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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这个金额上，加上查特姆伯爵及克尔克拉弗特所结算的余额，其他同类军费的节余以及上述从银行、东印度公司、增加土地税所得的三项款项，其总额一定远远超过500万镑。因此，在和平时期，由国家日常收入的节余所偿还的公债，平均下来，每年连50万镑都没有达到。由于部分公债的偿还、部分终身年金的满期，以及由4%降至3%的利息，使减债基金无疑是大大增加了；如果和平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现在说不定每年都可以从那基金中抽出100万镑来偿还公债，去年就偿还了100万镑的公债。但是，皇室的大笔债务没有付完，而现在又要开始新的战争，战争一旦持续下去，其开支也许和以前历次战争一样庞大。在这新战争宣布结束以前，是不免要举借新债的，其数目说不定和国家日常收入节余所偿还的全部旧债一样。因此，不要妄想用现在国家日常收入的节余，把所有的公债偿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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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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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各国王室感到危机迫在眉睫，便组成反法同盟试图剿灭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在抵抗反法同盟的过程中，年轻的法国司令拿破仑以其天才的军事能力赢得了法国公民的热捧。1799年底，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掌握了法国的实权；5年后，他登基为法国皇帝，以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名义继续同欧洲各国交战。之后的几年内，拿破仑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拿破仑不仅在战场上八面威风，在国内经济和公共建设上也广受好评，是法国历史上最受爱戴的统治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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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债务国的公债，特别是英国的公债，作为一笔大资本，可使其他资本有所增加，如商业和制造业都得到发展，土地得到开垦和改良。这比单靠其他资本所能取得的成绩要大得多。可是，主张这一理论的学者没有注意到以下的事实，即最初债权人贷给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时候其部分年金已经由资本功能转化为收入功能了，而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资本，则转化为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资本。就一般而言，政府在借入资本的那一年就把它消耗或者花费了，甚至不指望将来能再产生什么利润。贷出资本的债权人不仅收到了和其资本等价的公债年金，当然这些年金无疑会偿还他们的资本，使他们能进行和从前一样或更大规模的商业贸易；也就是说，他们可用此年金做担保来借款，或卖出此年金，得到新的资本，其所得的资本就等于或多于他们所贷给政府的资本。但是，像他们一样从他人那里借入新资本的情况，以前也一定存在，并且与其他资本一样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但是一旦转入国家债权人手中，虽然从某一方面来看，对这些债权人是新的资本，但对于该国家并不是新的资本，那不过是从某种用途抽去转作其他用途的资本罢了。尽管对私人来说，其贷给政府的资本有所补偿，但对整个国家来说却无补偿。如果他们不把这资本贷与政府，那国家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或年收入就有两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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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支付开支时，就把当年未做抵押的赋税用来筹措部分收入，从维持某种非生产性劳动转向维持另一种非生产性劳动。部分人民用于付税的款项，本来可通过他们自己储蓄起来而变成资本，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却因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而消费掉大部分的款项。不过，国家开支以这种方式支付，无疑将或多或少地阻碍新资本的进一步蓄积，但不一定会破坏现存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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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通过举债方式支付国家费用时，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部分年收入被转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这将使该国原有的一些资本逐年受到破坏。不过，在此情况下所征的赋税相对要轻，所以，人民的负担减少，而把人民节约的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的能力也会减弱。与以本年度税收支付本年度开支的办法相比，举债如果在较大程度上破坏了旧资本，那么，它也就有利于新资本的获得和蓄积。在举债制度下，人民的节约更容易弥补由政府浪费而引起的社会一般资本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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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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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证券交易所（简称LSE）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之一，其前身为17世纪末伦敦交易街的露天市场，是当时买卖政府债券的皇家交易所，1773年从露天市场迁入司威丁街的室内，并正式改名为伦敦证券交易所。图为英国伦敦现在的证券交易所，是英国金融行业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与英格兰银行和伦敦皇家交易所毗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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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有在战争持续期间内，才能显现出举债制度比其他制度更好。如果战争开支总能从当年所征的税收中来支付，那么非常时期所得来的赋税收入，将不会维持到战争结束。与举债制度相比，私人蓄积能力虽然在战时较小，但在和平时期则很大。战争不一定会使旧资本遭到破坏，而和平则会促使更多新资本的蓄积。在这种制度下，战争总是很快结束，且不会轻易开战。在战争期间，人民因疲于战争带来的负担，通常很快就会讨厌战争；政府为了满足人民的意愿，不敢延长战争的时间。如果没有实际或确定的利益可图，人民不愿征战，因为战争带来的繁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一般很少有人民的蓄积能力会受到战争的影响，即便有，也不会持续很久。相反，蓄积能力强大的时期，要比在举债制度下长久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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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债务一旦增加，赋税也就会跟着增加，即使在和平时期，其与上述另一种征税制度在战时损害积蓄能力的程度也差不多。现在英国和平时期的收入，每年达1000万镑以上。若免去税收和抵押，并且管理得当，哪怕从事最激烈的战争，也无须借1个先令的新债。现在英国既已采用了具有破坏性的举债制度，那么，居民在和平时期个人收入所受的阻碍，以及居民蓄积能力所受的影响，将与在最耗费开支的战争期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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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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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利息与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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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认为，支付公债利息并没有损失国家财富，因为它没有外流，只是在不同国民之间进行了转移。事实上，当公债增大到偿还能力之外时，如果要摆脱这种困境，宣布破产是唯一办法，这无疑是对国家财富和信誉的极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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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支付公债利息犹如把货币从左手换到右手，货币没有流出国外，只不过把本国某阶层居民的部分收入转成其他阶层居民的收入罢了，国家不会因此变穷。这是基于重商学说的诡辩而来。此外，提出这种主张的学者还认为，公债全都是征募自国民；这并非事实，因为我国的公债就有很大一部分是荷兰人及其他外国人的投资。即使公债没有外国人的投资也不会减少公债的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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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资本是私人和公众收入的两个源泉。资本是支付在农业上、制造业上或商业上的生产性劳动的工资。这两种收入源泉的支配，分别属于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或其使用者这两类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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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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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太平洋铁路法》，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修建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干线，直达加利福尼亚西海岸。随着铁路修建进度的不断推进，美国西部富饶的土地开始呈现出现代工业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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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拥有者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通过修整或建筑其佃户的房屋，营造和维持其田庄的必要沟渠和围墙，以及其他改良，使其所拥有的土地能保持良好的状态，从而使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得到提升。但是一旦土地税增多后，地主的收入就会减少；各种生活必需品税、便利品税增多，该收入的实际价值减少，会使地主感到没有能力再维持对土地的花费。地主不能很好地提供劳动环境，租地人的劳动成果也会减少。总之，地主的负担越大，该国的农业就势必越趋向于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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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过征收各种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税，使资本所有者和使用者觉得他们利用资本所得的收入，在某特定国家，不能购得在其他国家同额收入所能购得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时，他们便打算把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另外，如果此类赋税的征收，使大部分或全部商人及制造业者要不断受税务人员烦人的访问，那么转移的打算就会马上被付诸行动。资本一经转移，靠此资本支持的产业就会随着没落，商业和制造业也将继农业后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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