的部队，并与罗马军队进行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但这已经无法改变迦太基战败的命运。迦太基最终走向没落已成为必然，罗马帝国也由此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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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结束到罗马共和国没落期间，罗马军打败了马其顿、希腊、叙利亚、埃及等国的民兵。虽然塞西亚和鞑靼民兵是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后罗马军队最可怕的敌人，但罗马军队最终征服他们，并成为当时最为强大的军队。不过，罗马军队后期的纪律有所松懈，其战斗力也被削弱。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一是军队的纪律过于严厉，罗马军队天下无敌后，兵士纷纷抛下了沉重、坚硬的铠甲，放弃了刻苦的训练；其二，罗马各代皇帝统治下的常备军屡屡反对皇帝，拥立自己的将军，从而对皇权构成了威胁。为了消减这种威胁，有的皇帝将屯驻边境的常备大军召回内地，化其为小的势力，分散于各省。这样，由于军队的驻扎地常为商业、制造业繁荣的都市，兵士们逐渐成为商人、技工或制造业者。于是，罗马军队失去了战斗力，被日耳曼和塞西亚民兵打败，西罗马帝国灭亡。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在于，游牧国民兵比由农夫、技工、制造业者组成的民兵更优越。希腊民兵战败波斯民兵，瑞士民兵战败奥地利、勃艮第民兵都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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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威治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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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开支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用于建设方便公民的基础设施，如公园、剧院、桥梁等。格林威治公园是英国最著名的公园之一，它位于伦敦东南、泰晤士河南岸，为地球经线的起始点。而所谓本初子午线，除了是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制定的依据，同时也将地球划分成东西两半。格林威治公园占地广大，周围邻近的重要景点，包含旧皇家天文台、航海博物馆、格林威治码头在内的整片区域，以“Maritime Greenwich”为主题，在1997年时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珍贵遗产。图为从格林威治公园的小丘望向金丝雀码头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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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没落后，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建立的国家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崛起。起初，这些国家的军队依然由牧民和农民组成，具有相当的纪律性，在酋长的带领下转战南北。但是，酋长的权威在技术及产业前进的脚步声中渐趋衰微，有时参加训练的人也大为减少。为此，他们着手建立常备军，以挽危局。之后，各国纷纷效法，以求国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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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备军的勇武显而易见。有时，没有作战经验的常备军可与有作战经验的民兵相抗衡。例如，1756年，俄罗斯进攻波兰时，俄军虽然已有20年未经战争，从未参加过战斗的士兵占大多数，但他们却可与强大而老练的普鲁士士兵抗衡。1739年前，英国军队已经有28年没有作战，但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训练有素的英军表现仍然非常勇武。所以，即便是和平时代，只要管理得法，坚持训练，士兵也可保持军人的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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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托瓦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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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奥地利皇帝弗朗索瓦一世的女儿，14岁入主法国凡尔赛宫。1770年，年仅15岁的她成为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美丽迷人的她就这样成为奥地利与法国险恶政治之间的牺牲品。她拥有一头金色波浪卷秀发，嫣红的双唇、吹弹可破的雪肌、迷人的双眼，衣着奢华举止优雅，被誉为奥地利最美的公主，是当时全欧洲的时尚化身。到法国宫廷后，热衷于舞会、时装、玩乐和庆宴、修饰花园等，有“赤字夫人”之称。深宫中的她过着无忧无虑的天真生活，全然不知战火已经逼近，更不知自己正是众矢之的。1793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她于次年10月被狂怒的民众判处死刑，送上了断头台，然而事实上，她是法国历史上最愿意体恤民情的一位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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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编制常备军是文明国家使其自身免受野蛮民族侵扰、保持国防安全的唯一手段。因为，野蛮国家的民兵总是优于文明国家的民兵，而有纪律、有训练的常备军却优于任何民兵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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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严明的常备军既能抵御外来侵侮，又可使一个野蛮国家很快变得相当文明。同时，其威慑力又可将君主的法令推行到帝国最偏远的地方。在无政治可言的国家，军队可使正规的统治得以维持。彼得一世变法时，常备军的建设就是各种设施的枢纽，是使其法规、法令得以执行、维持的工具。因而，常备军也为俄国赢来了长时间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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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统兵将官的利益和维持国家宪法无多少关联，常备军则往往会给国民的自由造成威胁。恺撒的常备军破坏了罗马共和国，克伦威尔的常备军解散了英议会，这些都是实证。但是，如果君主独揽军权，各军队的主要将官由显贵担任，也就是说，如果全国的兵力掌握在享有大部分民主权力的人手中，那么常备军就不会给自由造成任何危险。相反，它或许还会利于自由。因为，在常备军的护持下，君主不再忧虑自身的安全，也不会担心市民扰乱和平而时时予以监察。他可以对民众粗暴的抗议置之不理，也愿意如此放手。所以，只有这些国家中的公民才享有绝对的自由，君主也无须拥有压抑这种自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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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君主首要的义务就是保障本国社会的安全，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横暴与侵犯。随着社会的进步，完成这种义务所需的费用日益增大，已从任何时候都无须君主出资发展到任何时候都必须由君主出资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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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莫斯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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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凡三世大公统治的时代，莫斯科公国取得完全独立并迅速崛起。这幅16世纪的画作描绘了当时莫斯科城的状况。这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城市正在向商业化转变，它以出口谷物、亚麻织品、饲料作为其商业经济的支柱。越来越多的来自欧洲的商人会聚其中，使这座城市向着西方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