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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开始担心我的绰号是不是会变成“学分的天使”，因为得到A学分和B学分的学生人数增多。与经济学系的其他教授相比，我自认为绝不是那种评分吝啬的人。但是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是给好多学生留下了评分吝啬的印象。如果问一个一次也没有听过我的课程的经济学系毕业生为什么会这样，他会面带尴尬地回答：“师兄们都是这样讲的。”其实，评分吝啬只是对于学生不来听我的课程给予的忠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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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很久以前我给出的学分就开始有所提高，所以至少现在摆脱了评分吝啬的评价。但是，那些高年级学生到目前为止还不来听我的课程，这意味着他们还坚持那个评价。难道想改变对我的印象，必须给出更多的A学分吗？那样的话，我是否就变成“学分的天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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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我的评价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只能这样解释：存在可得性启发法。也就是说，学生运用可得性启发法对我作出了评价。基于此，他们一直对我保持着评分吝啬的印象，学生去咨询听我课程的高年级学生或朋友，如果以此咨询结果为基础作出推论，就能准确地推测出我实际上给分的分布情况。但真是这样的话，为何运用可得性启发法对我作出的评价比实际更吝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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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课程的学生应该告诉我，得到什么样的学分，可以在记忆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并非抱怨。比如，是“我得了A学分”，还是抱怨老师给我评为C学分呢？我清楚学生们的学习程度，但是很少有入认为，得到C学分是因为自己学习不上进的缘故。大部分学生都把学分过低迁怒于评分吝啬的教授，随之就产生了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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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学生的立场来考虑，得了低学分带来的不满可能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因此，不满情绪会持续很久，而且很有可能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相反，没有其他事比得到高学分的情况更容易从记忆中消失，因此，那些依据可得性启发法作出判断的人对我的印象是评分相当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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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本人亲自去听我的课程并得了低学分，现在也会相信那个印象了。因此，每当有人询问关于我的课程的情况时，总能够听到这样坚定的话：“如果听了那个课程会后悔的。”其实，问题的核心是可得性启发法给学生留下了错误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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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行为经济学 第三章 匪夷所思的行为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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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规定了最低还款额，我们的卡债负担反而越来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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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效应——毫无相关性的数字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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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这样一个实验：请大家估算一下联合国成员国中非洲国家所占的比例是百分之几。但参与实验的人在说出自己的估算之前，必须经过一个程序，那就是采用抽签的方式在0~100的数字中随机抽取一个数字。打开各自抽取的数字之后，说出对非洲国家所占比例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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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实验结果，能够观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参加者抽取的数字越大，对非洲国家的比例估算得越高。比如，抽到10的人估算的比例是25%左右，抽到65的人估算的比例是45%左右。仅仅是抽到大数字，就会对非洲国家的比例作出更高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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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会因为那个随便的数字，才得出和它近似的结果吧？因为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行为经济学家为了诱导出真实的答案，对能够准确估算那个比例的人提出了给予奖励的条件，并要求参加者重新做一次实验。不过，这次还是得到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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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讲，抽取的数字和对非洲国家所占比例的估算没有任何相关性。也就是说，无论抽到10还是抽到65，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参加者的估算有所不同。完全可以忽视它，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数字而巳。可是，现实中的人们很明显还是受到了那些数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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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抽取的数字，使得估算结果有所不同。这意昧着人们在估算非洲国家所占比例的过程中，以某种方式利用了那个数字。虽然是和问题本质毫不相关的数字，但不管怎样，它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按照行为经济学家的分析，人们是以那个被抽取的数字为出发点进行估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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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抽取数字是10的人对非洲国家所占比例的推算是从10%开始的。以此为出发点，如果觉得实际的比例没有这么大，就往小的比例估算。如果得出比10%更大的估算比例，就想想是不是12%。心理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以上述方式调整对非洲国家所占比例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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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抽取数字是65的人对非洲国家所占比例的推算是从65%开始的。如果得出比65%小的估算，就想想看是不是63%。行为经济学家认为，经过这一过程得出的最终估算结果，不可能比出发点低太多。因此，以10%为出发点的人们，估算的非洲国家的比例只会比以65%为出发点的人们估算的比例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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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实验结果意味着，我们受到了“锚定效应”的影响。如果船在某个地点锚定，就是准备随着波浪来回摇晃，在那个地点附近停泊。人们估算某件事情的时候也是如此，应该在哪里下锚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抽出的数字是10，以10%为出发点的估算终究不会得出与出发点相距甚远的答案。也就是说，看到数字10的瞬间就在那里锚定，因此，行为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个名词——“锚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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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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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船在某个地点锚定、就打算随着波浪来回摇晃，在那个地点附近停泊。像这样先提出毫无意义的数字，对某件事最终的判断就很难摆脱那个数字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锚定效应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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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况中，也有锚定效应。麻省理工学院的工商管理学课程，展示给学生多种商品（电脑配件、葡萄酒、高档巧克力、书），然后就每个商品询问他们愿意支付多少钱。具体来讲，第一步，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支付与他们的社会保障号码最后两位数字完全一样的价格去购买那个商品。下一步，继续提出问题一愿意支付的最大金额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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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个商品的估价和社会保障号码没有任何关系。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拿到的社会保障号码的最后两位数字是78，但是，我从未想过这个数字会对我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不过，实验结果显示，数字越大愿意支付的最大金额也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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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的具体结果是这样：社会保障号码的最后两位是大数字的人中有50%愿意支付的价格，与最后两位是小数字的50%的人愿意支付的价格相比，前者支付的价格是后者的57%~107%，或者更大。特别是那些大数字中前20%的人，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足有小数字中后20%的人的3倍。毫无意义的社会保障号码在起了锚的作用之余，还造成了如此大的差异。我们再次认识到锚定效应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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