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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皇曾独揽教会各职位的任命权，而给各教区主教仅留下对其所管辖牧师们的管理权，这同时也置君主于更坏的境地。欧洲牧师虽分散于各国，但他们有统一的首领，各种活动都会在统一的计划下进行。每个国家的牧师都像军队的一支，任何一支有所动作都会很快得到四周各支队的支持与援助。每一支队既独立于其所在国的君主，又隶属于别国君主。而后一君主则可随时鼓动他们对前一君主实行反戈，并予这支队以一切的支援。这种团体力量简直可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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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技艺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时候，牧师们相当富有，这使他们对民众拥有极大的权力，在皇族及私人捐赠给教会的所有地上也拥有司法权。所有地的和平只有牧师或其执事可维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援，任何人都难办。牧师的司法权独立于君主，不在国家司法管理范围内。牧师之佃户的生活完全依赖于其直属之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即得应召。牧师们的收入来自什一税和其所有地的租税，而其大半都是实物，数量之大，远远超过牧师们的消费需求，于是他们便用之以宴宾客、行慈善。这样，他们既维持了国家贫民的生活，又使一些无以为生的骑士或绅士得到救助。君主对牧师的这些威胁往往无以抵抗，因为牧师除邻国的声援力量外，拥有的扈从几乎多过一切领主的扈从。更可怕的是，他们有一种难挡的团结力量。他们都在一种正规的纪律和从属关系下，服从于罗马教皇，听其统一调度。此外，牧师用其款客、慈善之举换来了支配世俗力量的权力，也使支持他们的精神力量大为增加。他们获得了下层人的最高崇敬，其所有物、特权及教义等，在民众眼中都神圣而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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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有不受世俗司法支配的特权，如果教会想保护一个有罪的牧师，那么，君主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将犯罪者交给教会法庭。实际上，教会法庭总要尽力抑制其成员去做有损于教会名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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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13世纪前后相当长时期，罗马教会组织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可怕团体。它反对政府权力，反对人类自由、理性和幸福，所宣传的思想极为愚昧，却得到很多自私利己观念的支持，以致人类的理性使其无法动摇，因为理性无力瓦解利己之心的牢固结合。然而，无论其如何强大而牢不可破，最终也逃脱不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现今，它已然衰萎，并将逐步走向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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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技艺、制造业及商业发达的时代，欧洲牧师所拥有的世俗权力开始瓦解。这时，他们由征税而来的生产物有了可交换的对象，其收入也有了可以完全消费的途径。这样，他们的施予及款客之行便较原来大大缩减，从而其众多扈从也渐至散去。为了维持奢侈生活，为满足自身无边的虚荣与欲望，他们便与租地人订立租种契约，以获取更多地租。可是，这又使租地人摆脱了原有的从属关系而独立出来。于是，牧师对民众的支配权迅速瓦解。这时教会所剩下的就只有心灵上的权威，他们在下层人眼中再也不是神圣的了。相反，他们的虚荣与靡费激起民众的怨愤与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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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欧洲各国君主纷纷颁布法令和诏书，以求收回对教会重要神职的支配权。14世纪英格兰制定的许多法令及15世纪法国颁发的基本诏书，目的都在于此。君主们恢复了副教主及牧师选举本教区主教，修道士选举本院院士的权利，但选举的进行和被选人都要由君主同意才生效。这样就限制了罗马教皇对教会重要神职的任免权，加强了对教会的控制。16世纪时，罗马教皇与法国国王达成协议，规定对于教会一切重要神职，法国都有绝对推荐权。之后，法国普通牧师对教皇命令的忠心已大不如前，基本都站在了君主的一边。在欧洲，曾动摇，甚至颠覆君权的教会神职任命权就这样渐趋衰萎了。在牧师操纵人们的权威减少的同时，国家对牧师控制的力量则日益加大，牧师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就随之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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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宗教改革一开始，其教义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就新教的宣传者来说，他们一方面具有热烈的奋发精神；另一方面，在与旧教论争时，他们总会占优势，因为他们既熟悉宗教的掌故，又比较了解旧教的思想体系。此外，他们严肃的态度为其博得了普通民众的尊敬。还有，曾被旧教牧师视为博取名望和吸收信徒的技术，却被新教牧师高明地运用着。就新教教义来说，其理论的新奇让人喜欢。另外，新教对旧教牧师的憎恶与轻侮，新教牧师谆谆教诲的雄辩更使人们对其爱之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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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教义的成功使旧教教会逐渐倾颓，甚至被颠覆。各国君主们开始进行宗教改革，将曾对其予以欺压、迫害的暴君、主教逐出国境。此时，对教皇官吏以及人们憎恶的暴虐无道的主教来说，已危机四伏。他们在求得德国皇帝的援助后才得以将其领土内的宗教改革运动镇压。英王亨利八世时，英国也进行了类似的宗教改革。但因其对新教教义不尽全信，所以只镇压了领土内的旧教教会，消除了罗马教会的权威。至其子继位后，政权落在了宗教改革者之手，他们对旧教进行了彻底的革命。此外，像苏格兰那样的国家，因其不得民心，因其薄弱，宗教改革既推翻了罗马教会，也推翻了全国予罗马教会以支持的政权。在欧洲，各国新教信奉者分裂成许多小的教派，其中主要的教派有两个，即路德派和加尔文派，而且只有他们的教理、教律由法律所规定。教派分裂是因为他们没有形成一个具有不可抗拒权威、能够解决信奉者之间争议的组织。当国家的宗教改革信徒因教会的统治、神职的任命等若干问题发生争论时，却无共同的裁判官来予以解决，久之，便会分成不同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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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德派和英格兰教会中，君主是教会真正的掌权者，他包揽了其国中所有主教及教会牧师的任免权。这种教会管理组织，无论在哪个国家，成立之后都未成为任何骚扰或内讧的根源。因为它既有利于和平良好的社会秩序，又有利于对君主的服从。在此种教会管理制度下，牧师们为了升迁，常常去讨好君主、宫廷及国中贵族豪绅，因为这些人的意向与他们的升迁之事息息相关。他们通常会在学识、风度、社交谈吐以及对狂信者的攻击上下功夫，因为这最易博得有身份、有财产之人的敬重。但是，此类牧师用以维持对人们的感化力和权威的技巧却全然忽略了。这样，当其受无知的狂信者攻击时，往往不能对其教义做出有效的、令听众信服的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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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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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是欧洲天主教徒的朝圣地与梵蒂冈罗马教皇的教廷，是几个世纪以来最高教权的象征。它不仅仅作为一个符号存在，因为在它身上沉淀了无数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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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派的牧师由各教区人们来选取，牧师之间具有完全平等的关系。这种管理制度在其极盛时期，不仅导致了混乱的状态，而且使其牧师及信徒道德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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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牧师的选举权归属人们，实际上，人们的意志却常以牧师的意志为转移。这些牧师让自己作为狂信者来鼓动人们信奉狂信主义，并使最狂信者占据好的职位。一个教区牧师的任命往往会惊动所有的临近教区，酿成猛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往往又会使该教会分裂成两个或多个宗派，使小的国家形成新的党派。因此，许多小共和国就把牧师推荐权揽到了自己的手中，以求得好的社会治安。在苏格兰，威廉三世曾颁布一个设立长老会的法令，这法令使得那种推荐权失去效力，并导致社会的混乱。于是，安妮女王又颁布法令，废除前一法令下形成的制度，并恢复了牧师推荐制度。法令规定，法律一概给予被推荐者牧师职位。但在他取得灵魂监督权或教会管辖权之前，须得到民众的同意。长老管理教会的制度下，牧师间形成为教会管辖权平等及圣俸平等制度。实际上，圣俸的平等没有完全实现，只是差别不很大而已。在牧师推荐权确立了的长老教会中，牧师们都是凭自身的学问、严格有序的生活及忠诚勤勉的工作态度来博取其上级爱顾，而不是曲意逢迎去求取。因此，荷兰、日内瓦、瑞士及苏格兰长老教会内的多数牧师，无疑最具有学问、礼节、独立精神以及最值得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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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俸的平等对教会本身极为有利。一个有产者只有拥有可为人模范的德行才可维持其威严。因此，这类人所遵循的是严肃的道德体系。牧师的生活方式只有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近，才可博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因而，牧师们会很小心地教导人们，并去关心、救助他们，从不以傲慢、偏见的态度对待他们。所以，与任何国教教会牧师相比，长老教会的牧师，对于普通人思想的支配上都是胜利者。因而，只有在实行长老教会制的国家，才会发生必须强迫普通人全部改信国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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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期英国各行业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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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成功为百年后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腾飞奠定了基础。这时，铁匠、裁缝、箍铜匠等传统手工业仍处于家庭作坊阶段，生产效率极低。到18世纪初叶，英国产业革命进入高潮时期，这些行业几乎都实现了机械化，工人工作效率提高了数百倍。工业革命的成功将英国推上世界第一强国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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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教教会圣俸的多少，往往决定其牧师的才学水平。如果圣俸的大部分都很一般，那么，优秀牧师就会走进大学任职，全国的知名学者就将云集于大学。相反，如果圣俸的大部分非常可观，则大学中的许多知名学者就自然会去为教会服务。这时，想要在大学中找出一些出色的学者可能就很难，除不大受教会欢迎的法律、医学人才外。例如，在法国各大学教授中，只有基督徒波雷的著作才有可读价值；各国的知名的学者，没有一个是大学教授；著名的加桑迪，在他的才华崭露头角时，便放弃了大学教授之职，转而进入适合其从事研究的教会任职。英格兰教会是罗马教会外最富有的基督教会，它吸收了英格兰所有优秀的学者。那时，若想在英格兰大学找出一个学问闻名于欧洲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在日内瓦、德意志新教各邦、荷兰、瑞士、瑞典、丹麦等地，从教会吸收了大量的学者，培养出了许多著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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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定土地或庄园收入外，各国国教教会的其他收入也属于国家一般收入，不过，这笔一般收入没有像国家其他一般收入那样被用于国防。国家紧急支出的资源几乎全部出自地租，而教会收取的什一税就是地租的一种。这样，教会收取的地租越多，国家得到的就越少，国家防御外来侵略的能力就会越薄弱。在许多新教国家，罗马教会从什一税和所有地租上面的所得，不但足够支付国教牧师的开支，甚至足够用以负担国家的其他所有费用。伯尔尼州政府积储的用以供给宗教的资金竟高达近百万镑。可见，教会每年要消耗国家多少经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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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国家中，基金贫乏的苏格兰教会在维持多数人信仰的统一、皈依的热忱以及秩序、规则、严肃的道德精神上首屈一指。凡被认为国教教会所能带来的一切好的结果，只要其他教会可以带来，苏格兰教会就可以。虽然瑞士新教教会未必比苏格兰教会更富有，但它可以带来更多。在瑞士大部分的新教州中，几乎无人会说自己为其他教会教徒，而非新教教会的信徒。否则，他就会被逐出州境。当然，如无勤勉的牧师事先诱导大多数人去改信国教，在这自由的国度，国家几乎不可能使用某种法律压迫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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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其提供的报酬与其性质尽可能相称时，各种职务才能被做好。报酬过少，则因其执行者水平低劣而使其受损；报酬过多，其执行者的疏忽、怠惰又会使其受到的损害更大。高收入者往往会认为，他应当过同其他高收入者一样的生活，从而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寻欢作乐、追求虚荣及任情放荡之上。如果是牧师，这种收入所导致的生活方式不仅将消耗大量时间，更会使其在人们的眼中丢掉人格尊严。而他们正是凭借这种尊严获得一定的势力与权威来执行其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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