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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现象的解释，历来有两大类模型。其一是经济学家鼓吹的（例如贝克尔的模型），在这一类模型里，一个人能够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能力，而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先天就是不平等的。其二，主要是社会学家鼓吹的（例如林南的模型），在这一类模型里，一个人能够取得的成就（自致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先赋资源或可继承的社会关系），而社会网络的不同地位能够调动的资源是很不平等的——称为“社会结构”（“秩序”和“规则”远比“个人”生存得更久远）。注意，两类模型都假设一个人的自致地位与他取得的成就或贡献是一致的。因为，成就与地位完全不相关，长期而言，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社会怎么能够生存。个人能力的解释与社会结构的解释，为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提供理论基础。基于个人能力的解释，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分布就是很自然地呈现的秩序（涌现秩序）。基于社会结构的解释，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分布就是阶级斗争的结局（由统治阶级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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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建议的第三类模型，与哈耶克的涌现秩序学说十分接近，他甚至也使用了“涌现的”（emergent）和“自生自发的”（spontaneous）这两个带着十足哈耶克风格的形容词。首先，经验观察表明，社会地位的阶梯并非如社会学家想象的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或目的性，相反，这些阶梯自然涌现出来，尤其是如果地位与成就足够地一致，并不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阶级斗争）。其次，经验观察表明，在现实社会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未必带来与个人成就或能力完全一致的荣誉或经济回报。这两方面的观察意味着，一个能够长期生存的社会，或多或少必须使地位与成就相互一致，并借助于这样的激励机制持续筛选更适合这些地位故而具备相应能力的人（纵向流动性的功能）。能力是事前不可观测的，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成就来判断能力。类似地，一个人的合作意向是事前不可观测的，所以必须有一套评估人们合作信誉的机制在群体当中传播，并由此提高合作策略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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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引入的第二项基本假设是，通常根据成就来判断能力的时候，由于信息在社会网络之内传播时发生的种种扭曲——这些扭曲综合而言倾向于夸大差异，例如，“家丑”外扬的时候就常常被夸大，故而中国传统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警示，推而广之还有诸如“为尊者讳”这样的警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被夸大。所以，社会根据对每一个人的能力的判断为每一个人安排的信誉，不能完全符合真实情况，而是常常有夸大的倾向，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根据这一基本假设，我们不难想象，如果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服从正态分布，那么，社会对个人能力的判断机制总是倾向于将那些偏离均值能力的人放在更远偏离均值的位置上。直观而言，这样的机制导致了人类社会地位阶梯的等级差别远比实际能力的分布要大。所以，长期而言，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社会群体根据能力创造的总价值与社会根据能力判断分配的总价值保持预算平衡，那么，上述的社会判断偏差长期而言必须有所纠正，否则社会就难以为继。社会学家鼓吹的模型，主旨在于纠偏，就此而言，经济学家鼓吹的模型有致命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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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古德描述社会判断是怎样扭曲的，借助于社会网络的性质。每一个局部网络里的邻居们相互影响，每一个人的判断来自他自己的体会，但仍主要来自他的邻居们的判断——在股市里就称为“羊群效应”（香港人所谓“追涨杀跌”的行为）。古德指出，这一假设并不要求社会网络的研究者知道关于每一角色的个人信息，所以，很适合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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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互影响类似于“自激”或“正反馈”，最初的偏离导致更多偏离，更多的偏离又导致更多的偏离……于是倾向于夸大差异。为什么是夸大差异而不是如同负反馈机制那样缩小差异？因为，如果信誉的评估机制倾向于缩小差异，也就是说，那些能力偏离均值的人被评估为更接近均值，于是能力的分布在评估之后表现出更强烈的均值——“肥尾”现象倾向于消失，那么，社会为找到适合于扮演各种角色的人可能必须支付极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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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演化的长期情形，不难推测，社会越是在演化的早期，结构就越简单，需要扮演的不同角色也就越少。所以，人类社会演化的早期，例如几十万年前，在洞穴人的时代，可能并无特别严重的地位等级差异。但是，演化到更复杂的社会形态时，分工越来越精细，需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地位等级的差异也就越来越大。此外，古德引述博弈论的结论进一步论证社会舆论和社会判断的自我强化倾向或“马太效应”。我认为此处可以引述的唯一合适的博弈论结论，应当是谢林（Thomas Schelling）“焦点均衡”——多重均衡的博弈参与者们借助例如文化传统（习俗、惯例、常识）这样的背景信息达成“焦点”（focal point）的均衡。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么，由于多重均衡是协调博弈的特征，当文化传统发生断裂时，例如转型期社会，常识、行为规范、核心价值观等等有助于博弈参与者达成焦点的背景信息大多已不存在或严重扭曲，于是，焦点要么不存在，要么散落于不同的局部网络——即局部网络的协调博弈有焦点均衡，但不同的局部网络有不同的焦点均衡。我的一位朋友，在不同群体的信誉有重大差异，有时令人惊讶。事实上，我周围有相当多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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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古德论证，社会评价达成的均衡具有下列三项性质：（1）地位较高的人与地位较低的人之间的纽带更可能是弱纽带；（2）地位相近的人对扮演各种角色的人的能力有相似的判断；（3）资源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分布大致与他们的成就正相关但更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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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篇文章说明，“社会地位”的经济学或行为经济学分析还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引入了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视角。我认为，古德2002年文章可能最接近我想象中的行为经济学的演化社会理论。当然，在这一方向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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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探讨的是“情感”这一观念以及可能的测度，也是以上叙述的合理延伸。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开篇就指出：社会交往的简单过程植根于原始的心理过程，这些简单过程又引起复杂的社会过程。社会交换，这是大多数人类愉快和大多数痛苦的社会根源。在古德描述的分析框架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很可能取决于他周围人对他的“第一印象”——邻居互访，以社会交换的形式。接着，第四章摘要：最初报价的重要性。责任感和促进信任的其他机制。再回到第三章的摘要：吸引是对人概括化的赞同。自我实现的第一印象：通过使某人的风格具有价值来创造社会现实。注意关于“爱情”的附论：虽然爱慕之情的表达能激起另一个人的爱，但是随意地表达爱慕之情反而会降低它们的价值，这就是爱情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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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情感，还有远为复杂的情形，多年前我读过一本书：Aaron Ben-Ze’ev, The Subtlety of Emotions（2000）（直译《情感的微妙性》）。这位以色列学者的现代研究结论，与1927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柏格森（Henri-Louis Bergson，1859-1941）在《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38开篇考察的情绪性质完全一致：情绪微妙。例如，普通的消费行为倾向于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是，一种情绪的强度增加常常激活更强烈的这种情绪——这当然意味着情绪的“收益递增性”。柏格森认为，情绪之所以有这样的性质，因为它们之间有微妙的相互作用。那位以色列学者描述的那位男摄影师和他的女模特之间保持多年的正常情感，只因为某一天早晨那位模特突然从摄影师眼神里感觉到一丝丝的色情意味，于是，这种感觉迅速扩展，影响她的工作态度以及她的生活态度——包括她与他以往合作关系的重新评价，终于，她穿上衣服走出摄影室，她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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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孟昭兰主编《情绪心理学》39的介绍，实验心理学开创者冯特引入三维度空间来刻画情绪：（1）愉快的程度，（2）兴奋的程度，（3）紧张的程度。后来的研究者在冯特的三维情绪空间的基础上研制了情绪维量量表，不再局限于三维的空间，例如增加了“确信度”这一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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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行为经济学课堂上详细描述过人脑的三层演化结构，其中哺乳动物脑结构主导着“情绪（emotions）、情感（feelings）、感情（affects）”这一谱系。卡尼曼的诺贝尔奖演说陈述了情绪与理性双重认知系统，以及情绪与理性对决策的双重影响。然后，当然就是辛格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不仅揭示人与人之间共享的情感回路，而且展现了人类“有意识演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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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勾勒了以上思想脉络之后，我认为只能在这里停止讨论“情感”。虽然，这些脉络并未澄清人与人之间情感纽带的稳定性等重要议题。为什么是稳定性？因为社会网络的基本单元是纽带（关系）而不是节点（实体），尽管实体是稳定的（有机体的生命就意味着稳定性）。根据社会交换的三种媒介，关系纽带有三种类型：（1）以货币为媒介，例如市场关系；（2）以权力为媒介，例如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3）以情感为媒介，例如包括家庭和家族在内的社群关系。中国社会传统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情感纽带。不难推测，这是因为情感纽带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可是，我们生活在转型期中国社会，情感纽带丧失了它们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缺少法治传统（与宗教传统的缺失密切相关）。那么，经济活动（交换）的信任基础呢？显然，这是中国问题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主题。研究这一主题的时候，一方面要考察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一方面还要考察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情感稳定性的微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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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一节结尾时的微妙问题：微观关系的演化是否必定导致宏观结构的改变？基于上述，在演化社会理论（或仅仅是“学说”）的视角下，这一问题存在多种可能正确的解答。第一种解答是，日常生活中的微观关系演化不导致宏观结构的改变，如果“系统”（system）已处于“稳态”（stable steady state）。显然，这样的解答要求我们将社会表达为由一组状态方程描述的系统，并且状态方程满足相应的连续性假设。西格蒙德《演化博弈与种群动力学》（中译本略嫌陈旧的标题是“进化对策与种群动力学”）1998年英文版第6章第4节“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ies”是这样定义“演化稳定均衡”（ESS）策略的：行为的一种类型是演化稳定的，如果它已被种群的全体成员采纳，并且在自然选择力量的作用下，任何成员采纳的任何其他类型的行为都将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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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SS的定义，并且基于“三分之一定律”，第二种可能正确的解答是：稳定的微观关系必须不断复制自身，但是在关系复制自身的过程中可以有变异或突变（mutation），其中一些变异可能导致宏观结构的变动，如果：（1）在行为类型或策略p*的某一邻域内，出现某一变异策略p，使得参与博弈的p*携带者与p携带者相遇时p*携带者生存得不如p携带者好；或者（2）在p*的某一邻域之外有另一策略p入侵此邻域，使得参与博弈的p*携带者如果采纳行为类型p就可生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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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更好”？在第一种解答里，ESS有明确的解说，那些不被自然选择的力量淘汰的行为模式，与那些被淘汰的行为模式相比，就是更好的，这当然也是哈耶克的思路。在我提供的第二种解答里，EES的局限性消失了。为了区分于ESS，让我们探讨主观想象的“更好”。你可以主观地相信你的生活方式更好（例如利他主义的行为类型），你或许因此而没有后代，也没有其他人愿意模仿你的生活方式。于是，长期而言，你认为更好的生活方式，因为孤独所以无法传承。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暂时没有后代或其他人愿意模仿你的生活方式，不过，只要你坚持你认为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逐渐地，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和后代相信你所相信的意义从而模仿你的生活方式，直到超过某一阈值，采纳了你的生活方式的人数足够多，从而他们可以“抱团行动”。然后，你的生活方式将成为“时尚”，并逐渐成为主流生活方式。虽然，这一生活方式并不是演化稳定的。很可能，随着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的漂移，或社会文化的官僚化，出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更好”，并成为时尚，逐渐颠覆主流生活方式。长期而言，上述各种可能成为主流的生活方式（主观相信的“更好”策略）都要承受自然选择力量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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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自然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想象“物竞天择”十分严酷。固然，有十分严酷的情形，但也有例如夏威夷群岛那样很宽松的情形。这里，关键是“严酷”的定义。请回忆海纳模型，在那里，“理性”的有限性是由“C-D gap”定义的。类似地，生存环境的严酷性，是针对种群的生存能力和既有的生活方式而言的。我读《内经·素问》，常询问：岐伯描述的生活方式难道现代人可以忍受吗？大学生们必须首先取得足够好的考试成绩，否则，任何生活方式都不能成为“更好的”。但是为了足够好的考试成绩，他们很难遵循岐伯描述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生存环境的严酷性主要表现为考试竞争。事实上，在这样严酷的竞争中，因为需要大量投入金钱和时间，许多家庭境况不好的孩子已被淘汰。虽然，这些被考试淘汰的孩子的生活方式或许更符合自然选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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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现代人类，他们掌握着改造自然的力量，他们完全可以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以便适应他们相信的更好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在乎大约三十年前那位老人留给我的字条：祝贺你意识到了人类“有意识进化”这一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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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杂系统的研究，例如洛伦兹1992年的名著The Essence of Chaos，我给出第三种可能正确的解答：任何轻微扰动都可以改变宏观秩序，如同德州那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引发墨西哥湾的热带风暴那样。事实上，泰恩特（Joseph A.Tainter）的《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40已提供考古领域的证据表明复杂社会很容易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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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恩特在第一章考察的社会崩溃过程包括中国的西周、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赫梯、克里特、迈锡尼、罗马和玛雅。然后在第二章，他为复杂社会的崩溃提供一种解释。首先，复杂社会之不同于简单社会，特征在于，一个简单的根块采集与狩猎社会充其量只有几十种不同的社会人格（角色），可是一个普通的工业社会至少有一百万种不同的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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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恩特指出，不平等和异质性是理解复杂社会的两大关键概念。他的观察是：与复杂社会相比，简单社会常有更大的不平等但更小的异质性。随着社会的复杂化，不平等程度减少但异质性增加，直到社会因此而瓦解。我认为这一判断不准确，尤其是关于不平等程度的。请回忆瓦特刻画的“洞穴时代”，每一洞穴内的局部网络有权力的不平等分布，但程度很小，因为家长的权力至多扩展到洞穴可容纳的25人的范围。洞穴之外，各局部网络之间是平等的。如此，才可理解泰恩特接着表述的论断：简单社会的领导权威接近于零，只依靠个人人格与魅力，而且只用于特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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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恩特提出的第二大关键概念“异质性”，确实是复杂社会的特征。因为异质性随分工发展而扩张，从而社会复杂程度上升。分工与交换，这两种相辅相成的市场力量，只要不受抑制，就可持续扩张市场的范围。另一方面，社会异质性扩张导致协调各局部网络的政府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因为，这是常识，政府或协调分工与交换的任何机构总是由人来操作的。权力越大，权力对掌握权力的人而言就越重要。如果你是停车场的保安人员，你失去你指挥停车时的那一点点权力对你其实无足轻重。如果你是公社书记，你失去你的权力可能意味着被接任者迫害到家破人亡的程度。又如果你是省长，你的权力的支持者们来自各地而且有各自的地方派系利益，这时，你失去权力就意味着许多与你关系密切的人失去他们的权力（对你的影响力），甚至，你可能被你的支持者害死（自杀、他杀、诬陷……）——因为你已抛弃了你的生活世界。总而言之，基于常识，权力越大，权力对权力者就越重要。也就是说，权力对权力者而言几乎永远是收益递增的——即效用函数对权力的二阶导数大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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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就意味着当社会为了协调自发演化的异质性而将权力赋予某些社会成员的时候，最初的权力将自发地追求更大权力。我认为，这一过程最可能导致复杂社会的崩溃。不过，泰恩特概括了复杂社会崩溃的四类直接因素：（1）自然灾害，（2）资源耗竭，（3）外敌入侵，（4）内部冲突。在第四章——我认为这是泰恩特这本书的核心——他提出了复杂社会崩溃的经济学原理（扩展了的经济学原理）：decreasing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socio-political change（社会的和政治的变化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崩溃意味着，泰恩特的考察是，复杂社会迅速瓦解为许多小规模的社会——请回忆，“焦点均衡”因为失去聚集的共同背景而散落为许多局部网络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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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泰恩特看到的社会崩溃四类直接因素，是永远存在的，对任何社会都存在。所以，他提出收益递减原理来解释复杂社会的崩溃。为什么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社会政治的变化就要边际收益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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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是我从这本书的中译本截取的泰恩特列出的主要理由。我同意这四项理由，尤其是第一项，完全符合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在他的那篇相当于社会演化理论大纲的文章开篇定义的“社会过程”41，人类社会为了求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解决自己面对的重要问题，并为此而有必要的组织——有足够代表性的执行机构，或用奈特的表述，就是社会过程的外化（家庭、政府、法律等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这些组织需要消耗资源，而且组织控制的资源依赖于权力。从这里开始，我的解释不同于泰恩特的，我更愿意保持哈耶克的思路，将权力强化自身的过程视为权力组织消耗资源陷入边际收益递减状况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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