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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游戏——公平与利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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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验中，“最后通牒游戏”主要是以美国人为实验对象。因此，也可以这样解释，通过实验发现的事实也可能与美国人的性格有关。再说一遍，人们并不是鼠目寸光地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这可以充分地解释为美国人固有的特性。如果在其他国家进行类似的实验，也会出现相同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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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家为了解决这个疑问，在许多国家进行了同样的“最后通牒游戏”实验。其中，一个例子通过对以色列、日本、美国、南斯拉夫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把文化差异颇大的国家作为比较对象，这些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真的会使实验结果有所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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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结果显示，每个国家有若干程度的差异，但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即人们并不是鼠目寸光地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这个实验结果被认为具有普遍性。这意味着在某一社会特定文化的影响下，并没有出现因它不同的态度，也就是说，这种态度是所有人共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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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一点是，原始部族中会出现相对更自私的态度。以生活在亚马孙河沿岸的马奇根加部族为对象进行实验，观察到了下面的事实。在这个实验中，扮演A角色的人提出给对方分的金额相当少。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在其他实验中是可以看到提出给对方平均40%以上份额的。但是，在马奇根加部族的情况中，提出给对方的最大份额也仅为26%。这就是说，可以看到提出方案的人有相对更自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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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即使分得这样少的金额，拒绝这个提案的实验对象B也很少。在其他实验中，自己得到的份额约为20%，—般情况下扮演B角色的人都会拒绝那个提案。但是，在马奇根加部族的实验中可以看到，即使提出相当吝啬的提案也不会被拒绝，照样被接受。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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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识想想看，与产业化社会相比，很明显，马奇根加部族社会具有更强的集体生活属性。在集体生活中，把自私自利的态度看做消极的，这是常理之中的事。不过，从实验结果来看，与产业化社会相比原始部族反而出现了更强烈的自私自利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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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用更自私自利的态度来解释这个实验结果是错误的。应该把它看做独特的文化背景所致。具体而言，可能他们的公平性概念与其他社会不同。正因为如此，很有可能提出给对方很少的份额，也不会有什么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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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以马奇根加部族为对象的实验结果，也不是与其他社会的实验结果相反，只是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差异。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社会中扮演A角色的人，也提出了给对方比零大多了的金额。如果采取完全理性且自私的行动，都会提出接近于零的金额，而他们却不是这样。总而言之，再次确认了人们并不是鼠目寸光地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人类普遍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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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想看，扮演A角色的人提出给对方相当多金额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可能是因为有保持两人之间公平性的想法。不过，也可能会有其他的理由。譬如，如果金额太少，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拒绝？也可能是基于此想法，而提出分给对方更多的金额。也就是说，由于害怕对方的报复，人们才会给对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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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出于这样的理由而提出给对方较多的金额，那么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就不一样了。因为，提出给对方较多金额的前提是以自利为动机的。如果是以说服对方同意自己的提案为目的，那么不可能把它看做利他行为。应该把它看做以非利他动机为出发点，而采取的利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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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家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对“最后通牒游戏”作了若干修改，并设计出了另一个游戏，被称为“独裁者游戏”。这里扮演A角色的人可以像独裁者那样行动，提出给对方分配金钱额度的提案，实际上，这个提案具有单方面告知的属性，扮演B角色的人不能拒绝，只能同意这个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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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独裁者游戏”中，提出提案的人根本没必要费脑筋思考对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最后通牒游戏”中，必须考虑提出太少份额的提案会被对方拒绝的情况。但是现在没必要担心此种因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将自己真实的态度完全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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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个游戏的实验中，扮演独裁者的人对对方并没有预计中的那么吝啬。虽然与“最后通牒游戏”的情况相比，扮演A角色的人提出了相对少的份额，但也不是接近于零的极少金额。看了这个结果就知道，在“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中，人们并不是只基于害怕对方报复这一理由，而提出分给对方相当大的金额。即使在完全没必要害怕报复的情况下，人们也并不吝啬，这种重视公平性的情况有可能成为利他主义的有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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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便车的行为——传统的宏观政策为何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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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马路或者公园等被人们共同使用的物品叫做公共物品，公共物品还包括国防服务与治安服务。公共物品有一个独特的属性，即市场不能承担其生产供给。例如，不可能存在提供国防服务的私营企业。正因为这样，大部分公共物品都是由政府来承担生产和供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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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防服务为例进行说明，理解起来会比较容易。某企业想要通过提供国防服务获得利润，先花费了巨资配备了防御能力，然后开始向国民出售国防服务。于是，刊登了这样的报纸广告：如果有人一年支付500万韩元，就可以得到坚固的防御。这个企业到底能支撑多久呢？恐怕坚持不到一个月，就得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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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企业虽然打算出售国防服务，但没有一个人购买这项服务。因为如果其他人购买了国防服务，那么自己也有可能跟着受益。只要有人购买了国防服务，自己就没必要再购买。不仅仅是国防服务，其他公共物品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某人出钱生产了某种公共物品，那么没有出任何费用的人也可以一起享受服务，这就是公共物品所具有的独特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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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人会认为，公共物品可有可无。因为那样的话，他就可以不必承担生产公共物品所花费的费用。接下来，如果别人出钱生产了公共物品，他就可以趁机分享好处。因为人们知道公共物品所具有的属性，所以那样做也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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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发展中国家所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群群人紧追公共汽车的场景，这些都是正在搭便车的人们。在公共物品的情况中，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搭便车者”。就是因为这些“搭便车者”，市场才不能像对其他产品那样承担生产供给公共物品的责任。前面所举的国防服务公司赚不到利润、被迫破产的理由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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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有关公共物品的事情上，人们总是打算搭便车吗？搭便车意味着无视自己所在集体的利益，只关注个人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如果是完全理性且自私的人，当然会作出这种自私的行为。不过，现实中如果出现可以搭便车的情况，人们真的会那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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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我们做如下的实验看看。首先，组成一个包含一定人数的小组。接下来，分给其成员一定数额的票，比如，小组有10个人，分给每个人50张票。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看看每个人如何使用这些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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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把分给自己的50张票按照这样的方式分类，把称为“私人”的票投进白箱，把称为“公共”的票投进蓝箱。如果有人投一张票在白箱里（私人），那么实验结束后，他将得到1000韩元。相反，如果投一张票在蓝箱里（公共），那么小组中的所有成员都将得到5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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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把50张票全都投进白箱，那么实验结束后，我将有5万韩元进账。但是，其他人不会因为我得到任何好处。不过，如果我把50张票全都投进蓝箱，我得到的钱就会缩减1/2，只剩2.5万韩元，而其他成员也会因为我，每人得到2.5万韩元。别人每投入蓝箱一张票，我也可以得到500韩元，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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