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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公共收入有时来自货币利息和资本利润。如果国家集聚了一笔财富，就可以将其中一部分贷给其他国家或者本国的臣民。伯尔尼联邦将一部分财富用于投资欧洲各国（主要是法国、英国）的公债，获得了相当大的利润。但要保证投资的安全，首先要看发行该公债的政府信用度如何；其次要看与债务国保持长期和平的可能性大小。在战争的时候，债务国最初采取的敌对行动恐怕就是没收债权国的公债。据我所知，将货币贷给外国是伯尔尼联邦特有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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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堡市已经建立了一种公共当铺，贷款给那些送交质押物的国民，收取6%的利息。而当铺则向国家提供了15万克朗的税收，按照每克朗可以兑换4先令6便士来计算，这些收入大约合33 750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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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西法尼亚政府没有什么资产，于是它发明了一种向国民贷款的方法来聚集财富，即贷给民众一种货币等价物——证券。国民要获得这种证券，要以两倍价值的土地作为担保，并支付利息。此证券规定15年后赎回。在此期间，此证券可以像银行钞票一样流通，而且由议会法律宣布为本州的法定货币。节俭的宾西法尼亚政府可以从上述证券发行中获得相当多的收入，而该州每年的支出不过4500镑。不过，这种方法的效果如何，取决于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对金银货币之外的其他交易手段的需求，或者说对于必须用金银向外国购买消费品的需求；第二，政府的信用如何；第三，信用证券的全部价值绝不能超过在没有证券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领域所需金银的全部价值。在美洲的其他几个殖民地也曾实行过这种办法，但是由于滥用无度，最终的结果多半是混乱而不是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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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维护政府安全与尊严的只有那些稳定而恒久的收入，而由于资本和信用的不确定性和不持久的本质特征，这些都不能被当做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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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就是一种比较稳定和恒久的资本。因此，一切度过了游牧阶段的大国，其公共收入大都以国有土地的地租为主要来源。古希腊及意大利共和国，在很长时间内，就是从国有土地的产品和地租中获得大部分收入。以往的欧洲各国君主的大部分收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来源于王室领地的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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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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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出自一本16世纪的法语祈祷书，图中描绘的是中世纪末期的收获场景。秋收之后，农民们要以此缴税、还债，并且为寒冬储备粮食；一旦遭遇天灾而歉收，生活的种种负担便将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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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战争及备战这两件事情占用了所有大国的大部分必要开支。但是在古希腊和意大利各共和国，每个市民都是士兵，服役和预备役都是个人的费用，所以国家就不必支出太多的费用。于是，一笔数额不太大的地租，就可以完全承担政府的一切必要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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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古代君主国中，当地人根据风俗和习惯，大多数对战争有所准备。一旦参加战争，按照封建社会租地条件，他们要么自己承担费用，要么由直属领主出资，不会给君主带来额外开支。政府的其他费用大都非常有限。司法行政不会有开支，而且还是收入来源。每年收获前后，乡下人都要提供三日劳动，这足以用来建造和维护商业活动必须的桥梁、道路及其他土木工程。当时君主的主要费用，就是他自身家庭和宫廷的维持费。君主宫廷中的官吏，如户部卿为君主收取地租，宫内卿和内务卿为他的家庭掌管支出。君主的厩舍交给警卫卿和部署卿分别料理。君主所住的房子通常是城堡形式，看起来就像一个要塞，这些城堡的守护由卫戍总督负责。在和平时期，君主要支出费用维持的军事官员就是这些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大宗土地的地租通常就可以负担一切开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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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多数发达君主国的所有土地都被管理得像属于一个人，所有土地提供的地租金额，绝没有各国和平时期向人民征收的普通税收那么多。以英国为例，普通收入不仅用作每年的必要开支，而且还要支付公债利息，并偿还一部分公债，这些费用每年大约达1000万镑以上。然而，按照每镑4先令收取的土地税，还不到200万镑。按照设想，这所谓的土地税不仅包括一切土地地租的1/5，而且包括英国一切房租和资本利息的1/5。可以免纳此税的，只限于国家贷款和土地耕作的资本。这种土地税，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房租及资本利息。例如，按照每镑征4先令计算，伦敦市的土地税可达到133 399镑7先令6便士；威斯敏斯特市的可达63 092镑1先令6便士；白厅宫及圣詹姆斯两宫殿的达30 754镑6先令3便士。在英国的其他城市和城镇，部分土地税也是按这种方法来计算的，而且这部分税收几乎全部来自于房租、商业资本及借贷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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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露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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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法国的普通民众生活还相当贫困，一些偏僻地区仍以以物易物的交易为主；但定期集市上却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出现，销量也日渐上升。图为1660年前后，巴黎大奥古斯丁河畔的一个露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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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算来，英国土地税既然不到2000万镑，则全部地租、房租、资本（贷给政府及用作耕作的资本除外）利息收入总额当然不会超过1000万镑，也就没有超过英国在和平时期的税收总和。英国为征收土地税对各种收入所作的估算，虽然在一些地区该估算数额和实际值很接近，但就全国而言，该估算无疑与实际价值相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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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随意估算，他们只计算土地地租一项而不包括房租和资本利息，但其每年总额有2000万镑，我认为估算过高。假设在目前的耕作状态下，英国全部土地所提供的地租每年没有超过2000万镑，那么，如果这些土地属于某个人，在他的怠慢、浪费和专横的管理之下，很可能有1/4的地租收不到，更别说2000万镑的1/2了。何况，英国现今王室领地所提供的地租，还达不到所有土地归属于一个人时所能提供地租的1/4。倘若王室领地扩大，其经营方式定会更加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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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土地上获得的收入不与地租成比例，而与土地产品成比例。除播种的种子外，土地的全年农产品或者直接被人们消费，或者用来交换所需要的其他东西。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土地产品减少，人民收入减少的程度总是大于地租。在英国，土地地租，就是农产品中属于土地所有者的部分，很少有达到全部农产品1/3以上的。如果在某种耕作条件下，土地一年能提供1000万镑地租，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可提供2000万镑地租。又假设在这两种情况下，地租都占农产品的1/3，那么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在前一种耕作条件下所受的损失只不过是1000万镑，而人民收入因此所受到的损失要达到3000万镑。这里没有考虑的只是种子的损失。如果农产品减少了3000万镑，其人口数量也会减少，各阶层人民生活费用也会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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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英国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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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以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称，绅士、淑女的一举手一抬足都有着严格的礼仪讲究，在最大程度上追求给人以端庄优雅的印象。这一时期的服饰也很有特色，尤其是女装：蕾丝、细纱、荷叶边、缎带、蝴蝶结、多层次的蛋糕裁剪、折皱、抽褶等元素，是女士们最爱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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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欧洲近代文明国家中，以国有土地地租作为大部分公共收入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但君主拥有大片领地的情况还是大量存在。如果欧洲各国君主出售其私有领地，则会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如果再用于清偿国债，收回担保品，从中所得到的收入恐怕更多。在土地改良和耕种很好的国家，出售土地也能得到丰厚的收入，土地的售价相当于此土地30倍年租。没有经过改良、耕植的土地，地租较低，售价可相当于40倍、50倍或60倍的地租。君主以此价格，来赎回国债担保品，就立即可以享受此担保品所提供的收入。而在几年之内，还会有其他收入，土地由王室领地变为个人领地，几年之内就会得到很好的改良和耕种。农产品的增加会使人口增长，人民的消费和收入也会增加，君主的收入也会随着税收的增多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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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国君主从其王室领地获得的收入，虽然看起来对人民个人没有造成损害，但其实给全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因此，为社会全体利益考虑，不如拍卖王室领地，分配给人民，而君主以前从其领地获得的收入则改由其他税收来代替。而以游乐与观赏为目的的土地，如公园、花圃等，不仅不是收入源泉，而且还须经常出资修葺。只有这种土地才应该属于王室。专属于君主或国家的公共资本和土地，它们带来的收入既不适合也不够支付任何文明大国的必要开支。政府开支的大部分费用应该从各种税收中获得。也就是说，人民必须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交给国家或君主，作为公共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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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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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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