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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债务国的公债，特别是英国的公债，作为一笔大资本，可使其他资本有所增加，如商业和制造业都得到发展，土地得到开垦和改良。这比单靠其他资本所能取得的成绩要大得多。可是，主张这一理论的学者没有注意到以下的事实，即最初债权人贷给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时候其部分年金已经由资本功能转化为收入功能了，而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资本，则转化为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资本。就一般而言，政府在借入资本的那一年就把它消耗或者花费了，甚至不指望将来能再产生什么利润。贷出资本的债权人不仅收到了和其资本等价的公债年金，当然这些年金无疑会偿还他们的资本，使他们能进行和从前一样或更大规模的商业贸易；也就是说，他们可用此年金做担保来借款，或卖出此年金，得到新的资本，其所得的资本就等于或多于他们所贷给政府的资本。但是，像他们一样从他人那里借入新资本的情况，以前也一定存在，并且与其他资本一样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但是一旦转入国家债权人手中，虽然从某一方面来看，对这些债权人是新的资本，但对于该国家并不是新的资本，那不过是从某种用途抽去转作其他用途的资本罢了。尽管对私人来说，其贷给政府的资本有所补偿，但对整个国家来说却无补偿。如果他们不把这资本贷与政府，那国家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或年收入就有两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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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支付开支时，就把当年未做抵押的赋税用来筹措部分收入，从维持某种非生产性劳动转向维持另一种非生产性劳动。部分人民用于付税的款项，本来可通过他们自己储蓄起来而变成资本，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却因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而消费掉大部分的款项。不过，国家开支以这种方式支付，无疑将或多或少地阻碍新资本的进一步蓄积，但不一定会破坏现存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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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通过举债方式支付国家费用时，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部分年收入被转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这将使该国原有的一些资本逐年受到破坏。不过，在此情况下所征的赋税相对要轻，所以，人民的负担减少，而把人民节约的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的能力也会减弱。与以本年度税收支付本年度开支的办法相比，举债如果在较大程度上破坏了旧资本，那么，它也就有利于新资本的获得和蓄积。在举债制度下，人民的节约更容易弥补由政府浪费而引起的社会一般资本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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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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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证券交易所（简称LSE）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之一，其前身为17世纪末伦敦交易街的露天市场，是当时买卖政府债券的皇家交易所，1773年从露天市场迁入司威丁街的室内，并正式改名为伦敦证券交易所。图为英国伦敦现在的证券交易所，是英国金融行业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与英格兰银行和伦敦皇家交易所毗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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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有在战争持续期间内，才能显现出举债制度比其他制度更好。如果战争开支总能从当年所征的税收中来支付，那么非常时期所得来的赋税收入，将不会维持到战争结束。与举债制度相比，私人蓄积能力虽然在战时较小，但在和平时期则很大。战争不一定会使旧资本遭到破坏，而和平则会促使更多新资本的蓄积。在这种制度下，战争总是很快结束，且不会轻易开战。在战争期间，人民因疲于战争带来的负担，通常很快就会讨厌战争；政府为了满足人民的意愿，不敢延长战争的时间。如果没有实际或确定的利益可图，人民不愿征战，因为战争带来的繁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一般很少有人民的蓄积能力会受到战争的影响，即便有，也不会持续很久。相反，蓄积能力强大的时期，要比在举债制度下长久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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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债务一旦增加，赋税也就会跟着增加，即使在和平时期，其与上述另一种征税制度在战时损害积蓄能力的程度也差不多。现在英国和平时期的收入，每年达1000万镑以上。若免去税收和抵押，并且管理得当，哪怕从事最激烈的战争，也无须借1个先令的新债。现在英国既已采用了具有破坏性的举债制度，那么，居民在和平时期个人收入所受的阻碍，以及居民蓄积能力所受的影响，将与在最耗费开支的战争期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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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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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利息与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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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认为，支付公债利息并没有损失国家财富，因为它没有外流，只是在不同国民之间进行了转移。事实上，当公债增大到偿还能力之外时，如果要摆脱这种困境，宣布破产是唯一办法，这无疑是对国家财富和信誉的极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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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支付公债利息犹如把货币从左手换到右手，货币没有流出国外，只不过把本国某阶层居民的部分收入转成其他阶层居民的收入罢了，国家不会因此变穷。这是基于重商学说的诡辩而来。此外，提出这种主张的学者还认为，公债全都是征募自国民；这并非事实，因为我国的公债就有很大一部分是荷兰人及其他外国人的投资。即使公债没有外国人的投资也不会减少公债的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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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资本是私人和公众收入的两个源泉。资本是支付在农业上、制造业上或商业上的生产性劳动的工资。这两种收入源泉的支配，分别属于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或其使用者这两类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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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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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太平洋铁路法》，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修建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干线，直达加利福尼亚西海岸。随着铁路修建进度的不断推进，美国西部富饶的土地开始呈现出现代工业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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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拥有者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通过修整或建筑其佃户的房屋，营造和维持其田庄的必要沟渠和围墙，以及其他改良，使其所拥有的土地能保持良好的状态，从而使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得到提升。但是一旦土地税增多后，地主的收入就会减少；各种生活必需品税、便利品税增多，该收入的实际价值减少，会使地主感到没有能力再维持对土地的花费。地主不能很好地提供劳动环境，租地人的劳动成果也会减少。总之，地主的负担越大，该国的农业就势必越趋向于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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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过征收各种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税，使资本所有者和使用者觉得他们利用资本所得的收入，在某特定国家，不能购得在其他国家同额收入所能购得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时，他们便打算把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另外，如果此类赋税的征收，使大部分或全部商人及制造业者要不断受税务人员烦人的访问，那么转移的打算就会马上被付诸行动。资本一经转移，靠此资本支持的产业就会随着没落，商业和制造业也将继农业后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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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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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纪中期，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帝，成为罗马的监护人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300年后，德意志帝国正式使用“神圣罗马帝国”作为官方名称，一直沿用到1806年被拿破仑终结为止。但实际上早在中世纪末期，帝国内部已经四分五裂，成为由诸多贵族领主统治的公国、侯国的联合；三十年战争后，帝国更是名存实亡。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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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把土地和资本这两大收入源泉所产生的大部分收入，从其所有人手中移转到另一批对其没有直接利益的人（如国家债权人）手中，长此下去，必定导致土地的荒芜和资本的浪费或转移。国家的债权人，通常很关心该国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从而也同样关注土地的良好状态和资本的良好经营。因为，如果三个产业中有一个遭遇失败或衰落，国家就没有足够的税收来支付他到期应得的年金或利息。但是，国家债权人作为债权人，对于某块特定土地的良好状态或资本的良好经营是不感兴趣的，因为这不会对他造成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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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当公债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很少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完全偿还。国家收入上的负担，如果曾经被解除过，也是通过破产解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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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借偿还之名行破产之实，是提高货币名义价值的常用方法。例如，6便士的银币或20枚6便士的银币，依议会法令或国王公告，将名义价值提高为1先令或1镑；那么，按旧名义价值借入20先令或约4盎司银的人，用新名义价值计算，就只需20枚6便士或略少于2盎司的银，便可偿还其约12 800万镑的国债，约等于英国长期和短期公债合计的总额。如照此方法偿还，只需现币64万镑就行了。实际上，类似债务的偿还，国家债权人应得的每1镑都被骗去了10先令。可是，遭受此种灾难的国家债权人和私人债权人，都受到了相应的损失。特别是对于国家债权人，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损失会很巨大。虽然，国家债权人通常对他人也有债务，也可用同一方法偿还，使其损失得到补偿。可是，在多数国家中公债的债权人多半是富人，他们对于其他同胞而言，是属于债权人的地位。因此，这种偿还方法对于国家债权人的损失只会增大，国家没有一点利益，而多数无辜的市民却受灾难。这种政策，使私人财产受到一种最普遍、最有害的破坏，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勤劳、节俭的债权人吃亏，使懒惰、浪费的债务人得到利益。这样，大部分国家资本，可能将从能使资本增加的人手中转移到滥用、破坏资本的人手中。当国家被迫要宣布破产，其公开、公正地宣布破产，对债务人名誉和对债权人利益的损害是最轻的。如果国家隐瞒真实的破产，欺瞒人民，那该国也就失去了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