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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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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西欧商人不仅得面对各种风险,而且还普遍地位低下。遇上莫须有的税款、商品被突然没收、王公贵族长期赖账,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不过,13世纪初的英国《大宪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大宪章》本是英国贵族迫使国王签署的保障贵族自身政治权益的文献,然而其中有关保护商人和商业的条款占了近1/6的篇幅,如“所有的商人都会得到安全和保障,不管他们是到英国来还是出英国去……他们都免除任何不正当的苛捐杂税”。它的出现无疑对英国商业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图为1215年英王约翰被迫签署《大宪章》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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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转移物价值的比例来征收此税,还是不能做到公平。这是因为相等价值的财产并非都是做相同次数的转移。那些不按照价值比例征收的税,如大部分印花税与注册税,就更加不公平。但是,此税在任何地方都是明显且确定的,而不是任意决定的。尽管有些时候这类税加在无力负担的人身上,但是支付日期是从便于纳税者角度考虑的。到了支付期,纳税人一般都有钱来纳税。此外,这类税的费用较少,一般不会给纳税者带来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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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西,人们对注册税多有怨言,不像对印花税那样满意。因为注册税的收税人员多借势进行勒索,而且这种勒索是任意的、不定期的。现在许多反对法国现行制度的刊物多以注册税的弊害为攻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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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抵押契据以及不动产的注册,使债权人与买入者的权利得以保障,对大众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其他大部分契据的注册,不仅对大众无益,而且还会引起不便。作为保密的数据,一般认为是绝不应该拿去注册的。个人信用的安全,不应当仅靠基层税务人员的正直与良心来维护。但在注册手续费成为君主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任何契据都需要注册,于是国家无限制地增设了许多注册机关。法国就存在许多秘密注册簿。这种弊害都是因注册税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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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纸牌、骰子、新闻报纸以及定期印刷物等上面所课的印花税,其实都是消费税。这些税,最后是由消费这些物品的人负担。对于麦酒、葡萄酒以及火酒零卖执照所课的税,最后也是由消费者负担。这类税虽然也称为印花税,都由收税人员采用同一方法征收,但是其性质完全不同,并且有不同的负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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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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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沙皇彼得大帝游历西欧归来,深受启发。为了抢夺面向西欧的出海口,他从瑞典手中夺去了波罗的海沿岸的英约尔曼兰,在这里开始建设新的首都,用德语命名为“圣彼得堡”。一战后,俄国反德情绪严重,沙皇遂将它改为彼得格勒。苏联成立后,为了纪念列宁在这里发动十月革命,它又被改名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经市民投票改回了最初的名字。圣彼得堡从19世纪开始就一直是俄罗斯重要的工业基地,苏联迁都后它也仍然保持着工业中心、文化中心、艺术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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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 劳动工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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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本书第一篇说明过: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在任何地方都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即劳动的需求和食物的平均价格。劳动的需求,支配着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决定着生活资料的多少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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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的平均价格,决定雇主应该付给劳动者货币的数量,保证他们每年能购买必需的生活资料。如果劳动需求及食物价格没有变动,那么对劳动工资直接课税的结果,就是工资将会提高到税额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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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假设有一个特定的地方,那里的劳动需求及食物价格,使劳动普通工资为1周10先令。又假设劳动工资税为工资的1/5,即每镑纳4先令。如果劳动需要及食物价格保持不变,劳动者每周必须获得10先令货币购得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必须在付过工资税之后,还有可自由支配的每周10先令的工资。但是,为确保课税后,劳动者能有这个工资额,地方的劳动价格必须提高到12先令6便士。这个意思是说,为了能够支付占工资1/5的劳动工资税,工资就必须提高1/4。不论工资税率如何,在所有场合,工资会按照比劳动工资税税率高一点的比例增加。比方说,如果劳动工资税税率为1/10,那么劳动工资不久就会升1/8,而不是升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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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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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菲尔铁塔是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昌盛的象征。它是巴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和纽约的帝国大厦、东京的电视塔同被誉为西方三大著名建筑。1889年,在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之际,法国人在巴黎举办了国际博览会,展示了他们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埃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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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工资直接课税,可由劳动者支付,但是严格地说,劳动者都不用垫支。在课税后,如果劳动需求及食物价格仍然保持课税前状态,那么就和上述情况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税以及其他超过这项税额的很多款项,都直接由雇主垫支的。至于最后的支付,根据不同的情况,由不同的人负担。制造业劳动工资因课税而提高的数额,由制造业主垫支。制造业主有权把劳动工资课税的垫支额以及应得的利润,转嫁到货物价格上。因此,工资提高的数额以及利润增加额,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支付。乡村劳动工资因课税而提高的数额,由农业资本家垫支,农业资本家如果要使用与以前相同人数的劳动工人就必须付出比以前大的成本。为了收回这较大的资本以及其应获得的普通利润,农业资本家就要留下较大部分的土地生产物,或较大部分土地生产物的价值,导致的结果就是农业资本家对地主少付地租。所以,劳动工资提高额及利润增加额,都由地主支付。总之,对劳动工资直接课税,会使地租大为缩减,也会使制造品价格大幅上涨。这比征收一种与该税收数额相等的税,所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比如可以适当地分配:一部分课于地租,一部分课于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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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工资直接课税,不会使工资相应增高,那么就是一般劳动需求减少了。农业衰退、就业率降低、土地劳动年产物减少,大概都是征收工资税的结果。不过,劳动价格总是会比没有此税前的劳动价格高。并且这些增加的劳动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额外利润,最终都由地主和消费者来垫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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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村劳动工资所课的税,不会因此税而提高土地生产物的价格,其原因与农业资本家利润税不会因工资税上涨而提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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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税虽然不合理,也有很多害处,但是许多国家还在实行。法国对乡村劳动者以及日工劳动所课的贡税,也属于这种税。这些劳动者的工资,是根据他们所在地的普通工资率计算的,并且,为避免他们承受额外负担,每年只按照不超过200日的工资估算。每人所纳的税,依各年度的情形而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收税员。波希米亚1748年开始变革财政制度,其结果是对手工业者的劳动课征一种很重的税。手工业者按照四个等级来纳税:第一级,年税为100佛洛林,每佛洛林按1先令10便士半来换算,共计9镑7先令6便士;第二级,年税为70佛洛林;第三级,年税为50佛洛林;第四级,年税为25佛洛林。这其中包括乡村手工业者及城市最低级的手工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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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奇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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