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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杂系统的研究，例如洛伦兹1992年的名著The Essence of Chaos，我给出第三种可能正确的解答：任何轻微扰动都可以改变宏观秩序，如同德州那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引发墨西哥湾的热带风暴那样。事实上，泰恩特（Joseph A.Tainter）的《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40已提供考古领域的证据表明复杂社会很容易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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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恩特在第一章考察的社会崩溃过程包括中国的西周、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赫梯、克里特、迈锡尼、罗马和玛雅。然后在第二章，他为复杂社会的崩溃提供一种解释。首先，复杂社会之不同于简单社会，特征在于，一个简单的根块采集与狩猎社会充其量只有几十种不同的社会人格（角色），可是一个普通的工业社会至少有一百万种不同的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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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恩特指出，不平等和异质性是理解复杂社会的两大关键概念。他的观察是：与复杂社会相比，简单社会常有更大的不平等但更小的异质性。随着社会的复杂化，不平等程度减少但异质性增加，直到社会因此而瓦解。我认为这一判断不准确，尤其是关于不平等程度的。请回忆瓦特刻画的“洞穴时代”，每一洞穴内的局部网络有权力的不平等分布，但程度很小，因为家长的权力至多扩展到洞穴可容纳的25人的范围。洞穴之外，各局部网络之间是平等的。如此，才可理解泰恩特接着表述的论断：简单社会的领导权威接近于零，只依靠个人人格与魅力，而且只用于特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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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恩特提出的第二大关键概念“异质性”，确实是复杂社会的特征。因为异质性随分工发展而扩张，从而社会复杂程度上升。分工与交换，这两种相辅相成的市场力量，只要不受抑制，就可持续扩张市场的范围。另一方面，社会异质性扩张导致协调各局部网络的政府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因为，这是常识，政府或协调分工与交换的任何机构总是由人来操作的。权力越大，权力对掌握权力的人而言就越重要。如果你是停车场的保安人员，你失去你指挥停车时的那一点点权力对你其实无足轻重。如果你是公社书记，你失去你的权力可能意味着被接任者迫害到家破人亡的程度。又如果你是省长，你的权力的支持者们来自各地而且有各自的地方派系利益，这时，你失去权力就意味着许多与你关系密切的人失去他们的权力（对你的影响力），甚至，你可能被你的支持者害死（自杀、他杀、诬陷……）——因为你已抛弃了你的生活世界。总而言之，基于常识，权力越大，权力对权力者就越重要。也就是说，权力对权力者而言几乎永远是收益递增的——即效用函数对权力的二阶导数大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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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就意味着当社会为了协调自发演化的异质性而将权力赋予某些社会成员的时候，最初的权力将自发地追求更大权力。我认为，这一过程最可能导致复杂社会的崩溃。不过，泰恩特概括了复杂社会崩溃的四类直接因素：（1）自然灾害，（2）资源耗竭，（3）外敌入侵，（4）内部冲突。在第四章——我认为这是泰恩特这本书的核心——他提出了复杂社会崩溃的经济学原理（扩展了的经济学原理）：decreasing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socio-political change（社会的和政治的变化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崩溃意味着，泰恩特的考察是，复杂社会迅速瓦解为许多小规模的社会——请回忆，“焦点均衡”因为失去聚集的共同背景而散落为许多局部网络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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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泰恩特看到的社会崩溃四类直接因素，是永远存在的，对任何社会都存在。所以，他提出收益递减原理来解释复杂社会的崩溃。为什么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社会政治的变化就要边际收益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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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是我从这本书的中译本截取的泰恩特列出的主要理由。我同意这四项理由，尤其是第一项，完全符合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在他的那篇相当于社会演化理论大纲的文章开篇定义的“社会过程”41，人类社会为了求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解决自己面对的重要问题，并为此而有必要的组织——有足够代表性的执行机构，或用奈特的表述，就是社会过程的外化（家庭、政府、法律等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这些组织需要消耗资源，而且组织控制的资源依赖于权力。从这里开始，我的解释不同于泰恩特的，我更愿意保持哈耶克的思路，将权力强化自身的过程视为权力组织消耗资源陷入边际收益递减状况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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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 泰恩特列出的复杂社会边际收益递减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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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尽管可以不断获取更大权力（强化自身），却越来越难抑制权力本身的官僚化倾向，因为，更大的权力几乎永远意味着权力的科层程度的增加。给定社会交往技术（即维持纽带的成本），我们试着想象社会网络的顶端怎样强化自己的权力。这里，我需要转述阿罗的著作，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1974）。在这本小册子里，阿罗给出社会组织的一般原理：最优的科层高度必须在底层收集信息的有效性和顶端决策的有效性之间权衡。从底层到顶端的距离越长，信息扭曲就越大，从而决策失误以及失误产生的后果就可能越严重。另一方面，从顶端到底层的距离越短，信息扭曲固然减少，但决策成本可能很大，因为顶端需要维持太多与底层的纽带关系。给定社会交往技术，给定最优科层高度，要使顶端有更大权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增加底层规模（统治的范围）。如果统治的范围遇到极限，不可能再扩展，那么，给定社会交往技术，给定底层规模，获得更大权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增加顶端到底层的距离，于是偏离最优的科层高度，从而损害权力者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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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复杂社会里可以形成一个统治集团——“顶端”其实是“顶层”。问题就发生在这里，统治集团内部有竞争和冲突。如果统治集团内部有两名以上的竞争者，他们都试图获得更大权力——例如罗马共和时期多位执政官之间的权力竞争，他们于是竞相扩展自己统治局部网络的底层规模。类比于大学生们的生存环境主要是考试竞争，这些顶层成员的生存环境主要是权力竞争。显然，角逐权力的人可以完全忽略最优科层原理。我认为，这是政治活动边际收益递减的主要理由，作为类比，大学生们在考试竞争中投入的资源显然早已进入边际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已进入边际收益小于零的阶段。应试教育有如此巨大的浪费，却仍可以维持自身，直到学生无法再支付这种浪费。权力竞争也如此，它可以进入边际收益递减或小于零的阶段却仍维持自身，直到社会耗尽自己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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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顶层群体里面没有哪怕一个人意识到无限制的权力竞争必将损害顶端群体的利益甚至彻底颠覆他们的统治？我认为，不能否认，当然会有这样明智的人，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改革（不是革命）总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启动，而且改革的基本思路，除了宗教改革之外，总是简政放权。一个僵硬的科层体系很难应付泰恩特概括的四类危机——自然灾害、资源耗竭、外敌入侵、内部冲突。只不过，我们知道，尤其在中国历史上，改革总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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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改革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我记得我从年轻时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直到现在，我已经老了，每一次解答，我还是首先返回我年轻时的思路，改革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它不能激烈到诱发革命的程度，另一方面它不能太和缓以致毫无效果。换句话说，在提出改革的政治诉求时，改革诉求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分别由当时情境内的革命与保守这两端的立场来限定。如果一个社会的内部冲突已足够激烈，革命一触即发，则改革诉求的最高纲领很容易触发革命。如果一个社会足够稳定，那么统治集团能够接受的改革诉求（最低纲领）可能很接近保守立场。我的描述，很容易使我自己想到微分方程定性理论的相平面分析，那里常出现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最简单的情形是直线上的三个均衡点：A，B，C，其中A和C是相互冲突的稳定均衡，而B不是稳定均衡。假设现状是A，假设改革的本意是使社会系统从A演化到C，那么，如果改革的诉求在A与B之间，它将被均衡力量拉向A从而改革消失，如果改革的诉求在B与C之间，它将被均衡力量拉向C从而改革演变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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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系统的演化远比直线上的三个均衡复杂得多。贝克尔1990年有一篇文章42，结尾部分，三位作者在二维相平面里讨论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为何在战败之后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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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假设二维平面的一个维度（横轴）代表人力资本，另一个维度（纵轴）代表物质资本，注意图5.23的W是一个不稳定均衡，它两侧的均衡是U和L，其中U代表欠发达或中等收入水平的稳定均衡，L代表高收入水平的稳定均衡。战争摧毁了以往积累的物质资本，但没有摧毁人力资本存量，相当于强迫系统偏离稳定均衡U（中等水平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使它绕过不稳定均衡W，在临界曲线MM和稳态增长线Op的右下方一个新的初始状态d（低水平的物质资本和中等水平的人力资本）重新出发，渐进地趋向于稳态增长线Op——沿这条直线增长的经济保持着不变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比率。日本和德国战后的经济沿着这条稳态增长线向右延伸，最终可达到比灾难之前更高的发展水平，远比战前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不低于战前水平的物质资本存量。如果没有战争，那么，系统就很难从U跃变到L，因为只要它接近W就会被均衡的力量拉回到U。那么，发达国家是怎样抵达L的呢？贝克尔假设人力资本的积累遵循收益递增律，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就越高；注意，这也意味着，如果人力资本水平很低，那么投资于人力资本得到的回报率很可能低于多生孩子的投资回报率。在这一假设下，贝克尔指出，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最初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所以，人们选择较大的家庭规模，最终收敛到低水平稳态均衡U。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最初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于是投资于人力资本就更合算，人们于是有了较小的家庭规模和很高的人力资本存量。显然，这是贝克尔著名的“孩子的质”与“孩子的量”之间的互相替代定理的一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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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3 贝克尔1990年文章的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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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说过，没有人可能预见涌现秩序。我提供了三种可能正确的解答，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正确的解答。意识到微观行为与宏观秩序之间关系的这种复杂性，哈耶克当然对任何改造文化传统的企图表示不信任：我们是我们的传统的选择，而不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理性狂妄，是人类永恒的致命自负。从这一角度看，只承认有限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家，与鼓吹涌现秩序学说的哈耶克主义者，是天然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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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写完了这本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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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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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天津爆炸的事情已经讨论很久了，各种信息满天飞，一团浆糊。我感兴趣的是：人类已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的、制度的和管理的知识）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吗？人类已有的知识不足以降低类似事情再次发生的概率吗？如果不是，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还可以进一步问：我们的整个社会系统能从中学习而有所改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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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这是复杂社会的固有问题，就是我转发的王烁的那篇火线评论。中国既然是世界工厂，就必须成为复杂社会。可是中国太腐败，处处掉链子。分工发达之后，很难避免掉链子。但是不那么腐败的社会，例如西方的民主社会，有冗余度可以利用。天津爆炸是小概率事件，但我们在数学系有一句名言：小概率事件必定发生。如果社会官僚化严重，例如中国，官僚体制对这些小概率事件完全丧失敏感性，当然也就很难想象有任何冗余度。这时，只需要不断重复掉链子，迟早可以导致任何小概率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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