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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家长课堂”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在实验项目中断的情况下，孩子们仍然能够维持较好的表现。也就是说，在学校放暑假期间，“家长课堂”组的孩子们比较不容易出现成绩退步的现象。所以，虽然“家长课堂”组孩子的进步速度不及就读两所幼儿园的孩子，但从长期来看，他们很可能会比后者的表现更好。这是因为“家长课堂”组的父母经过学习和培训掌握了教育孩子的工具，即使我们不再继续和他们直接接触，他们也可以继续更好地教育和培养孩子。事实上，我们发现，“大学储蓄”组的家长在暑期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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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数据还表明了一种我们未曾预测到的现象：在实验项目开始后的头几个月中（从9月开学到下一年1月），孩子们的进步最迅速和明显。这是很好的现象，因为这证明孩子的学前教育起作用的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快。重要的是，这一现象说明我们可以在孩子进入幼儿园前的几个月里进行速成式的“幼儿园预备教育”。暑假期间，各方面的资源都比较充沛——不管是教师还是学校的空间和设备，所以这样的速成教育的性价比是很高的。（我们正在对这一命题进行进一步的检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未满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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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里芬夫妇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地帮助了一批儿童，这些参加实验之前各方面能力都不高的孩子通过参加我们的项目，已经稳步赶上了美国儿童的平均水平。那么，这样的效应能够持续吗？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长的影响会不会最终导致幼儿早期教育的成果不再明显？速成式的“幼儿园预备教育”能否进一步帮助孩子们为成年后面对激烈的经济竞争做准备？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让我们非常欣慰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进行长期的追踪和回访，亲眼看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浮出水面，当然这多亏了格里芬夫妇的慷慨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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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动机：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和人类行业背后的动机 [:170459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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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学校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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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些名人有什么共同特点呢？他们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比尔·克林顿、马丁·路德·金、史蒂夫·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沙奎尔·奥尼尔、迈克尔·乔丹、奥普拉·温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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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他们都是公立学校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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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以前，只有富裕家庭的孩子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如果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那么美国的大部分人口可能都不识字，上述这些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可能会因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而只能从事体力或手工劳动。但是，19世纪中期，一件利在千秋的大事发生了：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开始免费向所有美国儿童开放。如今，85%的美国人口已经脱离了“文盲”状态。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那么谁也不能否认这实在是一项惊人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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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知道这样的事实：在某些贫困的社区中，学生的毕业率并没有太大的提高。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知道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对于这些出生背景不理想的孩子而言，公共教育是他们改变命运、脱离贫困、获得富足生活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公共教育系统，很多城镇贫困家庭孩子的生活就不可能变得更好。遗憾的是，这些地区的公共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导致数百万儿童不能获得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只能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终生遭受贫困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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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从这样的现象中汲取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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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美国的公共教育一直深受政治上各种陈词滥调的拖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虽然每一届美国总统候选人都有一些关于教育的高论，而且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各种聪明绝顶的教育专家，为他们提供各种创新性的建议，来解决公共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措施似乎没有一项是真正起效的。这至少教给我们一件事情：为了创新而创新是不管用的，这种改革哲学无法改变美国的教育质量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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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能作为先进典型的芝加哥高地，却在教育方面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这可能成为解决美国公共教育问题的一个有效突破口。从学前教育阶段到九年级，当家长、孩子、教师三方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努力协作时，教育质量是可以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我们的研究显示，正确的激励机制辅以有效的实施方式（如表述同一建议时注意运用“框架效应”），就能够大大改变目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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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于简单的激励机制如何在教育问题上起作用，我们已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我们还知道如何利用“框架效应”来最大化地发挥激励机制的效用（损失框架比获利框架更有效）。金钱激励对孩子们是有效的，但是行为上的干预和引导比单纯的金钱激励的效果更好，比如，我们发给学生20美元，激励他们在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并威胁他们如果成绩没有提高就将奖金收回，事实证明，学生们确实能够显著提高他们的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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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果教师能够进行团队合作，并且面临着学生成绩没有提高就会失去已得奖金的威胁，那么学生的成绩也能有非常明显的提高。这种激励机制的效果极其显著，甚至能够完全消除穷孩子和富孩子之间的教育差异。只要我们懂得如何正确地激励孩子、教师和家长，就可以将学生们的成绩提高50%~100%，这意味着，贫困社区中家庭背景不理想的孩子就能和富裕社区的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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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会觉得，我们的干预手段属于条件反射的范畴。我们确实采用了这样的方式，但是事实证明它确实有效。如果情况如此糟糕的芝加哥高地都能依靠这些干预手段缩小教育方面的差距，那么我们相信美国的每一个城镇、每一个学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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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芬夫妇和我们的想法一样，所以他们才愿意慷慨解囊，用他们的资金努力为芝加哥高地的孩子们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教育平台。在格里芬夫妇的支持下，我们希望不仅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获得高中毕业文凭，并且培养他们对学习的兴趣，让学习成为一件有趣的、令人兴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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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如何才能让教育质量更高呢？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学校不仅是教育孩子的地方，也是教育大人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应该学到哪些激励机制是有效的，而哪些激励机制则没有用。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创办公立学校的目的不是把知识填鸭式地灌输到孩子们的头脑中（更不仅仅是给家长提供一个免费看孩子的地方）。公立学校的职责不仅是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合格的公民，更应该成为每个人——研究人员、家长、教师、管理者、孩子——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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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更多的人能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实地实验，研究什么样的激励机制才最有效，我们就能够获得更多成果。如果每个关心公共教育的人都能参与到实地实验中来，我们就能节约大量的时间、金钱，并且解决大量令我们头痛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把某些创新机制推向全美国之前先验证它们是否有益，以及如何实施这些创新会取得最好的效果。如果我们能把美国的K–12阶段的教育质量重新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那么不仅美国的孩子会受益，整个美国也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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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用实地实验的方式继续揭穿其他社会不公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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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动机：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和人类行业背后的动机 [:170459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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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动机：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和人类行业背后的动机 第6章 歧视行为的经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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