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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民政政府都一定要先取得人们的信服。人们为什么会服从某些人的支配呢？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自然的服从性呢？其原因大致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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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人资质上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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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优越。身体上的优越包括个人资质、体力、容貌、动作敏捷性等方面。精神上的优越包括智慧、道德、正义性、刚毅性、克制性等。只有肉体上的优越有了精神上优越的支持，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权威。单靠体力只会使个别的弱者服从，德智兼备之人可获得非常大的权威。不过精神上的品质难以确切判断，总有惹起争议之处。因而，身体品质与精神品质的俱优往往是确立等级及制定服从法则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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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人年龄上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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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些与其身体、财产、能力等方面都相同的年轻人比，老者总能博得人们更多的尊敬。北美土著人中，年龄是判定身份及地位的唯一标准。在文明富有的国家，如果其他方面都相同，而且除年龄之外再无确定身份的条件时，那么年龄就成为确定身份的唯一条件。在兄弟姐妹中，当继承难以分割，且又须全部归一人占有的东西时，几乎都是长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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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人财产上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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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蛮社会，富人有着更大的优势。鞑靼酋长保有的牲畜是一笔巨大财富，可是他自己无法消费这些东西，除供养一千人之外别无他用。由于这一千人完全靠他生活，因而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必须服从于他。这样，他自然就成为其统帅和裁判官。酋长的地位就是其财富优越的结果。在文明社会，即使一个人拥有比他大得多的财产，而且他也维持一群人的生活，但是他所能支配的人或许也只是一些家仆而已。因为从他那里所获得东西的那一千人都已向其支付了代价，没有人认为完全靠他生活。但是，在文明社会中，财产的权威仍然很大，年龄、个人资质等权威往往无法与之匹敌，这种状况存在于平等社会中的任何时期，它常常引起人们的不满。狩猎社会时期，人们的财产普遍匮乏，造成普遍的平等，年龄、个人资质等方面的优越是拥有权威的绝对条件。到了游牧民族社会，社会财产出现不平等，财产的优越对权威的影响达到最大限度，如阿拉伯酋长、鞑靼可汗的权威都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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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驻西班牙大使居烈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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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一词最早出现于凯萨所著的《高卢战记》中。最早的常驻大使出现在14世纪的欧洲，1341年，意大利的曼图亚城邦向巴伐利亚王国宫廷派遣大使，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使的起源。此后威尼斯、佛罗伦斯、西班牙、法国、英格兰、神圣罗马帝国等国纷纷互派大使。1559年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签订《卡托—康布雷齐和约》时，首次出现向国际会议派遣的大使。图为18世纪末的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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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人门第上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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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优越以其先辈财产上的优越为前提。在任何地方，传统世家都拥有巨额财富，或因财富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与暴发户相比，传统家族更能赢得社会的尊敬。因此，人们情愿服从传统强势家族，如果要对素来没有优越的家族表示服从则会气愤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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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民族不会因财富悬殊产生显贵门第。不过，与愚昧怯懦者的后嗣相比，即便贤明勇敢者的后嗣之本领与前者相当，他们也会得到更多人的尊敬。事实上，仅凭智慧和德行而保有其家世荣誉的大家族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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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第与财富是人们显贵的来源，也是人类自然产生支配者与服从者的主要原因。二者的作用在游牧民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游牧民族存在显贵门第的原因是人们并不懂得滥耗资财，所以很多家族都能世代保有大笔财富，因而显贵家族也以这个时期为多。那些大家族拥有巨额财富，供养的家奴众多，从而也能博得更多人的尊敬；同时，其家族成员又因其高贵的出身，从而很容易受到崇拜。这样，在同群或同族的畜牧者中，他便拥有更高的权威。因而他可以团结更多的人，并拥有强大的兵力。在战争时期，人们更愿意集结于其门下，听其指挥。于是，他们凭借门第与财富自然获得了行政权。与此同时，对其所团结和支配者中的侵害他人者，他能强迫其赔偿他人损失。这样，无防御能力者自然希望寻求其保护，他对纠纷所作的评判更容易让人信服。于是，他们凭其门第与财富又获得了司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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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的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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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公国于15世纪统一俄罗斯，并迅速壮大起来。当时莫斯科人口的数量、领土面积已经超过了伦敦、布拉格和欧洲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1861年农牧制度被废除后，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盛行起来，莫斯科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工业和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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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始于游牧民族时的财产不平等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权力与服从，导致了维持权力和服从所必要的民政组织的产生。由此可见，民政组织的产生似乎与由君主设立的民政组织无关。但事实上，君主设立民政组织对权力和服从的维持与保护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富人更愿意维护这种制度，也只有这种制度才能保护其既得利益。中等富足者认为，只有联合起来保障豪富的财产，豪富者才会保障中等富足者的财产。所有的牧民都认为，大牧场主的财产安全是他们自身财产安全的前提；维持大牧场主的权力又是他们的小权利得以维持的保障。只有自己完全服从大牧场主，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才会服从自己。这样就出现了小贵族。小贵族又认为，只有保障小君主的财产，维护小君主的权力，他们自己的财产和权力才会得到小君主的保障。由此看来，民政组织的建立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护富人，帮助其抵抗穷人；也可以说是保护有产者，帮助其抵抗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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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时期内，君主的司法权成为其收入源泉。求其解决纠纷的人总会送礼，以为酬谢。君权确立后，违法者不但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还要向君主交付罚金。因为其行为增添了君主的麻烦，搅扰了君主的生活，破坏了君主统治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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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司法裁判权只由君主或酋长自己行使；后来，为了省去自己的麻烦，他们就委托给代理人、执事或裁判官。不过，代理人要向君主或酋长提交司法收支报告。从亨利二世给巡行裁判官的训令中可以看出，巡行裁判官到全国各地巡行的目的就是要为国王增收。当时，行政司法机构为君主提供的收入是君主取得的主要收益之一。这样，司法行政成为敛财组织，从而导致许多弊病产生。例如，如果执法者收受礼金，那么其公正性就会受到怀疑，而且很难在执法过程中保持公正；如果送礼者的礼金未能让执法者满足，那么他们所得到的可能就谈不上公道。为了多得礼物，执法者往往对案件久经延宕，不予裁决。为获取被告人的罚金，他又往往错判、冤判。这些弊病在欧洲各国的古代史中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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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劳合社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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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英国商人劳伊德在泰晤士河畔开设了一家咖啡馆。17世纪是英国航运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的伦敦商人经常聚集在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交换有关航运和贸易的消息。劳伊德为了招揽更多的客人到其咖啡馆来，从1696年开始出版《劳伊德新闻》，成为了航运消息的传播中心。后来，咖啡馆的79名商人每人出资100英镑，于1774年租赁皇家交易所的房屋，在劳伊德咖啡馆原业务的基础上成立了劳合社，兼营保险业务。1871年，经议会批准，劳合社正式成为一个保险社团组织。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保险组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