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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党派相争时，各党派都没有求助于宗教；同时，取胜党派也没有采用某一教派的教理，那么胜利党就会平等看待一切教派，会让民众按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牧师与宗教。在此情形下，定会教派纷呈。这时，那些牧师就必须大卖力气，大行其政，维持或增加其信徒的数目。不过，牧师人人都大卖力气，大行其政，他们任何人取得的成功就都不会过大。正如前面所说，牧师通过勤勉所造成的危害，只有在社会只承认一个教派，或只存在两三个教派时才会发生。而如果社会拥有数以千计的小教派，那么任何教派的势力都将无法扰乱社会，牧师的勤勉对社会将全无害处。这种情况下，各教派的牧师就会发现，其周围敌人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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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那些为大教派牧师所忽视的笃实与中庸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在政府的支持下，大教派的教理博得所有人的尊敬，其牧师周围也将布满信徒和崇拜者，而无敌对宗派。小教派的牧师将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所以，通常会与其他教派牧师互相尊敬，结成适意的互让关系。结果，这就可能使他们的大部分教义剔除所有荒谬、欺骗或迷惑的杂质，从而成为纯粹、合理的宗教。在世界各时代，这种宗教都是贤能智慧者所希望成立的。可是，从来未有成文的法律使之成立，将来恐怕也无此可能。因为，无论何时，世俗的迷信与狂热对有关宗教成文的法律，多少是有影响的。这种教会管理方案，就是建立所谓的独立教派，这无疑是一个信徒极其狂热的教派。英国在内战结束时，曾有人建议成立这种教派。假如成立，也许会使所有的宗教教义都具有和平的气质和中庸的精神。据说，实施了此方案的宾夕法尼亚就产生了这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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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对待各教派，即使不能让各教派全体或大部分产生此种和平气质及中庸精神，也能让每个教派的势力都不足以扰乱社会治安。各教派对自己教理的过度热心不但不会产生不良后果，反而有很大益处。如果政府能给予所有宗派自由，并禁止任何教派干涉其他教派，那么，原有的教派就会迅速分裂成更多的小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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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类别完全确立的文明社会，往往存在两种不同的道德体系：一种是严肃或刻苦的体系；一种是自由，甚至放荡的体系。前者一般为普通人所赞赏和尊从，后者则为名流尊重和践行。我想，对过度纵情所生出的恶德而言，其非难程度是这两种体系的主要区别。自由或放荡的道德体系，对于无节制的寻欢作乐、破坏贞操等行为，只要不至于败坏风化，不流于虚妄或不义，往往都会予以宽恕或原谅。可是，严肃体系对这些放荡之行则极其嫌恶。这种恶德总会给普通人带来毁灭之灾，即使一个星期的放荡与靡费也往往会让一个贫穷的劳动者永远沦落，并最终因绝望而铤而走险、触犯法律。所以，贤明善良之人因为知道这些放荡行为会给他们以致命打击，因而对之厌恶至极。相反，上流社会人物经过几年的放荡靡费生活，未必会没落。这个阶层的人很容易视某种程度的放荡为其财产上的一种利益，视放荡而不受责难为地位上的一种特权。因此，与其处于同一阶层的人对这放荡只会予以轻微责备，甚至全不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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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教派都始自民间。其新旧教徒几乎都由民间吸收而来。因此，这些教派除极少数外，他们所采用的都是严肃的道德体系。因为严肃的道德体系是各个教派最容易博取首先向其提出改革旧教理方案的那个阶层人们之欢心的体系。为博取这些人的信任，多数教派不惜多方努力，将这严肃的体系变本加厉地予以改进，甚至会做到有几分愚蠢、几分过分的程度。这种过分的严格，往往比其他任何方式更能博得普通人的尊敬与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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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份者在社会上都具有显赫的地位。其行为受到社会的关注，因而他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行为。社会对他的尊敬程度关系到其权威与名望。所以，他不敢妄为社会上的污名失信之事，他必须谨慎地注意社会对其要求的那种道德。相反，社会底层人士就不必如此小心。在其所在的乡村，也许有人注意他的行为，他或许有必要注意自身的言行，以使其名声免受污损。一旦进入大的社会，其行为就再也无人关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往往要放纵自己，陷自身于一切卑劣的游荡与罪恶之中。一个人若想摆脱其卑微的地位，想引起体面社会对他的关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做一个小教派的信徒。那样，他就会立刻得到几分从未有过的尊重。而这时，他的所有教友都会关注他的行为，以防其给教派的名誉带来污损。如果他做了不知廉耻之事，或者其行为违背了同门教友所要求的严肃道德，他就会得到被开除教籍的严厉处罚。因此，小教派往往特别有规则，有秩序，要比国教严肃得多。但是，这类道德往往因过于严格、缺少人情味而令人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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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小教派道德上的不合人情、严肃过度的缺陷，国家只要运用下面两种极为容易、有效的方法就可以矫正，而无须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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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法就是强制国内上流人士去研究科学和哲学，对他们的教师也不提供定额薪俸。具体做法是：在他们从事某种职业，或成为某种名誉、有酬职务候选人之前，必须通过某种高深艰涩学科的考查或测试。这样，又会迫使他们自己去寻找更好的教师，从而也促进了教师的勤勉。对狂妄与迷信来说，科学是强有力的消毒剂。当上流人士被拯救出来之后，下层人士也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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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法就是让群众有更多的娱乐。人们忧郁、悲观的情绪往往生出迷信与狂妄。绘画、诗歌、音乐、舞蹈、戏剧表演等正可消除多数人的这种情绪。因而，对于为自身利益而从事此技艺的人，只要其行为不至于伤风败俗，国家就可予以鼓励或放任。公众娱乐总会令煽动群众的信徒心生恐惧与厌恶，娱乐所带来的快意、舒适，与其煽动群众以达其目的所需的心理正相反；再者，戏剧表演对其奸诈狡猾手段的揭露，常使其成为公众嘲笑或憎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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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的酿酒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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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酿酒业在中世纪初期开始出现，当时的一些家庭会私下酿造啤酒。到了中世纪中期，一些封建庄园开始发展出私人酿酒工业。随着封建经济关系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兴起，在欧洲出现了像日内瓦这样的酿酒业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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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法律对国内的宗教教师都平等相待，那么这些教师就无须和君主或行政当局保持什么从属关系，后者也无须插手教师职务上的任免之事了。君主或行政当局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阻止他们互相侵害、欺侮或压迫，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但是，如果国家中存在国教或统治的宗教，而君主又无强有力的手段来控制该教派的多数教师，那么他将永无宁日。所有的国教都有一个大的法人团体，这个团体往往会在一个人的领导下，依靠一种计划、一种精神来为其求得利益，这利益就是那基于两种设想之上的对人们的绝对权威。其两种设想为：一、设想其全部教义都是确实且重要的；二、设想对其全部教义予以绝对的信仰，人们才能永远摆脱悲惨处境。如果君主胆敢做出令教士认为有失体面之事，或胆敢反对教士所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或对教士有侵犯行为，那么他就相当危险。比如，君主若对教会的教义有些微的嘲笑和怀疑，或是对某些嘲笑者和怀疑者予以保护，则他们就会以渎神之罪去迫害他，并使用各种恐怖手段让人们去忠顺另一位较驯服的君主。即使这君主对教会再如何表示谦顺、服从，他也难以免除异端、伪道的罪名了。所以，对于宣传颠覆君权教义的教士，君主只有凭借常备军的武力去镇压，其权威才可能得以维持。有时就连这常备军也会被教会的教义所腐化，希腊和罗马教士就曾引起多次暴乱。历史证明，一国之君若无控制国教或统治宗教教师的适当手段，则其地位将极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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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沿岸的鱼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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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一直是地中海沿岸各国的重要产业，尤其是18世纪中期以前，渔民捕捞的海产是他们用来交换其他必需品的全部来源。因为除了捕鱼，他们没有其他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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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和宗教信条及与心灵有关的事件，君主的权威往往敌不过教会。君主想求得地位和社会的安定，必须采取令教士们所恐惧而又有所需求的方法，革职或其他处罚，令其恐惧；升位增禄，满足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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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牧师的圣俸可终身享有。这种享有如果因得罪君主高官而被取消，则人们对其教导的真诚就会失去信心。但是，如果取消的原因是由于君主滥用暴力所致，那么这种迫害则会大大增加被迫害者及其教义的声誉，从而使君主招来更多的烦扰与危险。任何时候，都不得用可怕的手段去恐吓那些对于独立自主，哪怕只有一点要求的权利的人，否则，只会徒增其恶感，坚定其反抗。而如果能对此反抗多些宽容，或许事情还好解决。法国政府常用暴力强迫议会或最高法院公布违背民意的布告，但基本都未成功，于是，他们就对顽强不屈者统统予以监禁。英国斯图亚特王室各君主也曾以类似手段控制议会的议员，但最后不得不采用其他方法。法国巴黎曾以近日英国控制议会的方法来操纵其最高法院，结果证明，这样做则更容易操纵法国所有的最高法院，只可惜没能坚持下去。傲慢的人类总是不屑于采用权术、劝说这样行之有效的手段，相反，都对强制与暴力情有独钟。法国政府就是实例。经验证明，对国教教会中受尊敬的牧师予以强制与暴力，其导致的危险或毁灭都将超出想象。与其他有相同身份、财产的人相比，牧师的权力和自由更受人尊重，更难以用暴力制伏。但是，只要君主以提升牧师的权力为手段，那么，其自身的安全及社会的稳定都将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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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有过基督教各教区主教的选举权，但多半都以牧师的意志为决定。不过，牧师们对此种做法很快就生了厌倦之心，而改以大权独揽。同样，大部分修道院院长也都由各院修道士选举产生，同时，教会中一切升迁大权也都掌握在主教手中。君主并不得直接或完全操纵主教的选举之事。因此，期望升迁的牧师所要讨好的对象，自然是其教会之人，而非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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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皇曾独揽教会各职位的任命权，而给各教区主教仅留下对其所管辖牧师们的管理权，这同时也置君主于更坏的境地。欧洲牧师虽分散于各国，但他们有统一的首领，各种活动都会在统一的计划下进行。每个国家的牧师都像军队的一支，任何一支有所动作都会很快得到四周各支队的支持与援助。每一支队既独立于其所在国的君主，又隶属于别国君主。而后一君主则可随时鼓动他们对前一君主实行反戈，并予这支队以一切的支援。这种团体力量简直可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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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技艺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时候，牧师们相当富有，这使他们对民众拥有极大的权力，在皇族及私人捐赠给教会的所有地上也拥有司法权。所有地的和平只有牧师或其执事可维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援，任何人都难办。牧师的司法权独立于君主，不在国家司法管理范围内。牧师之佃户的生活完全依赖于其直属之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即得应召。牧师们的收入来自什一税和其所有地的租税，而其大半都是实物，数量之大，远远超过牧师们的消费需求，于是他们便用之以宴宾客、行慈善。这样，他们既维持了国家贫民的生活，又使一些无以为生的骑士或绅士得到救助。君主对牧师的这些威胁往往无以抵抗，因为牧师除邻国的声援力量外，拥有的扈从几乎多过一切领主的扈从。更可怕的是，他们有一种难挡的团结力量。他们都在一种正规的纪律和从属关系下，服从于罗马教皇，听其统一调度。此外，牧师用其款客、慈善之举换来了支配世俗力量的权力，也使支持他们的精神力量大为增加。他们获得了下层人的最高崇敬，其所有物、特权及教义等，在民众眼中都神圣而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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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有不受世俗司法支配的特权，如果教会想保护一个有罪的牧师，那么，君主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将犯罪者交给教会法庭。实际上，教会法庭总要尽力抑制其成员去做有损于教会名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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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13世纪前后相当长时期，罗马教会组织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可怕团体。它反对政府权力，反对人类自由、理性和幸福，所宣传的思想极为愚昧，却得到很多自私利己观念的支持，以致人类的理性使其无法动摇，因为理性无力瓦解利己之心的牢固结合。然而，无论其如何强大而牢不可破，最终也逃脱不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现今，它已然衰萎，并将逐步走向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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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技艺、制造业及商业发达的时代，欧洲牧师所拥有的世俗权力开始瓦解。这时，他们由征税而来的生产物有了可交换的对象，其收入也有了可以完全消费的途径。这样，他们的施予及款客之行便较原来大大缩减，从而其众多扈从也渐至散去。为了维持奢侈生活，为满足自身无边的虚荣与欲望，他们便与租地人订立租种契约，以获取更多地租。可是，这又使租地人摆脱了原有的从属关系而独立出来。于是，牧师对民众的支配权迅速瓦解。这时教会所剩下的就只有心灵上的权威，他们在下层人眼中再也不是神圣的了。相反，他们的虚荣与靡费激起民众的怨愤与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