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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联合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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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所示，举例而言，假如戴维和雷切尔配到一起，其联合效用为8，此即两人结成夫妇所能获得的利益指数，其中包含夫妻双方从结婚这一行为中所获得的物质及情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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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须注意，在这一示例中尽管戴维和米里亚姆是四种可能性里最成功的配对（其所产生的联合效用为9，高于所有其他配对的联合效用），在稳定的配对系统中，他们却难成眷属。要想了解为什么，请设想戴维和米里亚姆、雷切尔和萨姆双双结为夫妇。假设按照两对夫妇签订的联合效用协议，萨姆、戴维、雷切尔和米里亚姆所得到的效用指数分别为S（萨姆）、D（戴维）、R（雷切尔）和M（米里亚姆）。这便意味着，S+R=4，D+M=9。简而言之，萨姆和雷切尔并不般配：根据图2，萨姆和米里亚姆在一起更幸福，雷切尔和戴维在一起更幸福。无论二人从现有配对中获益多少，他们在一起分享8分的联合效用所能获得的利益都更多。因此，尽管戴维和米里亚姆琴瑟和谐，萨姆和雷切尔却并不幸福，这一配对集因而并不稳定，他们存在离婚的动机。另一种分析方式是，应注意配对稳定集的夫妻“效用”值之和更高。萨姆和雷切尔的联合效用值为4，戴维和米里亚姆为9，相加为13。相比之下，戴维和雷切尔的联合效用值为8，萨姆和米里亚姆为7，相加得15。在此情况之下，数值较高即表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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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重要发现是，夫妻关系的稳定不仅取决于夫妻双方的直接关系，还取决于伴侣关系之外的可能性，意即夫妻双方移情别恋会更加幸福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最成功的两性关系（即产生联合效用最高值的两性关系）绝不会出现在稳定的配对系统中，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若想配对系统达到稳定状态，婚姻市场中所有个体的效用总和须达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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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示例中，戴维与雷切尔、米里亚姆与萨姆构成的配对系统是稳定的，这一系统产生的效用总值为15，是该婚姻市场效用总值所能达到的最高值。那么下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则是，每对夫妻的效用值在男女之间如何分配？答案依然取决于整个市场，且并不一定会在男女之间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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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我们的示例中，效用值是平分的，即戴维和雷切尔将其总值为8的联合效用值进行4∶4平分，而萨姆和米里亚姆则为3.5∶3.5平分。这种分法并不稳定，因为米里亚姆和戴维可以分别和配偶离婚，二人再结为夫妇，则有更高的效用总值可以在双方之间分配（总值为9，而非原本的7.5）。在该案例中，确有一种效用值分法可以形成稳定的配对系统，具体如下：戴维和雷切尔将其总值为8的联合效用值在双方之间进行四四平分，而萨姆和米里亚姆的效用总值为7，则按萨姆得2、米里亚姆得5进行分配——这样一来，米里亚姆得到的效用值要比配偶萨姆高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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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按此种分法，萨姆面对不公为何不会反抗？比如，既然他已经承担了一日三餐和开车送孩子参加足球训练的任务，为何不要求米里亚姆负责为全家人洗衣服？贝克尔的模型对此问题给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答案是，假如萨姆增加分得的联合效用值，而让米里亚姆的利益受损，米里亚姆就有了和萨姆离婚、嫁给戴维的诱因。按照新的安排，米里亚姆和戴维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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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觉得贝克尔的模型充满了物质主义、有己无人、自私自利的色彩，以此探讨两性关系与爱这样的话题多少有些难以接受，我和你有同感。但我们对这一模型的批评要有的放矢，贝克尔的模型所探讨的并不一定是纯粹的物质主义，因为如前文所述，模型中的数值也代表了情感效用。但该模型确实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基础之上，这是其缺陷之一。例如，该模型表明，假如夫妻双方有一方受了重伤，致使夫妻之间的联合效用大为减少（如患上重病或遭遇类似灾祸造成的情况），其配偶则应立即开始建立新的两性关系。无论是从道德角度还是事实角度而言，这都不是爱情关系的准确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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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贝克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其婚姻市场模型，彼时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就职。众所周知，“芝加哥学派”的特点就是以经济主体的物质性自利为特征的经济学研究方式和对自由市场力量的坚定信念，贝克尔是这一方式的忠实拥趸。有鉴于此，贝克尔颇具争议地提出人类器官应该放到自由市场上进行买卖，以缓解移植器官长期短缺的现状，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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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的模型尽管遭受了各种非议，却仍不失为一个重要模型，因为我们由此对婚姻市场的实际运转方式有了诸多发现，其中有些发现有着充足的实证依据。例如，该模型准确地预测出，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可以提高女性在伴侣关系中的地位，但也会增加离婚率。这是因为，有能力自食其力后，女性保持单身的效用值便相应地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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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如果上例中的男女可以保持单身，情况会如何。假如一个人保持单身的效用值为1，上例的情况则毫无变化（因为结婚为每个人带来的效用值均高于此）。接下来假设工作就业、自食其力的机会将雷切尔保持单身的效用值从1提高到4.5。这样一来，前文列举的配对系统便失去了稳定性。雷切尔会要求戴维提供至少4.5的效用值，才会和他保持夫妻关系，而戴维只能得到3.5的效用值（总值为8）。但戴维并非一定要同意雷切尔的要求，他大可以向米里亚姆提供5.2的效用值，让她嫁给他（这要高于她从萨姆一方获得的效用值），这样一来，两个人都会更加幸福。这一分析多少佐证了女权组织活动家有时会提出的观点，即男人反对妻子外出就业，并不是因为担心妻子会因此对孩子照顾不周，也不是因为担心无人做家务，而是因为担心女性获得经济独立，会提高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谈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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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模型的另一个缺陷是效用值可以转移的假设，根据这一假设，伴侣一方在另一方身上看到的几乎任何负面特征，均可通过在婚姻中对联合效用进行相应的划分而进行弥补。这残酷无情地粉碎了两性关系中爱慕之情形成的根基，不仅令人义愤填膺，也并非事实的准确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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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讲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还是大一新生的时候，和一名女子有过短暂的交往。她几乎拥有一切我梦寐以求的品质，容貌姣好、聪慧过人、谈吐风趣、善解人意。但我煞费苦心，却仍然无法在她身上找到那种难以名状、无法言喻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将知己之谊与让人魂牵梦萦的爱情区别开来，因为我完全想不出这位美丽、年轻的女子要给予我什么才能弥补这种缺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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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70年代是法国情色电影的黄金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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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的情感：为何愤怒、嫉妒、偏见让我们的决策更理性 第十六章 从穴居人长笛到巴赫赋格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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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进化会创造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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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于几年前离世，间或会在深夜托梦于我。某日，我沉思回忆着前一晚的梦，拿起纸笔为父亲作了一首诗，后又配了曲。写的过程中，我文思泉涌，这是我此前从未有过的经历。我下笔总是犹豫再三，往往会不断修改，字斟句酌。这次却并非如此，曲调信手拈来，但词曲创作完成后，我双手抱起吉他准备弹唱的时候，却热泪盈眶。我百感交集，一言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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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暗自思忖了片刻，觉得因为自己的创作而激动到哽咽，这太自恋了。但我立刻明白了让我心生感触的并非歌曲的抒情风格，抑或对自己作品的沉迷。究其原因，也并非我对父亲的思念，触动我心弦的主要是歌词准确无误地刻画出了我印象中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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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作词过程中，歌词信手拈来，创作却仍然需要不少才智。在我的记忆中，这类似我在日常研究中的经历，而后者主要涉及证明数学定理。歌词的严格韵律和不同寻常的节奏正是澎湃情感的主要部分。这首歌究竟是从何处萌生、成形的？是在我的头脑中，还是内心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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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认为情感与分析思考分属两个不同的内部系统，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希望两个系统互不干涉，在较不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担心二者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显然，事实与此类说法大相径庭，我们的情感内部系统与分析/认知内部系统之间仅仅是一线之隔，二者之间频繁的相互作用主要发生在前额皮层。前额皮层位于大脑前部，受前额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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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床抑郁症最成功的现代疗法之一，是在前额皮层附近放置磁体以消除负面思想不断增加抑郁焦虑情绪的典型恶性循环。但情感系统与认知系统之间也存在不断强化的良性循环。实际上，所有的艺术体验，无论是创作新的艺术作品，还是观察者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均涉及二者的相互作用。艺术体验显然与情感反应息息相关，但情感反应是在认知过程中产生的。在认知过程中，我们会尝试对艺术作品形成一定了解或识别出一定的审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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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艺术体验均为认知分析和情感反应相结合的结果。若无情感反应，我们会对艺术创作无动于衷，艺术看起来对我们无足轻重。但若无一定程度的认知分析，我们则无法识别出作品的美学品质，作品便无法唤起情感反应。人们往往认为意在唤起本能性情感反应的艺术创作（如极度激情的主题或对苦难的悲惨描述）流于肤浅，无法唤起真正的艺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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