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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扮演A角色的人提出了这样的分钱方式——自己拿98000韩元，只给对方2000韩元。扮演B角色的人听到这个提案，瞬间感到无比愤怒：“这小子，真吝啬，也太贪了。要拒绝他吗？那样做，他会空手而归。我拿2000韩元能干什么？”他这样想着，决定拒绝那个提案来报复贪得无厌的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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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愤怒马上就平息了，一冷静下来，想法就变了：“不对，如果拒绝那个提案的话，那2000韩元也没有了。”冷静地分析一下，很明显得到2000韩元更好。虽然报复对方是件痛快的事，但自己也必须愿意接受损失。这是毫无疑问的，不是吗？虽然感情上会连续叫喊着拒绝那个提案，但理性却让你接受它。所以，虽然他特别生气，但还是理智地接受了那个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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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个逻辑推向最极端的情况。即扮演B角色的人拿到的金额只有1韩元，但即使在这种提案的情况下，他也不会拒绝。拒绝那个提案的情况应该是自己得到的金额为零。1比零更大，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因此他不可能拒绝那个提案。如果剔除感情因素，只从逻辑的角度分析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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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要想对方不拒绝自己的提案，必须最少给出1韩元。再强调一遍，这个结论的前提是两个人都是完全自私且理性的。现在，大家清楚地知道逻辑上这个游戏是如何进行的了。即如果只从逻辑的角度分析，对下面将要进行的这个游戏过程，应该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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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扮演A角色的人提议按照自己拿99999韩元、给对方1韩元的方式分钱。接着，扮演B角色的人接受了这个提议。问题是，这个逻辑的预测和现实是否吻合。换句话说，现实中的人们真的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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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或拒绝游戏”的实验结果显示，人们的行为和预测情况有差异。行为经济学家经过多轮实验发现如下事实：首先，一般看不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扮演A角色的人拿出自己几乎占有全部金额的方案。也就是说，按照前面的逻辑所预测的行动极为罕见。实验中很多人有着至少给对方40%以上份额的博大胸怀，甚至也意外地发现不少人提议各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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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游戏中掌握主动杈的，是扮演A角色的人。关于自己的提案，对方只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正因为如此，这种接受或拒绝式的提案可能对如何分份起决定性作用。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既不会自己独占，也给对方留有很大份额的态度。这是证明认为人们鼠目寸光地、只顾追求自己利益的假定与现实不相吻合的强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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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显示，扮演B角色的人的态度也十分有趣。如果他是理性的人，可以预测到他会接受能够得到比零更大的金额的所有提议。伹是，实验结果却和这个预测有很大的差异。实验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大概在自己的份额不能达到20%的情况下，B角色会拒绝那个提案，即在觉得未能得到足够多金额的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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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自己得到的金额太少，毫不犹豫地拒绝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们并不只是单纯地关心金钱利益。很明显，因为想向对方传达某一信息，所以欣然地放弃了自己的金钱利益。这个信息就是，对方的这个提案不公平，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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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利用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盲目地追求个人利益的人。在这个“分份游戏”中，提出自己几乎占有全部金额的提案的人就是那种类型。可以看到对一方感到愤慨，另一方就会作出拒绝那个提案的行为。这种行为带有不顾自己损失，要对对方的自私行为进行报复的意味。日常生活中，我们作出类似行为的情况也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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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掲示的显著事实是，人们认为公平高于个人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看经济学教材，驱动人们的核心力量是个人利益。但是，现实中的人们并不只在乎个人利益。人们经常会为了所谓公平性这类重要的价值，而作出欣然放弃个人利益的行为。传统经济理论基本上把人们看做自私自利的，只通过传统经济理论不可能准确地预测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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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讲述的“接受或拒绝游戏”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最后通牒游戏”。扮演A角色的人对分钱的方式作出最后通牒，扮演B角色的人决定是否接受。通过“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掲示出这样的事实：人们并不是鼠目寸光地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这也证实了，现实中的人们绝对不可能成为完全的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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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游戏——公平与利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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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验中，“最后通牒游戏”主要是以美国人为实验对象。因此，也可以这样解释，通过实验发现的事实也可能与美国人的性格有关。再说一遍，人们并不是鼠目寸光地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这可以充分地解释为美国人固有的特性。如果在其他国家进行类似的实验，也会出现相同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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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家为了解决这个疑问，在许多国家进行了同样的“最后通牒游戏”实验。其中，一个例子通过对以色列、日本、美国、南斯拉夫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把文化差异颇大的国家作为比较对象，这些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真的会使实验结果有所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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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结果显示，每个国家有若干程度的差异，但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即人们并不是鼠目寸光地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这个实验结果被认为具有普遍性。这意味着在某一社会特定文化的影响下，并没有出现因它不同的态度，也就是说，这种态度是所有人共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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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一点是，原始部族中会出现相对更自私的态度。以生活在亚马孙河沿岸的马奇根加部族为对象进行实验，观察到了下面的事实。在这个实验中，扮演A角色的人提出给对方分的金额相当少。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在其他实验中是可以看到提出给对方平均40%以上份额的。但是，在马奇根加部族的情况中，提出给对方的最大份额也仅为26%。这就是说，可以看到提出方案的人有相对更自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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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分得这样少的金额，拒绝这个提案的实验对象B也很少。在其他实验中，自己得到的份额约为20%，—般情况下扮演B角色的人都会拒绝那个提案。但是，在马奇根加部族的实验中可以看到，即使提出相当吝啬的提案也不会被拒绝，照样被接受。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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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识想想看，与产业化社会相比，很明显，马奇根加部族社会具有更强的集体生活属性。在集体生活中，把自私自利的态度看做消极的，这是常理之中的事。不过，从实验结果来看，与产业化社会相比原始部族反而出现了更强烈的自私自利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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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用更自私自利的态度来解释这个实验结果是错误的。应该把它看做独特的文化背景所致。具体而言，可能他们的公平性概念与其他社会不同。正因为如此，很有可能提出给对方很少的份额，也不会有什么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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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以马奇根加部族为对象的实验结果，也不是与其他社会的实验结果相反，只是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差异。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社会中扮演A角色的人，也提出了给对方比零大多了的金额。如果采取完全理性且自私的行动，都会提出接近于零的金额，而他们却不是这样。总而言之，再次确认了人们并不是鼠目寸光地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人类普遍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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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想看，扮演A角色的人提出给对方相当多金额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可能是因为有保持两人之间公平性的想法。不过，也可能会有其他的理由。譬如，如果金额太少，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拒绝？也可能是基于此想法，而提出分给对方更多的金额。也就是说，由于害怕对方的报复，人们才会给对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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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出于这样的理由而提出给对方较多的金额，那么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就不一样了。因为，提出给对方较多金额的前提是以自利为动机的。如果是以说服对方同意自己的提案为目的，那么不可能把它看做利他行为。应该把它看做以非利他动机为出发点，而采取的利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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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家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对“最后通牒游戏”作了若干修改，并设计出了另一个游戏，被称为“独裁者游戏”。这里扮演A角色的人可以像独裁者那样行动，提出给对方分配金钱额度的提案，实际上，这个提案具有单方面告知的属性，扮演B角色的人不能拒绝，只能同意这个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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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独裁者游戏”中，提出提案的人根本没必要费脑筋思考对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最后通牒游戏”中，必须考虑提出太少份额的提案会被对方拒绝的情况。但是现在没必要担心此种因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将自己真实的态度完全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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