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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歧视会加剧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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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是一位50岁的白人女性，有几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她头发灰白，戴着金丝眼镜，一吹冷风就会鼻头发红。简身穿藏青色的羊毛大衣，戴着米色围巾，她就是我们的“特工”。我们雇用简在芝加哥的一条街道上询问前往著名的威利斯大厦的正确路线。简问路的第一个对象是一名中年的白人女性。这位中年女性认真地告诉简，大厦的入口离这里不远，“向前走两个街区到密歇根路，然后穿过马路，再走一个街区到范布伦路，大厦的入口就在你的右手边”。简对这位女士表达谢意，并按照这条路线前行。那么，这位中年女士指的路是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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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二位“特工”名叫泰隆，是一位20岁的黑人男性。他身穿一件帽衫和松松垮垮的低腰牛仔裤。泰隆十分有礼貌地叫住了另一位中年白人女性，并向她问路。这位白人女性毫不犹豫地答道：“嗯，我不知道。”然后，泰隆又向一位30多岁的男性问路，结果对方意味深长地打量了泰隆一会儿，然后给他指了一条错误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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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实验中，我们试图研究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在问路的时候会受到怎样不同的对待。偏见会影响人们帮助别人的积极性吗？当一位外表友善的中年白人女性询问威利斯大厦的位置时，路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而一位年轻的黑人男性问同样的问题，又会得到怎样的回应？那么，年轻的白人女性、年轻的白人男性、年长的黑人男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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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的问路对象也包括不同年龄、不同种族和不同性别的路人，实验的结果如下表所示。我们的实验反映了什么情况？每位“特工”获得帮助的概率分别有多大？平均来说，被问路的人愿意花多长时间来帮助问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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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中的数据给出了十分有趣的结果。如果你是一位不幸迷路的女性，那么你获得路人帮助的概率相当高，年轻女性在这方面更占优势。如果你是一位年长的黑人男性，那么你获得帮助的概率会略高于年长的白人男性。但如果你是一位年轻的黑人男性，那么你还是随身携带全球定位系统更可靠。年轻的黑人男性问路时获得帮助的概率不但小于两种肤色的年轻女性（她们得到帮助的概率最高），也小于两种肤色的中年人（不论男女），还小于白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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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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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认为，路人不愿意停下来帮助黑人男青年是因为种族歧视，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你的这种推断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年长的黑人男性和女性，以及年轻的黑人女性得到帮助的概率并不低，所以不能完全用种族歧视来解释。如果路人总体上来说是愿意帮助黑人问路者的，但却认为问路的黑人男青年比较具有威胁性，那么这种现象就不能用种族歧视来解释，而应该被界定为一种经济歧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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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之所以不愿意帮助泰隆，并不是因为仇恨或者敌意，相反，这种行为的内在动机是恐惧和自我保护的欲望。人们之所以害怕泰隆，是因为人们害怕自己成为犯罪对象，而黑人男青年的犯罪率确实较其他人群要高。基于同样的逻辑，我们猜测如果我们请一位光头、穿着靴子、身上文着卐字纹的白人男青年在同一个街角问路，路人大约也会纷纷加快脚步离开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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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这一猜测，我们决定在实验中加入一些经济信号。我们再次派出泰隆和其他一些与泰隆差不多年纪的黑人男青年，但是这次我们让他们穿上了商务西装。我们认为，如果对黑人男青年的区别对待是源于仇恨，那么这批西装革履的黑人男青年问路时仍然不会获得太多帮助。另一方面，这些人西装革履的打扮会向路人释放出“安全”的信号，因此路人可能会愿意给他们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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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和我们的预期差不多，这批衣着光鲜的黑人男青年获得了路人的友善对待，他们问路的结果和年轻女性组的问路结果相类似。因此，虽然我们未必喜欢这样的结论，但它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是白人，那么你穿什么样的衣服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你是黑人，穿什么衣服就至关重要；如果你是一位黑人男青年，那么减少歧视的方法之一就是尽量穿得光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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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的结果是富有争议性的。2012年，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居民区里，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少年特雷沃恩·马丁被一个一半白人血统、一半西班牙裔血统的社区巡逻员乔治·齐默曼开枪射杀，当时马丁穿着一件帽衫。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评论员吉拉尔多·里维拉认为，这种穿着可能是马丁被枪杀的原因之一。他在节目中说：“我强烈呼吁所有黑人和西班牙裔青少年的父母不要让孩子穿帽衫出门。我认为对于特雷沃恩·马丁的死，他穿的帽衫和乔治·齐默曼应负的责任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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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维拉的上述言论引起了观众的极大不满，因为很多人认为里维拉的这番言论是把责任不公平地推卸到无辜的死者身上（我们也认为里维拉的这番言论是不当的）。里维拉的意思似乎是，如果深肤色的人穿帽衫，就很容易被认定是对社会有危害的黑帮分子。那么，马丁的肤色和他的着装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死亡呢？里维拉认为是的。不幸的是，我们的实验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情况：在芝加哥街头，衣着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影响黑人男青年受到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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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里维拉向马丁的父亲道歉的时候，马丁的父亲这样说：“关于穿帽衫的事情，我想要补充一点。我想很多美国人可能并不知道，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正下着雨。所以无论怎么说，当时我的儿子都有权戴上他帽衫的帽子，他只是不想被雨水淋到而已。所以，如果连下雨的时候戴上帽子都是一种罪行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太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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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更宽泛的层面上考虑。几百年前，像特雷沃恩·马丁枪击事件这样可怕的事情比比皆是，但在受吉姆·克劳法管辖的美国南部各州，这样的事情根本无法登上新闻版面，甚至是地方新闻的版面。直到50年之前的1963年，社会活动家梅加·埃弗斯被枪杀的事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为当时的美国民权运动添了一把火，各种肤色的人因此联合起来，为获得公正的待遇而并肩战斗。今天，枪杀一名默默无闻的黑人青少年就能引起轩然大波，这才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情况。特雷沃恩·马丁枪击事件再次让各个种族的人们团结起来，为正义和公平进行抗争。特雷沃恩·马丁枪击事件也体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虽然美国社会正日益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为了这一目标，多少人曾为之奋斗，为之献出生命——但是，这样的局面也随时有可能被逆转，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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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在芝加哥街头进行的问路实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仇视和敌意在现在的美国社会中已经日益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歧视行为，而经济歧视是一种更加微妙、更加隐性的歧视行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有时候，经济歧视行为可以和种族主义等偏见和敌意相结合，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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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动机：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和人类行业背后的动机 [:170459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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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车费何以多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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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实地实验的方法揭示了经济歧视行为和仇恨导致的歧视行为的一个区别：前者是为了“最大化的利益”，而后者是基于“对他人的仇恨”。关于歧视行为，我们希望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即研究另一种歧视行为——对残疾人的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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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你是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由于幼年时期的某场疾病，你的双腿无法正常行走。现在是芝加哥1月的某一天，时间是早上6点30分，温度是零下29摄氏度。你（我们假设你的名字叫作乔）住在芝加哥市中心某所公寓楼的7楼。你按停了床头柜上刺身的闹钟铃声，慢慢用手臂推开被子，艰难地穿上裤子、上衣和袜子。这些对健全人而言轻而易举的事情却已经把你累得筋疲力尽了，因此你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几分钟。之后，你缓缓地左右摇摆臀部，让自己从床上移下来，经过这一番努力，你的脚终于接触到了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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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的双臂奋力一撑，把你的身体移入电动轮椅。在快速用完简单的早餐（包括橙汁、全自动定时咖啡机做的咖啡，以及松饼）之后，你摇着轮椅离开公寓，乘坐电梯来到一楼。人行道和停车场的积雪都已经被清除了，但地面上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很滑。尽管如此，你还是费劲儿地操控轮椅来到了你那辆装有特殊设备但已经满是凹痕的货车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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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按下电子钥匙上的按钮，货车的侧门自动打开了，一个小小的自动升降台弹出来。你成功地将轮椅移上升降台，升降台带着你进入货车后，你将轮椅移至驾驶座，然后发动汽车。成功地完成这一系列任务之后，你小心地抓紧方向盘，驾驶你的货车离开车位，驶出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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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15分钟以后，你来到了盖伊汽车维修厂。盖伊汽车维修厂是你知道的几家提供残疾人停车位的维修厂之一。你操纵货车的升降台，坐着轮椅离开货车，奋力地试图让轮椅驶到积雪尚未清除的残疾人通道上。地上的冰雪让你举步维艰，但你顽强地继续努力前进，终于成功地经由残疾人通道来到了维修厂的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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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阅读以上这些描述都感到相当痛苦的话，就不难想象成千上万的残疾人每日的生活有多么辛苦了。对健全人而言轻而易举的日常琐事，对残疾人来说却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困难，仅仅是设法完成这些日常琐事，就足以耗尽他们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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