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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投入量依赖于名义投入量和参数向量γ，故而用二元函数h来代表。向量γ的分量包括了科斯考察过的制度参数（交易费用），以及我们行为经济学家关注的行为参数（心理、家庭、人格、关系、情境）。贝克尔确实是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人物，他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变量X里增加了一个分量“人力资本”（服务流），就相当有效地挽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由于人力资本依赖于先天因素（家庭遗传）和后天因素（教养教育），所以，上列行为参数当中的心理、家庭和人格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来表达。这样，行为经济学家需要研究的就只有“关系”和“情境”两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学家的观点，这两类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社会资本来表达。事实上，行为经济学的难题也就在这里，参阅图1.5：个体行为嵌入于演化中的社会网络，怎样为从各局部网络相互作用的个体行为规则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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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观测，至今仍是一个问题。返回费雪（Philip A.Fisher）的资本定价方程——资本价值等于这项资本产生的全部未来收入流的贴现总值，因此，一项人力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产生的全部未来收入流的贴现总值。例如，一名中学毕业生的年功工资曲线大约比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年功工资曲线的位置，低1/3的程度，而且年龄越大就越低得多。直观而言，这两条年功工资曲线的差的积分，也就是这名中学毕业生比这名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减少的全部差额——还需要沿着年功计算贴现值，粗略地说，这就是大学四年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这一回报与四年总投入的贴现值之比就是回报率。如果我们考察这一回报率的差异，可能发现大学品牌和大学教师的品牌可以解释回报率差异的一部分，又发现学生的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可以解释回报率差异的一部分，又发现学生的专业、人格、职业、性别甚至外表（颜值）等等因素都可解释回报率差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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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研究结论是否也适用于中国转型期社会呢？基于常识，许多人相信“拼爹”，或个人中心网络里的其他类型的关系，对收入的影响远比任何人力资本都大。但是，父母大多都愿意投资于孩子的人力资本，因为如果不如此，他们的孩子可能处境更差。所以，拼爹之外，可能还有必要拼能力（主要取决于先天和教养）和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取决于后天和教育）。在任何社会情境中，我们通常排除少数有条件拼爹的和少数先天条件太好的样本。大数定律适用于剩下的那些样本——由人力资本决定收入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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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厂商理论，带有制度和行为因素的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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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γ包含的行为参数，除了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反映的，还有可以通过社会资本反映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刻画这种社会差异，例如将这种差异表达为各种参数的差异。只管而言，我可以想象，个人中心网络的团聚性，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可能高于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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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企业最大化的是利润——这不是行为经济学必需的假设。利润函数通常的表达是：R=PQ-WX，=F（X）。这里P是产出Q的市场价格——这也不是行为经济学必须的假设；W是X的市场价格——任何市场价格都不是行为经济学必需的假设。不论如何，在制度经济学或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新古典利润函数的表达是：R=PQ-WX0，=F（X），X=h（X0，γ）；在形式上，相当于生产函数是复合的：Q=F（h（X0，γ））。但是因为制度或行为的性质不同于单纯的生产技术，很可能存在“非凸性”——与收益递增现象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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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抽象的讨论中，关于厂商理论，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最关键的差异在于，行为经济学家更关注控制厂商的人（企业家、经理人、董事会、社区、政府）的行为，而不是简单假设厂商最大化利润（即假设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浏览经济学思想史可知，1930-1950年代，“不完全竞争”学说曾是厂商理论的核心议题。不过因为缺乏数学手段，这项议题被搁置，直到经济学进入博弈论时代。可是，与马歇尔的理论相比，博弈论并不很在乎真实世界，直到现在，博弈论命题的可检验性或许对多数博弈论学者仍不重要。其实，只要我们始终关注真实世界的人的行为，我们或迟或早可以找到可观测的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或许，这些真实的人的行为，名义上并不追求诸如利润函数这样的最大化目标。不要忘记，张五常认定为经济学唯一重要定律的“需求假说”，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可表述为更具普遍性的行为经济学假说——任何人选择任一可选方案的欲望与这一可选方案的代价成反比。如果可选方案表达的是商品需求量，这一假说就能推演出需求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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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中国问题而言，行为经济学家更希望可选方案的集合不仅仅能表达商品及其需求量，而且能表达诸如权力、地位甚至情感这样的事情。从易到难，我先介绍“权力”（power）的参量表达，这是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处理的主题。耶鲁大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权威达尔（Robert A.Dahl，1915-2014）去年辞世，他在1957年发表过一篇文章“The Concept of Power”（“权力这一概念”）。在这篇文章里，并且更详细的讨论收录于他1963年的名著《现代政治分析》（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1984年增订版28，符合我们关于社会网络的常识，他视权力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接着，他定义权力为“影响力”（influence），并给出测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力的概率描述。我试着用行为经济学的语言转述达尔的定义：假设有两个人甲和乙，各自有可选方案的集合A和B。可观测事件（甲，a）代表甲从A选择a，可观测事件（乙，b）代表乙从B选择b。那么，如果甲选择a可以改变（增加或减少）乙选择b的概率，甲就被认为对事件（乙，b）有影响，条件概率P（（乙，b）｜（甲，a））与概率P（（乙，b））之间的差异可视为甲对乙选择b这件事的影响力的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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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喜欢巴泽尔（Yoram Barzel）在《国家理论》29里提供的简明定义：权力就是将成本加给他人的能力。虽然，成本这一概念隐藏了我们关于权力必须作的几乎全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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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个定义更好，取决于我们要分析的问题。达尔的定义更适用于他的政治分析，他最常讨论的是利益各方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巴泽尔的定义更适用于他的制度解释，他最常讨论的是产权与合约的监督方式——理性的利益各方在给定情境内权衡不同监督方式的成本。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给定集合A和B，甲通过以甲为中心的网络和乙的个人中心网络对事件（乙，b）产生影响，记作：I｛甲：A，（乙，b）｝=P（（乙，b）｜（甲，a））-P（（乙，b））。可见，这里形成的是社会网络内相互有影响的人之间的博弈。对于网络博弈，我们知道，最常见的是多重均衡，而且均衡不稳定，故更多地使用的方法是仿真计算而不是博弈分析30。搁置博弈的均衡问题，我们知道，网络整体的拓扑结构以及每一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参阅图4.19“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可能发挥主导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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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我们还希望测度“社会地位”这一概念。林南在《社会资本》第六章这样界定“社会资本”：为了获得地位而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网络中的资源31。第六章的脚注1说明这一章的内容来自林南1999年的文章32。图5.20取自这篇文章的图1，是他的基本思路的概括，图5.21是图5.20的中译（林南《社会资本》第六章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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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 林南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地位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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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图5.20的“Initial（parental or previous）Statuses”，确实不易翻译，张磊的翻译如图5.21，“初始（父母的或先前的）地位”，这是直译，需要解释，或许应根据布劳（Peter Blau，1918-2002）《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33第五章的分析，译为“可耗竭的初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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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借用林南《社会资本》第六章中译本的术语，图5.20和图5.21的关键范畴——“initial status”和“attained status”可译为“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林南引述社会交换理论泰斗布劳和计量社会学泰斗邓肯（Otis Dudley Duncan，1921-2004）的经典著作（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1967），美国社会的研究结论是：在社会地位的获取过程中，个人的自致资源远比先赋资源重要得多。当然，基于常识，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未必如此，甚至很可能不如此。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远未发展到美国那样的程度，所以“关系”在资源配置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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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 林南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地位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解框图的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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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和他的长期合作者墨菲联名发表《社会经济学》34，收录了一篇文章（第三合作者是Ivan Werning），标题是“Status and Inequality”（“社会地位与不平等”）。我注意到这篇文章2000年的工作文稿，标题是“Status, Lotteries and Inequality”（“社会地位，彩票与不平等”）。五年之后，这篇文章的另一版本发表于《政治经济杂志》35。可见，贝克尔认为这一主题很重要，并且以经济学方法研究这一主题也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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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述以往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时，贝克尔列出四类可以解释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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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andom shocks（直译“随机冲击”），这类因素通常与一般均衡分析相结合，否则不必称为“冲击”。返回常识，我们说一个成功者多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幸运，就是推断随机冲击这类偶然性的作用。弗里德曼夫妇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Two Lucky People），标题已充分尊重了人生的偶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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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herited position（“在社会网络中可继承的位置”），例如我们常说的“家庭出身”，又例如“联姻关系”，都是中国人说的“背景”（晚近的典型案例：浙江商人吴小晖通过他与中国最高家族的联姻迅速崛起，参阅《财新周刊》2014年第1期封面报道“黑马安邦”）。这些因素不仅在中国社会很重要，就是在英国这样经历了六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根据经济史家克拉克的新著，由家族（姓氏）传承的社会地位如此普遍，以致克拉克能够以相当高的准确性只根据一个英国人的姓氏就推断他目前的社会地位36。日本社会的情形略显独特，因为日本传统的家族观念是“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所以，日本私人企业家很可能从家族之外根据能力选择年轻人接自己的班——通常要有“养子”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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