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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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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位于瑞士境内莱茵河畔，与法国的阿尔萨斯和德国的黑森林山脉相邻，是瑞士的主要城市之一。巴塞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但其城市格局的确立主要是在15世纪。当时瑞士成立了该国最古老大学之一的巴塞尔大学，在它的带动下整个城市日渐繁荣起来；它也是后来的著名哲学家尼采终生执教和定居的地方。图为1761年巴塞尔的莱茵河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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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炉捐被窗税所替代。窗税设立后也有几次变更。至1775年1月，英格兰和苏格兰对每个房屋分别要征收3先令和1先令的税，除此之外，还有若干窗户税。税率是逐渐上升的。在英格兰，原先对不到7个窗户的房屋征收2便士的税，后来升至对25及25以上窗户的房屋征收最高2先令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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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税遭到人们的反对，其原因在于不公平。最不公平的是对贫民的课税比对富人的课税重。比如在乡间市镇上仅为10镑租金的房屋，其窗户比在伦敦租金为500镑的房屋还要多。不论乡间市镇的住户怎么穷，或者伦敦市区的住户怎么富，但是窗税已经规定下来，就得按照规定负担相应的国家费用。这类税就违反了前面四条原则中的第一原则。不过，没有违背其他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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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窗税及其他房屋税后，都会产生降低房租的效果。这就是一个人纳税越多，他所能负担的房租就越少的原因。但据我所知，自英国施行窗税以来，几乎所有市镇乡村的房屋租金都有一定的提高。这是因为各地房屋的需求量增加，使房租提高的程度超过了通过窗税调节使其减低的程度。从这点可以看到，居民收入有所增加，国家更加繁荣。如果没有窗税，房租也许会提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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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 利润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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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利润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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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利润税，即加在资本收入上的赋税。资本收入或利润由支付利息和支付利息后的余额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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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利息以后的剩余部分是不能直接作为课税对象的。因为这一部分利润是在进行风险投资后获取的报酬，相对来讲也相当微薄。如果投资者不能获得报酬，从其自身利益考虑，他们是不会对投资产生兴趣的，更不会继续投资。如果按照整个投资利润的比例对他直接征税，那么他将不得不提高利润，或少付利息。表面上虽然全税由投资者支付，在投资者自己来掌控投资的情况下，实际上还是由以下两类人群之一来支付。如果投资者投资在土地生产上，他就会想办法通过减少地租来保留较大部分土地生产物或其价值，从而保证其利润率。最终，此税的支付将落在地主身上。如果投资者投资在商业或制造业上，他就会通过提高货物价格来保证其利润率，最终，此税的支付将完全落在消费者身上。如果不提高商品的利润率，投资者就只有将此税务转到货币利息上去，即对本金相应地少付利息。那么，所有的税务最终只能由货币利息来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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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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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中期，神圣罗马帝国附属的波希米亚王国因国王无后，而让哈布斯堡家族以外戚身份继位。宗教革命后，波希米亚人改信新教，而哈布斯堡家族坚持信奉天主教。为了维持统治，哈布斯堡王族一直尊重公民的信仰，直到17世纪初狂热的天主教徒斐迪南二世继位神圣罗马皇帝。他无法容忍他的子民信奉异教，推出残忍苛刻的政策，迫使波希米亚人起义独立。斐迪南二世为此出兵讨伐波希米亚，导致了三十年战争的爆发。现在，波希米亚属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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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看，货币利息似乎和土地地租一样，是能够直接课税的对象。因为货币利息是除去了投资风险和困难应得报酬后所得到的纯收入。同样，地租税不能使地租提高，因为偿还农业主资本及其合理利润后所剩下的纯收入，税后绝不可能大于税前。同样的道理，货币利息税也不能使利息率提高。在同一个国家，一定数量的资本或货币，与同一数量的土地，都应该在税后和税前保持一致。本书的第一篇讲过：普通利润率，由总资本量与使用资本量的比例支配，也可以说是受可供使用的资本量，对必须使用资本来进行的营业量比例的支配。但是资本使用量或使用资本进行的营业量，决不会因为任何利息税而有所增减。如果可供使用的资本量不变，那么，普通利润率就必定与原来保持一致。投资者投资风险和困难的报酬部分，同样会与原来保持一致，因为投资的风险和困难度并没有改变。因此，属于投资者的货币利息剩余部分，也必然保持不变。所以，货币利息看起来和土地地租一样，是能够直接纳税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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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的农业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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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物的形式交纳农业生产的税赋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相当的时期。在很多古代国家中，农业的税赋收入直接影响国家的稳定，是统治者最重视的问题。这幅古埃及陵墓中的壁画描绘的是官吏们正在记录当年上缴到法老谷仓中的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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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地租相比，货币利息是不宜直接纳税的，这有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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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人所有土地的数量与价值是公开的，通常能够准确确定。而个人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则是保密的，并且资本数量很容易发生变动，因此很难准确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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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土地无法移动，而资本却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定是地产所在国的公民，而资本所有者可以将资本转移到利于自己的国家。如果资本向国外转移，本国的土地地租和劳动工资都会相应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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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资本收入进行课税的国家，大多条件较宽松，不会采取严厉的调查方法，而是采用估算的方法，或多或少地进行征收。这种课税方法极不确定、不公平，只能用极低的税率来征收。因为这样做，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所纳的税比实际收入要低很多，即使别人所纳的税比自己低一些，他也会觉得可以理解，不会太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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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土地税原打算与资本税采取同一税率。当土地税率为每镑课4先令，即预算地租的1/5时，对于资本税，也要课其预算利息的1/5。现行土地税初行时，法定利息率为6%，因此，每100镑资本就应该缴纳24先令税，6镑的1/5。自从法定利息率缩减为5%时，那么每100镑资本就只缴纳20先令税。土地税的总额，是由乡村及主要的市镇分摊，其中大部分由乡村来分担。市镇分担的主要是对部分房屋的税收。对市镇上的资本或营业所征税的部分，远低于资本或营业的实际价值。但这种估定税额的不公平并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如今，国家逐步繁荣，许多地方的土地、房屋和资本的价值不断提高，然而各地区却依然继续采用原来估定的税额，现在看来，这种税额的不公平已无关紧要了。再加上各地区的税率长时间没有变动，个人的资本税也相对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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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格兰的大部分土地税额，没有依照实际价值的一半去估定，那么，英格兰大部分资本税额，也就没有依照实际价值的1/50去估定。在很多市镇中，如威斯敏斯特，土地税都是在房屋上征收，但不征收资本和营业税。伦敦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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