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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孟昭兰主编《情绪心理学》39的介绍，实验心理学开创者冯特引入三维度空间来刻画情绪：（1）愉快的程度，（2）兴奋的程度，（3）紧张的程度。后来的研究者在冯特的三维情绪空间的基础上研制了情绪维量量表，不再局限于三维的空间，例如增加了“确信度”这一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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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行为经济学课堂上详细描述过人脑的三层演化结构，其中哺乳动物脑结构主导着“情绪（emotions）、情感（feelings）、感情（affects）”这一谱系。卡尼曼的诺贝尔奖演说陈述了情绪与理性双重认知系统，以及情绪与理性对决策的双重影响。然后，当然就是辛格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不仅揭示人与人之间共享的情感回路，而且展现了人类“有意识演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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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勾勒了以上思想脉络之后，我认为只能在这里停止讨论“情感”。虽然，这些脉络并未澄清人与人之间情感纽带的稳定性等重要议题。为什么是稳定性？因为社会网络的基本单元是纽带（关系）而不是节点（实体），尽管实体是稳定的（有机体的生命就意味着稳定性）。根据社会交换的三种媒介，关系纽带有三种类型：（1）以货币为媒介，例如市场关系；（2）以权力为媒介，例如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3）以情感为媒介，例如包括家庭和家族在内的社群关系。中国社会传统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情感纽带。不难推测，这是因为情感纽带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可是，我们生活在转型期中国社会，情感纽带丧失了它们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缺少法治传统（与宗教传统的缺失密切相关）。那么，经济活动（交换）的信任基础呢？显然，这是中国问题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主题。研究这一主题的时候，一方面要考察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一方面还要考察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情感稳定性的微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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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一节结尾时的微妙问题：微观关系的演化是否必定导致宏观结构的改变？基于上述，在演化社会理论（或仅仅是“学说”）的视角下，这一问题存在多种可能正确的解答。第一种解答是，日常生活中的微观关系演化不导致宏观结构的改变，如果“系统”（system）已处于“稳态”（stable steady state）。显然，这样的解答要求我们将社会表达为由一组状态方程描述的系统，并且状态方程满足相应的连续性假设。西格蒙德《演化博弈与种群动力学》（中译本略嫌陈旧的标题是“进化对策与种群动力学”）1998年英文版第6章第4节“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ies”是这样定义“演化稳定均衡”（ESS）策略的：行为的一种类型是演化稳定的，如果它已被种群的全体成员采纳，并且在自然选择力量的作用下，任何成员采纳的任何其他类型的行为都将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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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SS的定义，并且基于“三分之一定律”，第二种可能正确的解答是：稳定的微观关系必须不断复制自身，但是在关系复制自身的过程中可以有变异或突变（mutation），其中一些变异可能导致宏观结构的变动，如果：（1）在行为类型或策略p*的某一邻域内，出现某一变异策略p，使得参与博弈的p*携带者与p携带者相遇时p*携带者生存得不如p携带者好；或者（2）在p*的某一邻域之外有另一策略p入侵此邻域，使得参与博弈的p*携带者如果采纳行为类型p就可生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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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更好”？在第一种解答里，ESS有明确的解说，那些不被自然选择的力量淘汰的行为模式，与那些被淘汰的行为模式相比，就是更好的，这当然也是哈耶克的思路。在我提供的第二种解答里，EES的局限性消失了。为了区分于ESS，让我们探讨主观想象的“更好”。你可以主观地相信你的生活方式更好（例如利他主义的行为类型），你或许因此而没有后代，也没有其他人愿意模仿你的生活方式。于是，长期而言，你认为更好的生活方式，因为孤独所以无法传承。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暂时没有后代或其他人愿意模仿你的生活方式，不过，只要你坚持你认为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逐渐地，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和后代相信你所相信的意义从而模仿你的生活方式，直到超过某一阈值，采纳了你的生活方式的人数足够多，从而他们可以“抱团行动”。然后，你的生活方式将成为“时尚”，并逐渐成为主流生活方式。虽然，这一生活方式并不是演化稳定的。很可能，随着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的漂移，或社会文化的官僚化，出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更好”，并成为时尚，逐渐颠覆主流生活方式。长期而言，上述各种可能成为主流的生活方式（主观相信的“更好”策略）都要承受自然选择力量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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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自然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想象“物竞天择”十分严酷。固然，有十分严酷的情形，但也有例如夏威夷群岛那样很宽松的情形。这里，关键是“严酷”的定义。请回忆海纳模型，在那里，“理性”的有限性是由“C-D gap”定义的。类似地，生存环境的严酷性，是针对种群的生存能力和既有的生活方式而言的。我读《内经·素问》，常询问：岐伯描述的生活方式难道现代人可以忍受吗？大学生们必须首先取得足够好的考试成绩，否则，任何生活方式都不能成为“更好的”。但是为了足够好的考试成绩，他们很难遵循岐伯描述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生存环境的严酷性主要表现为考试竞争。事实上，在这样严酷的竞争中，因为需要大量投入金钱和时间，许多家庭境况不好的孩子已被淘汰。虽然，这些被考试淘汰的孩子的生活方式或许更符合自然选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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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现代人类，他们掌握着改造自然的力量，他们完全可以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以便适应他们相信的更好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在乎大约三十年前那位老人留给我的字条：祝贺你意识到了人类“有意识进化”这一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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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杂系统的研究，例如洛伦兹1992年的名著The Essence of Chaos，我给出第三种可能正确的解答：任何轻微扰动都可以改变宏观秩序，如同德州那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引发墨西哥湾的热带风暴那样。事实上，泰恩特（Joseph A.Tainter）的《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40已提供考古领域的证据表明复杂社会很容易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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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恩特在第一章考察的社会崩溃过程包括中国的西周、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赫梯、克里特、迈锡尼、罗马和玛雅。然后在第二章，他为复杂社会的崩溃提供一种解释。首先，复杂社会之不同于简单社会，特征在于，一个简单的根块采集与狩猎社会充其量只有几十种不同的社会人格（角色），可是一个普通的工业社会至少有一百万种不同的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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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恩特指出，不平等和异质性是理解复杂社会的两大关键概念。他的观察是：与复杂社会相比，简单社会常有更大的不平等但更小的异质性。随着社会的复杂化，不平等程度减少但异质性增加，直到社会因此而瓦解。我认为这一判断不准确，尤其是关于不平等程度的。请回忆瓦特刻画的“洞穴时代”，每一洞穴内的局部网络有权力的不平等分布，但程度很小，因为家长的权力至多扩展到洞穴可容纳的25人的范围。洞穴之外，各局部网络之间是平等的。如此，才可理解泰恩特接着表述的论断：简单社会的领导权威接近于零，只依靠个人人格与魅力，而且只用于特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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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恩特提出的第二大关键概念“异质性”，确实是复杂社会的特征。因为异质性随分工发展而扩张，从而社会复杂程度上升。分工与交换，这两种相辅相成的市场力量，只要不受抑制，就可持续扩张市场的范围。另一方面，社会异质性扩张导致协调各局部网络的政府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因为，这是常识，政府或协调分工与交换的任何机构总是由人来操作的。权力越大，权力对掌握权力的人而言就越重要。如果你是停车场的保安人员，你失去你指挥停车时的那一点点权力对你其实无足轻重。如果你是公社书记，你失去你的权力可能意味着被接任者迫害到家破人亡的程度。又如果你是省长，你的权力的支持者们来自各地而且有各自的地方派系利益，这时，你失去权力就意味着许多与你关系密切的人失去他们的权力（对你的影响力），甚至，你可能被你的支持者害死（自杀、他杀、诬陷……）——因为你已抛弃了你的生活世界。总而言之，基于常识，权力越大，权力对权力者就越重要。也就是说，权力对权力者而言几乎永远是收益递增的——即效用函数对权力的二阶导数大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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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就意味着当社会为了协调自发演化的异质性而将权力赋予某些社会成员的时候，最初的权力将自发地追求更大权力。我认为，这一过程最可能导致复杂社会的崩溃。不过，泰恩特概括了复杂社会崩溃的四类直接因素：（1）自然灾害，（2）资源耗竭，（3）外敌入侵，（4）内部冲突。在第四章——我认为这是泰恩特这本书的核心——他提出了复杂社会崩溃的经济学原理（扩展了的经济学原理）：decreasing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socio-political change（社会的和政治的变化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崩溃意味着，泰恩特的考察是，复杂社会迅速瓦解为许多小规模的社会——请回忆，“焦点均衡”因为失去聚集的共同背景而散落为许多局部网络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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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泰恩特看到的社会崩溃四类直接因素，是永远存在的，对任何社会都存在。所以，他提出收益递减原理来解释复杂社会的崩溃。为什么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社会政治的变化就要边际收益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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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是我从这本书的中译本截取的泰恩特列出的主要理由。我同意这四项理由，尤其是第一项，完全符合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在他的那篇相当于社会演化理论大纲的文章开篇定义的“社会过程”41，人类社会为了求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解决自己面对的重要问题，并为此而有必要的组织——有足够代表性的执行机构，或用奈特的表述，就是社会过程的外化（家庭、政府、法律等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这些组织需要消耗资源，而且组织控制的资源依赖于权力。从这里开始，我的解释不同于泰恩特的，我更愿意保持哈耶克的思路，将权力强化自身的过程视为权力组织消耗资源陷入边际收益递减状况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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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 泰恩特列出的复杂社会边际收益递减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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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尽管可以不断获取更大权力（强化自身），却越来越难抑制权力本身的官僚化倾向，因为，更大的权力几乎永远意味着权力的科层程度的增加。给定社会交往技术（即维持纽带的成本），我们试着想象社会网络的顶端怎样强化自己的权力。这里，我需要转述阿罗的著作，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1974）。在这本小册子里，阿罗给出社会组织的一般原理：最优的科层高度必须在底层收集信息的有效性和顶端决策的有效性之间权衡。从底层到顶端的距离越长，信息扭曲就越大，从而决策失误以及失误产生的后果就可能越严重。另一方面，从顶端到底层的距离越短，信息扭曲固然减少，但决策成本可能很大，因为顶端需要维持太多与底层的纽带关系。给定社会交往技术，给定最优科层高度，要使顶端有更大权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增加底层规模（统治的范围）。如果统治的范围遇到极限，不可能再扩展，那么，给定社会交往技术，给定底层规模，获得更大权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增加顶端到底层的距离，于是偏离最优的科层高度，从而损害权力者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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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复杂社会里可以形成一个统治集团——“顶端”其实是“顶层”。问题就发生在这里，统治集团内部有竞争和冲突。如果统治集团内部有两名以上的竞争者，他们都试图获得更大权力——例如罗马共和时期多位执政官之间的权力竞争，他们于是竞相扩展自己统治局部网络的底层规模。类比于大学生们的生存环境主要是考试竞争，这些顶层成员的生存环境主要是权力竞争。显然，角逐权力的人可以完全忽略最优科层原理。我认为，这是政治活动边际收益递减的主要理由，作为类比，大学生们在考试竞争中投入的资源显然早已进入边际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已进入边际收益小于零的阶段。应试教育有如此巨大的浪费，却仍可以维持自身，直到学生无法再支付这种浪费。权力竞争也如此，它可以进入边际收益递减或小于零的阶段却仍维持自身，直到社会耗尽自己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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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顶层群体里面没有哪怕一个人意识到无限制的权力竞争必将损害顶端群体的利益甚至彻底颠覆他们的统治？我认为，不能否认，当然会有这样明智的人，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改革（不是革命）总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启动，而且改革的基本思路，除了宗教改革之外，总是简政放权。一个僵硬的科层体系很难应付泰恩特概括的四类危机——自然灾害、资源耗竭、外敌入侵、内部冲突。只不过，我们知道，尤其在中国历史上，改革总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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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改革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我记得我从年轻时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直到现在，我已经老了，每一次解答，我还是首先返回我年轻时的思路，改革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它不能激烈到诱发革命的程度，另一方面它不能太和缓以致毫无效果。换句话说，在提出改革的政治诉求时，改革诉求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分别由当时情境内的革命与保守这两端的立场来限定。如果一个社会的内部冲突已足够激烈，革命一触即发，则改革诉求的最高纲领很容易触发革命。如果一个社会足够稳定，那么统治集团能够接受的改革诉求（最低纲领）可能很接近保守立场。我的描述，很容易使我自己想到微分方程定性理论的相平面分析，那里常出现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最简单的情形是直线上的三个均衡点：A，B，C，其中A和C是相互冲突的稳定均衡，而B不是稳定均衡。假设现状是A，假设改革的本意是使社会系统从A演化到C，那么，如果改革的诉求在A与B之间，它将被均衡力量拉向A从而改革消失，如果改革的诉求在B与C之间，它将被均衡力量拉向C从而改革演变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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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系统的演化远比直线上的三个均衡复杂得多。贝克尔1990年有一篇文章42，结尾部分，三位作者在二维相平面里讨论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为何在战败之后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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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假设二维平面的一个维度（横轴）代表人力资本，另一个维度（纵轴）代表物质资本，注意图5.23的W是一个不稳定均衡，它两侧的均衡是U和L，其中U代表欠发达或中等收入水平的稳定均衡，L代表高收入水平的稳定均衡。战争摧毁了以往积累的物质资本，但没有摧毁人力资本存量，相当于强迫系统偏离稳定均衡U（中等水平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使它绕过不稳定均衡W，在临界曲线MM和稳态增长线Op的右下方一个新的初始状态d（低水平的物质资本和中等水平的人力资本）重新出发，渐进地趋向于稳态增长线Op——沿这条直线增长的经济保持着不变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比率。日本和德国战后的经济沿着这条稳态增长线向右延伸，最终可达到比灾难之前更高的发展水平，远比战前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不低于战前水平的物质资本存量。如果没有战争，那么，系统就很难从U跃变到L，因为只要它接近W就会被均衡的力量拉回到U。那么，发达国家是怎样抵达L的呢？贝克尔假设人力资本的积累遵循收益递增律，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就越高；注意，这也意味着，如果人力资本水平很低，那么投资于人力资本得到的回报率很可能低于多生孩子的投资回报率。在这一假设下，贝克尔指出，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最初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所以，人们选择较大的家庭规模，最终收敛到低水平稳态均衡U。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最初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于是投资于人力资本就更合算，人们于是有了较小的家庭规模和很高的人力资本存量。显然，这是贝克尔著名的“孩子的质”与“孩子的量”之间的互相替代定理的一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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