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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未能找到尽如人意、简明扼要的情感定义，感性行为与谋求物质利益的理性行为（参见定义一）之间却有着明晰的界线。人们多认为基于情感做出的行为是无意识的，而理性行为则要经过漫长复杂且通常耗时较久的认知过程。然而，我们会证明两个过程通常是同时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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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认知思维及非情感的生理感觉还有两大不同之处。其一是，情感留在我们记忆中的烙印比思想乃至生理感觉都更加深刻。我们回忆看过的电影时，屡屡发现电影情节乃至主题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却清楚地记得自己喜不喜欢这部电影，或是电影看起来非常枯燥或烦闷。曾经遭人侮辱或担惊受怕的经历要比生理疼痛更容易记起，再钻心的疼痛也不例外。记起生理疼痛的同时，往往也会记起疼痛当时所经历的情绪反应，如焦虑或抑郁。又或者，后者唤起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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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认知/分析思维几乎完全可控（即我们可以决定何时开始或结束此类思维的进行），生理感觉（如疼痛）则几乎完全不受意识控制，而情感却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可以在某些条件下对情感施以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无法做到完全控制。我们可以在完全虚拟的情境中，通过外部的虚拟刺激（电影、戏剧、书籍）或回忆往事唤起情感。电影的主要类型均以情感类别划分（悬疑片、剧情片、喜剧片，等等[2]），这并非巧合，电影带给我们的情感要远远多于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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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是，究竟是如普遍观点所言，即时、强烈、灵活的情感机制或会制约理性决策系统，还是说两种机制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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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循环定义，即用A定义B，再用B定义A；或用A定义B，用B定义C，再用C定义A。——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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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英文中，悬疑片为suspense，亦有“焦虑”之意；剧情片为drama，亦有“激动”之意；喜剧片为comedy，亦有“幽默”之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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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情感：为何愤怒、嫉妒、偏见让我们的决策更理性 第一部分 论愤怒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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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气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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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是建立承诺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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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秋，在斯坦福大学做完讲座后，我抽出一点时间，到悬崖边眺望旧金山北面的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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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中，我对着海面极目远望，绝美的自然风光让我内心充满憧憬之情。在我所站立的悬崖脚下，面朝大海的方向，正在举办一场小型婚礼。幸福的新婚夫妇面对牧师站在岸边，一小群宾客盛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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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绪离开了蔚蓝的海水和被落日余晖层层浸染的天空，开始飘向我已经两周未见的妻儿。内心生起憧憬之情的同时，有幸拥有一个温馨恩爱的家庭让我欣然，而离家万里这一点又让我对自己感到气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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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绪古怪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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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化这些感受，我紧紧抓住悬崖边的栏杆，探出身子，想更清楚地观看悬崖下的海湾与浓情厚谊的婚礼。突然间，我感到那细细的栏杆——防止我直接坠入身下深渊的唯一障碍物——晃了起来。刹那间，我的感伤之情被强烈的恐惧取而代之，吓得我立刻离开了栏杆。这种恐惧很可能救了我一命，而此前的憧憬之情也可能导致我后来做出了一个选择：为改善婚姻质量而减少出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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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是协助我们进行决策的机制。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其出现、成形与发展均以增加我们的生存概率为目的。假如我所倚靠的栏杆开始晃动的时候，我没有感到恐惧，我很可能会继续把身子探出去。最终，栏杆一散架，我就会掉下去，摔死在悬崖脚下。或者，假如我摔下悬崖却侥幸活了下来，但心无悔意，这种教训或许就无法铭记在心里。同理，若无迁怒于人的能力，我们会变得容易被人利用，争夺稀缺资源的能力也会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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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情感机制之外，决策过程能有另一重要机制——进行理性分析的能力——的协助也是人类之福。从某个角度来讲，悬崖边的栏杆开始摇晃时，我心里出现的恐惧感是多余的。假如我认真计算过栏杆能承受的体重上限、悬崖高度和从悬崖顶上摔下的全部后果，我根本就不会去倚靠这个栏杆。但在此情况之下，我的情感机制反应迅速，效率要千倍于理性机制慢条斯理的审时度势。单凭理性救我的命，很可能太慢而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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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悲伤和悔恨等情感可定义为自发性情感。与之相对，愤怒、嫉妒、仇恨和共情等情感则是社会性情感。根据定义，这些情感是互动性的。我们对他人感到愤怒或共情，却对自己参与的行为或局面感到悔恨。诚然，我们会对他人感到恐惧（不过，恐惧的诱因多为他人针对我们可能做出的行为，而非此人本身），但没有他人参与，我们也会产生恐惧感。疾病、危险、失败和灾难本身都会引起强烈的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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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情感与社会性情感之分对理解“理性情感”这一概念尤为重要。自发性情感影响自我的决策，而社会性情感对自我和他人的决策都会产生影响，由此可以引出情感结构中最重要的一环：建立承诺的能力。当然，承诺的对象既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他人。承诺本身是社会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广泛用于经济行为认识的研究中，尤其是有关讨价还价理论[1]和国际关系的研究。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托马斯·谢林[2]，主要就是为了表彰他对承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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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的概念源于这样一种看法：在冲突双方中，假如一方可以说服对方相信其一定要取得某种成果的决心——即便伤及自身也在所不辞，这一方即占有优势。具体而言，假如卖方可以说服买方相信他无意降低某件商品的要价——甚至不惜以交易泡汤为代价，卖方得逞的概率更高。即便买方认为交易泡汤对卖方造成的损失要大于减价出售，这一点仍然成立。在国际争端中，假如争端一方能说服另一方相信它对其要求绝不让步，并不惜以军事冲突为代价，这一方即占有优势。即便所谓的武装冲突此后并未发生，其优势也仍然成立，还有可能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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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的关键原则是，做出承诺的一方须是真心愿意承受必要的牺牲，仅仅信口开河是不够的，真正的承诺很难弄虚作假。威胁若是容易捏造，就会变得司空见惯，也就没有人会当真。宗教狂热催生的运动或国家——如基地组织和伊朗——之所以能大肆地攘权夺利即是因其能立下可信承诺[3]。愿为宗教信念牺牲社会福利乃至人民性命的决心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以让这些运动和国家手握重要的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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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横渡莱茵河后，将身后的桥梁付之一炬，以此让敌人相信了他们的必胜诺言，此举的作用是宣布他们没有给自己留退路。[4]诚然，你我之辈无法用纵火焚烧桥梁来表明承诺，于是情感就成了我们在各类日常冲突中获得谈判筹码的重要手段。例如，怒形于色表明我们会对伤人或侮辱行为以牙还牙，甚至不惜以打架斗殴等伤己行为为代价。假如纯以理性方式行事，我们就无法如此轻易地震慑住对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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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例子或许能说明理性情感的用处。假设你和家人在国外度假结束后，去机场等回程飞机，在距离预定登机时间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你得知航班取消了，你别无选择，只能先去酒店，第二天再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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