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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行为特征。以色列人对个人利益极为看重，其行为最接近纳什均衡预测的行为模式。然而，切勿因此贸然断定以色列人的总体自私程度要高于另两种文化背景的个体。这一重点会在后文再行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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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巴勒斯坦人在施与博弈中非常慷慨，在抢夺博弈中却相当自私。这表明巴勒斯坦人在决策过程中看重金钱以外的因素，如对互惠互利的预期。影响其行为的是对他人行为的预期，这种预期又取决于两种形式的博弈具体如何描述。以侧重施与的方式描述这种博弈，导致巴勒斯坦人认为对方会慷慨相赠，进而促使所有人按照通行规范慷慨相赠。反之，将博弈规则描述为让参与者决定抢夺多少份额，导致巴勒斯坦人认为对方会自私而为，这最终又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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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者表现出了对财产的尊重，且力求既不致过于慷慨，又不致伤及他人利益。他们在施与和抢夺方面均有所节制，宁愿手中的钱在博弈前后尽量保持不变。中国参与者的行为让我想起了我的岳父跟我讲过的他“二战”期间在苏联红军服役的经历。每讲完一件事，他总要以同一句话结尾，这句话总结了他从战争中认识到的主要真谛，或许也是他大难不死的秘诀：“永远不要主动出头，也永远不要违抗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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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色列参与者在抢夺博弈中的行为，我并不意外。以色列人在实验博弈中表现出的争强好胜、功利自私的心态向来远远胜过别国人口，这种现象我和同事做过多次讨论。这种现象出现在各种同类博弈中，包括最后通牒博弈、囚徒困境、独裁者博弈和信任博弈，这令以色列研究者尤为忧心。他们在国际会议上展示以色列境内实验的成果时，往往面露尴尬难堪之情，同时还要坦言他们担心强调这一现象对龌龊反犹言论的散步者来说，恰好正中下怀。但实验结果真的能表明以色列人争强好胜、贪心不足、漠视他人利益的倾向根深蒂固吗？我认为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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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一现象根源于以色列的个人主义倾向与施与和团结在以色列社会的特殊地位之间的失调。在危难期间，以色列人能展现出置个人利益于不顾、团结一心、同甘共苦的觉悟。即便是按最严格的国际标准，这种觉悟也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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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以色列社会中，人人都贪得无厌，一心只顾自己那狭隘的眼前利益，这个国家根本无法历经残酷的百年冲突而不灭。但这却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这种举国团结、共赴患难的例子为何在实验室实验中未能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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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答案在于以色列社会对危难时刻的团结和个人主义与成功给予同等的重视，这种两头兼顾的倾向正是以色列取得经济和科技成就的秘诀。举国团结与投身公益需要付出代价，社会或安全危机爆发时，以色列人无一不是甘愿付出这种代价。但在局势较为平稳的时期，普通以色列人则会谋求竞争和成功等其他价值取向的表达，以暂时摆脱团结的沉重负担，得以喘息。为了平衡这种重负，以色列人放任自己行使天赋的权利，所作所为对个人主义的看重程度要高于欧美同仁，而后者受到征召、共赴国难的机会较少。以下故事多少可以解释团结与理性情感在以色列的相互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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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夏，以色列的局势异常动荡，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真主党对以色列非军事目标的袭击力度达到了1948年以来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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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艰苦的战争硝烟正浓时，我收到了老朋友多丽丝的邮件，她的女儿鲁思在临开战之前，趁着暑假到以色列旅行。1990年，我在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后学位时，与多丽丝·埃里克森及其丈夫拉里结识，我和妻子经常与他们全家一起共度周末。鲁思当时只有10岁，是个名副其实的神童，她精通三门语言、多种乐器，我们任何人犯再小的错误，无论是认错了超市商品的价格，还是误解了计算机科学中量子比特信息的概念，她都会不假思索地纠正。我们回以色列后，自然和埃里克森夫妇见面少了，2006年，鲁思已经27岁，我们已经有近17年没见过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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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周五，战火纷飞，鲁思原本计划到我们家吃晚饭。晚上7点左右，她从耶路撒冷市中心打来电话，让我跟她所乘出租车的司机解释开车到我家的路线，而且得快点说，因为她的手机快没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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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路撒冷市中心到我家一般用时20分钟左右。到了7点45，鲁思仍未出现，我拨通她的手机号码，想问问是否一切安好，但无人接听。我越来越担心鲁思，我的妻子阿塔莉亚想安抚忧心忡忡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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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然不会接，”阿塔莉亚说，“别忘了她的手机没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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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8点15，鲁思仍不见人，连阿塔莉亚也难掩焦急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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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点时，我们再也坐不住了：我们决定报警。电话另一端的警察并没有对我说我在交战期间无缘无故联系警方是妨碍公务，他的回答反而令我忧心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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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先生，您报告的事情，”警察说，“听起来很严重，您应该早点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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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半个小时，一辆警车便开到了我家门前，警察已经开始着手确定鲁思最后通过电话联系我们的确切地点，希望以此追查她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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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先生，”一名警察问道，“可否告诉我们出租车司机对于你建议的路线有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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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说了‘没问题，我明白’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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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随后又问了很多问题：“他是在你说到一半时打断你回答的，还是等你说完才回答的？他有没有明显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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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手机定位鲁思的种种办法均告失败后，警方派了一辆警车到她最后联系我们的区域。他们让我们详细描述一下鲁思的外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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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什么意思？”一名警察怒气冲冲地问道，“到底是不是有个叫鲁思的人今晚本来要来你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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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阿塔莉亚努力回想鲁思10岁的样子时，警察不耐烦了。“究竟有没有人和她很熟，能跟我们描述她现在的样子？她父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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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嘟囔着说她父母肯定知道鲁思现在的模样，于是便听到了我一直害怕的话：“那快给鲁思父母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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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丽丝正在匹兹堡的家中，我和她讲电话的短短几分钟是我在当晚经历的最艰难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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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丽丝，”我说，“请听我说——鲁思还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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