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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终结果来看,加深对歧视行为的本质和成因的理解,必然会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正如加里·贝克尔在1992年的诺贝尔颁奖晚宴演讲里所说:“经济学显然不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浪漫。但是,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仍然广泛存在着贫困、苦难、犯罪等现象,很多时候这些现象本是可以避免的。这些现象时刻提醒着我们:了解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规律,能够为改善人类生活水平做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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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读完本章以后,你已经对歧视行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且知道激励机制和歧视行为之间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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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我们将从另一个方面来解释如何才能更加聪明合理地使用公共政策手段,以便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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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动机: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和人类行业背后的动机 第8章 如何解决攸关我们生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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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动机: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和人类行业背后的动机 这是2009年9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芝加哥南部芬格高中的学生们放学后正穿过空旷的混凝土操场,准备回家。这个学校的部分学生住在名为“阿特盖尔德花园住房计划”的住宅区,另一些学生则住在芝加哥素以治安情况差而闻名的罗斯兰德社区(这个社区被人们称为“小镇”)。来自这两个社区的一部分学生互相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敌意,这种敌意演化成了帮派斗争。当然,他们的组织称不上是真正的流氓帮派,最多是学生们的拉帮结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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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群青少年穿过操场的时候,一场激烈的打斗发生了。上述两个社区的学生和其他一些路过的学生都加入了这场打斗。有人掏出手机,对着15~20个学生的群殴情况录像。总体来看,这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混战,参加打斗的人甚至都没有明确分出敌友。在美国各地的许多所高中里,这种纯粹由青春期荷尔蒙过剩而导致的打斗时有发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是,在录像进行到约1分钟的时候,有人发现空地上放着一些木料。身穿红色摩托夹克的尤金·莱利从同伴手上接过一根巨大的木料,像挥舞棒球棒那样向16岁的优等生德里恩·阿尔伯特的头上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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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有人大喊了一声。随后孩子们开始尖叫和呼喊,同时四散而逃,有人向着叫声的方向跑去,有人则朝反方向跑去。德里恩艰难地试图站起来,但是他迎来的是更多的拳打脚踢,有人大声地叫着:“上帝啊!你们这些人!”德里恩吃力地护住自己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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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镜头从空地转到了街上。一个30岁出头的赤膊男子正在和一个青少年打架,青少年手上拿着木料作为武器,中年男人的手臂粗壮得像树桩一样。青少年迅速盘算了一下,决定把手里的木料扔向对手,然后快速跑开。之后,镜头又转回了空地。德里恩倒在了地上,他已经无力抵抗,双目空洞地看着镜头。踢打德里恩的孩子们又继续了十几秒的时间,然后跑开了。拿着手机的录像者和其他路人跑向了德里恩,有人说道:“起来,孩子。”德里恩的朋友们把他抬了起来,送往空地附近的一家社区中心。同伴们呼唤着德里恩的名字,德里恩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两分钟以后,录像中响起了警笛的声音。几小时后,德里恩伤重不治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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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残酷的视频在YouTube网站上被点击了上千次。德里恩的死只是美国各种青少年恶性暴力事件中的一例,类似的事件仍然持续威胁着很多美国青少年的安全,此外这些孩子还同时面临着很多其他问题,比如高吸毒率、失业、少女怀孕、辍学以及肥胖等。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几乎尝试过各种方式,试图解决上述问题。虽然有时候犯罪率确有下降,但是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些政策起了作用,又有哪些政策纯粹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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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样的情况,一些政策制定者——比如时任芝加哥市市长的理查德·戴利,还有前文提到过的罗恩·休伯曼——急于尝试一些新的方案,于是他们找到了我们。罗恩·休伯曼问我们:“为什么我们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领域内进行足够多的实验,我们需要用实验的方法来检验哪些激励机制会起作用,以及它们为什么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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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恩·休伯曼希望我们进行大型的社会实验,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先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63~1968年林登·约翰逊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实验。在约翰逊的总统任期内,社会科学家们曾研究过诸如这样的问题:“提供健康保险的最优途径是什么?”这些研究结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停止为这类研究提供支持,大部分研究者又回到了他们的办公室,重新坐到了电脑前面,而大型的实地实验项目也几乎被废弃了。直到最近几年,研究者们才开始再次和政策研究者合作,检验大型干预政策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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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这段关于青少年德里恩之死的3分钟视频就获得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芝加哥市的各种新闻媒体都报道了这段视频,几乎所有与这一事件相关的网络新闻也都转载了这段视频。是因为这样的素材满足了人们偷窥的欲望吗?也许吧。但是,这段视频也帮助警方确定了犯案者的身份,并帮助检察官赢得了5项起诉的胜利。德里恩案件的几位被告分别获刑7~30年。即使尤金·莱利入狱后的表现再好,他的大部分人生也都将在监狱中度过。这项案件的判决结果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伊利诺伊州,监禁一位犯人平均每年大约需要花费4万美元的资金。据估计,一起谋杀案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成本(包括医药费、刑侦调查费用、法律诉讼费用、监禁犯人的费用等)超过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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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纳税人的钱花在刀刃上,有效地降低青少年的暴力犯罪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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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犯罪和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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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恩·休伯曼是芝加哥(甚至是整个美国)最富智慧的人民公仆之一。曾任警察职务的罗恩·休伯曼长相英俊、声音低沉,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于1971年出生于特拉维夫,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休伯曼的父母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在休伯曼5岁的时候,父母把他和他的哥哥带到了美国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市。休伯曼的母亲曾是一位钢琴家和语言学家,到了美国以后,她在当地的一家高中当外语教师。休伯曼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细胞生物学家,他接受了一份政府部门委派的工作,从事癌症方面的研究。休伯曼回忆道:“当时我的父亲被很多制药公司邀请去从事研发工作,但他最终选择在政府部门做医学研究工作。虽然挣钱很少,但父亲认为这项工作更能够帮助普通大众。父亲的这种精神影响了我,我从小便立志为公众服务,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努力去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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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和中学时期,休伯曼不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学生,但他在高中时期成绩不错,最终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主修英语和心理学。毕业之后,休伯曼进入警官学校继续学习,并于1995年毕业后加入了警察队伍。在警队中,休伯曼主要从事芝加哥地区的夜间巡逻工作,据他回忆,这段警察生涯让他对芝加哥这座充满暴力的大都市有了亲身体会,也知道了哪些措施对解决暴力问题有效,哪些措施则完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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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市的谋杀案件发生率常年居高不下,20世纪90年代是这座城市谋杀案件发生最为频繁的时期。1992年,这座人口不足300万的城市共发生了943起谋杀事件,谋杀案件发生率高达0.034%。1999年,芝加哥市内共有6 000人遭遇枪击,其中1 000名受害者死亡。休伯曼曾负责接听公共住房计划区域内的枪击报警电话,他说:“这段经历让我清楚地感受到,芝加哥某些地方的居民早已对暴力和袭击感到麻木和屈服。每天晚上,都有人被枪击和谋杀。面对这样的行为,整个社区甚至已经失去了愤怒情绪。人们感到的只有疲惫,大家都习惯了枪击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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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见证了无数年轻生命枉死之后,休伯曼认为,警方应该找到某种更聪明的方法来改变这样的情况。休伯曼开始问自己,怎样的改革能够帮助警方更有效地对抗暴力呢?仅靠警察队伍的力量可能很难改变芝加哥市的治安现状,毕竟警察只能对暴力犯罪做出处理和回应,却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暴力事件的发生。面对这样的情况,休伯曼决定利用白天不上班的时间重返校园,攻读硕士学位。他选择的两个专业看起来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 一个是社会工作专业,另一个是商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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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休伯曼在警队中获得了晋升,成为一名助理副警司。硕士毕业之后,休伯曼着手从事的第一批项目之一便是试图把警队带入信息化时代——建立电子档案记录系统。休伯曼回忆道:“在这个系统建立之前,所有档案记录都是在纸上完成的。如果发生了一起袭击案件,目击者可能会告诉我们,‘那个家伙肩膀上有一个兔子的文身。’得到这样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警员就会走进地下室,翻阅数百份粉色的表格,来寻找符合这一特征的人。要在数百份纸质文件中找到有兔子文身描述的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要找到关于嫌疑人的足够信息,更是需要无穷无尽的时间,但是如果找不到这些信息,就不能总结犯罪的规律,更不可能让目击者对嫌疑犯进行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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