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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的进化发展让雌性动物产生了一种荷尔蒙，这种荷尔蒙使得母子之间所建立的纽带完全出自本能。婴儿甚至因此在呱呱坠地几分钟内就懂得了找到母亲乳房的重要性，婴儿生来就有着吮吸母乳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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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产素还与两种已知的发育障碍有关。催产素失调——尤其是脑部催产素分泌不足——是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身上发现的典型症状。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在对他人产生共情、理解社会场合和信任亲近之人方面存在困难，催产素分泌不足就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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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神经疾病的患者身上可发现相反的症状。该疾病极为罕见，名叫威廉斯综合征[1]。其典型症状为多种生理及心理障碍，包括心脏疾病、消化道疾病和高血压。患者的智商水平一般仅为60~90，但社交技能却非常出众。他们表现出的共情水平和识别他人情感的能力要远远优于正常人。他们还愿意信任他人，甚至包括素不相识之人，这种信任几乎是盲目的。患有威廉斯综合征的儿童会向身边的所有人表达爱意，这使得他们易于遭到性剥削，因为他们体现出的过度信任和取悦他人的欲望让他们很容易成为恋童癖的下手目标。神经病学家认为催产素分泌过度或许是造成威廉斯综合征患者出现这些社会行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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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催产素对母子纽带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且与社交技能发育障碍有关，由此可以合理推断，催产素也会影响健康成年人的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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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摄入人体时（摄入方式通常是用滴鼻剂，类似用以减轻普通感冒症状的滴鼻剂），催产素是一种无害的良性荷尔蒙。苏黎世的实验人员安排两组受试者进行信任博弈：一组受试者在博弈前滴入了一剂催产素，而参照组则滴入一剂无效对照剂。对照剂除不包含有效成分之外，其他成分均相同。结果明确无误：摄入催产素一组的成员有着极高的合作程度。其合作在博弈双方身上均有体现：提议方让出的份额更多（相比于对照组，他们对对手的信任程度更高），接受方从所得中返还给提议方的份额也更高（他们更加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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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产素也可能仅仅是放松了实验受试者的情绪，从而间接增加了他们的合作意愿。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实验人员用酒代替催产素来放松受试者的情绪，重做了一遍实验。酒确实起到了让受试者更加放松的作用，但对其所表现出的信任或慷慨程度却毫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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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神奇之处，催产素却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最近，我与两名学生——埃那夫·哈特和什洛莫·伊斯雷尔——所做的一项实验表明，催产素会削弱我们识别他人意图的能力。在实验中，我们用到了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讨论过的电视竞猜节目《平分或偷走》。实验受试者观看了该节目的视频片段。在实验过程中，他们须根据节目选手在选择平分或偷走之前进行的简短对话，猜测选手的行为。一组受试者摄入了催产素，而对照组则摄入了无效对照剂。受试者无法分辨出他们摄入的是催产素还是对照剂，但摄入催产素的受试者猜测《平分或偷走》选手行为的正确率却远低于对照组受试者。对比两组的反应时间后，我们发现摄入催产素的受试者仓促地做出猜测，对此所投入的精力远少于对照组。为何催产素会有此作用显而易见，我们在对周围人有所猜疑的时候，才会异常投入地揣测他人意图。由于催产素有减轻猜疑、增加信任的作用，我们因此更容易为他人所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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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产素的作用有好有坏。因此，这种荷尔蒙的使用或有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操纵手段。一款名为“信任水”的喷雾现已上市，其有效成分就是催产素。根据宣传，这款产品是在市场交易中影响买家决策的化学品。“信任水”网站对其的描述是，适用于销售人员、寻觅爱情的孤独人士以及想影响工作环境或谋求快速晋升的经理和员工，该产品的广告承诺“让世界尽在掌握”。是否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可以从法律上禁止使用催产素？由于催产素无味无臭，直接喷入空气后基本无法检测，禁用催产素的法律要如何有效推行，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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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前针对催产素进行的实验所得出的结果，乐观的看待方式是注意到催产素可以提高人际之间的合作概率，并以此改善许多经济往来和社会交流的效果。但此事有利也有弊，假设代表两国的谈判员就存在争议的政治纠纷进行谈判时陷入了僵局，于是决定（自愿而非迫于外部压力）使用催产素，以期改善谈判氛围、增进信任。再进一步，假设谈判确实达成了卓有成效、令人满意的协议，而原因之一（但并非唯一原因）就是催产素的使用。公众会认可这项协议的合法性吗？我表示怀疑。双方的协议反对者会不无道理地宣称，谈判员在药物的影响下做出了让步，而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他们绝不会考虑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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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论这些假想的情景，催产素确实表明人的感觉与思维之间存在明白无误的联系。它提醒人们，人体内的荷尔蒙平衡甚至会影响严谨的认知过程。因此，所有的思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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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廉斯综合征，基因排列失常而造成的先天性疾病，患者一出生，体内的7号染色体就少了20个基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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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情感：为何愤怒、嫉妒、偏见让我们的决策更理性 第十四章 论两性与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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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真伪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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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的直系基因延续，爱与性无疑是最重要的情感现象。在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同事所做的幸福感研究中，不出所料地有近80%的受访者表示性与爱是其在生活中获得幸福的最关键因素。本书所探讨的其他理性情感对进化生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提高我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及个人的生存机会。但爱与性却让我们得以生儿育女，直接有助于我们的基因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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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数动物来说，爱都不是繁殖所必须的机制，仅是性交便已足矣。所谓性交通常涉及短暂的性行为，往往是每个配偶一次，雄性基本或完全不承担抚育后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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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或许也认识持这种性关系态度的人。但多数人类所表现出的性行为模式均有别于此。婚姻制度几乎是普世的文化现象，突出表现了人类对爱与性较为典型的态度。养育孩童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双亲共同抚养。人类性行为之所以有别于多数动物的性行为，便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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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出生后，需要整整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学会走路，而初生的羚羊出生后不到两天就能站起来走路了，母马在分娩后不到半天的时间就能看到刚出生的小马驹迈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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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羊和马科动物的平均寿命短于人类的寿命，但仍然长达30岁。人类将孩童抚养到完全无须成人看护和指导的地步所需时间占现代人类平均寿命的20%。直到200年前，其所需时间仍占平均寿命的30%。人类未成年期占平均寿命的比例之高，几乎没有其他动物可以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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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化论角度来看，子不生孙，生子便毫无意义。子女到独立成人的年龄才能延续父母的基因。如果幼年期相对于父母一方寿命的比例低到一定程度，所需的资源投入相对较少，母亲便可以理所当然地独自抚养后代。幼年期越长，抚育子女所需投入的资源就越多，让父亲分担抚育子女的责任就越发重要，从而让后代长大成人也（在基因层面）有益于父亲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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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章探讨了社会情感在建立承诺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例如，愤怒有助于我们发出可信的威胁。反之，爱可以对伴侣建立利他主义行为的可信承诺，这种承诺是父母共同抚育后代的前提。从男性角度来看，伴侣之间因爱而生的承诺增加了所抚育子女确为己出、携带基因与己相似的概率，避免所抚养子女实为配偶与情人所生的情况。基于稳定的一夫一妻制关系所形成的爱与社会结构根源于父母为保证后代顺利存活所投入的大量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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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通常会同时抚育不同孕期所生育的子女。这种现象在其他动物身上并不典型，后者的幼崽会在母亲再次生育之前离开母巢。我的同事莫迪·佩里与人合著的一篇优秀论文利用博弈论模型证明了这一现象和伴侣之间的承诺一样，也是常见的人类家庭结构形成的原因。若无此类承诺，男人永远无法知道他们辛勤工作赚来的食物给了配偶之后，是用来喂养自己的孩子，还是配偶以前为其他男人所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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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幼年期非常漫长，这是因为儿童除了像所有动物一样需要在未成年期经历生理及认知的发育，还需要学习复杂的社交技巧。鲜有动物会从一而终，结成长期而稳定的伴侣关系（仓鼠和狐狸是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物种）。绝大多数动物都有着人类所谓“荒淫得多的性生活”，以随意的性行为为主。其性交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繁殖，这些物种进行性行为的依据是雄性之间激烈乃至惨烈的“精子竞争”，以及雌性对雄性交配活动的筛选接受力，只有在雌性看来最合适的雄性才能成功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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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之间的精子竞争有何具体特点因物种而异，且取决于其进化发展的程度。例如，雄蜂寿命极短，其竞争总计只延续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尚未交配的蜂王准备交配时，会进入活跃的飞舞状态，以此引来一大群雄蜂。蜂王体型较大，只有最强壮、最敏捷的雄蜂才能成功爬到蜂王背上，将精子射入其体内。雄蜂不久之后就会死亡，而蜂王则将其精子终生（多达30年）储存在体内，用以为其所产下的数百万蜂卵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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