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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恩·休伯曼希望我们进行大型的社会实验，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先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63~1968年林登·约翰逊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实验。在约翰逊的总统任期内，社会科学家们曾研究过诸如这样的问题：“提供健康保险的最优途径是什么？”这些研究结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停止为这类研究提供支持，大部分研究者又回到了他们的办公室，重新坐到了电脑前面，而大型的实地实验项目也几乎被废弃了。直到最近几年，研究者们才开始再次和政策研究者合作，检验大型干预政策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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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这段关于青少年德里恩之死的3分钟视频就获得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芝加哥市的各种新闻媒体都报道了这段视频，几乎所有与这一事件相关的网络新闻也都转载了这段视频。是因为这样的素材满足了人们偷窥的欲望吗？也许吧。但是，这段视频也帮助警方确定了犯案者的身份，并帮助检察官赢得了5项起诉的胜利。德里恩案件的几位被告分别获刑7~30年。即使尤金·莱利入狱后的表现再好，他的大部分人生也都将在监狱中度过。这项案件的判决结果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伊利诺伊州，监禁一位犯人平均每年大约需要花费4万美元的资金。据估计，一起谋杀案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成本（包括医药费、刑侦调查费用、法律诉讼费用、监禁犯人的费用等）超过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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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纳税人的钱花在刀刃上，有效地降低青少年的暴力犯罪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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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犯罪和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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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恩·休伯曼是芝加哥（甚至是整个美国）最富智慧的人民公仆之一。曾任警察职务的罗恩·休伯曼长相英俊、声音低沉，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于1971年出生于特拉维夫，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休伯曼的父母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在休伯曼5岁的时候，父母把他和他的哥哥带到了美国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市。休伯曼的母亲曾是一位钢琴家和语言学家，到了美国以后，她在当地的一家高中当外语教师。休伯曼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细胞生物学家，他接受了一份政府部门委派的工作，从事癌症方面的研究。休伯曼回忆道：“当时我的父亲被很多制药公司邀请去从事研发工作，但他最终选择在政府部门做医学研究工作。虽然挣钱很少，但父亲认为这项工作更能够帮助普通大众。父亲的这种精神影响了我，我从小便立志为公众服务，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努力去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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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和中学时期，休伯曼不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学生，但他在高中时期成绩不错，最终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主修英语和心理学。毕业之后，休伯曼进入警官学校继续学习，并于1995年毕业后加入了警察队伍。在警队中，休伯曼主要从事芝加哥地区的夜间巡逻工作，据他回忆，这段警察生涯让他对芝加哥这座充满暴力的大都市有了亲身体会，也知道了哪些措施对解决暴力问题有效，哪些措施则完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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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市的谋杀案件发生率常年居高不下，20世纪90年代是这座城市谋杀案件发生最为频繁的时期。1992年，这座人口不足300万的城市共发生了943起谋杀事件，谋杀案件发生率高达0.034%。1999年，芝加哥市内共有6 000人遭遇枪击，其中1 000名受害者死亡。休伯曼曾负责接听公共住房计划区域内的枪击报警电话，他说：“这段经历让我清楚地感受到，芝加哥某些地方的居民早已对暴力和袭击感到麻木和屈服。每天晚上，都有人被枪击和谋杀。面对这样的行为，整个社区甚至已经失去了愤怒情绪。人们感到的只有疲惫，大家都习惯了枪击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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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见证了无数年轻生命枉死之后，休伯曼认为，警方应该找到某种更聪明的方法来改变这样的情况。休伯曼开始问自己，怎样的改革能够帮助警方更有效地对抗暴力呢？仅靠警察队伍的力量可能很难改变芝加哥市的治安现状，毕竟警察只能对暴力犯罪做出处理和回应，却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暴力事件的发生。面对这样的情况，休伯曼决定利用白天不上班的时间重返校园，攻读硕士学位。他选择的两个专业看起来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 一个是社会工作专业，另一个是商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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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休伯曼在警队中获得了晋升，成为一名助理副警司。硕士毕业之后，休伯曼着手从事的第一批项目之一便是试图把警队带入信息化时代——建立电子档案记录系统。休伯曼回忆道：“在这个系统建立之前，所有档案记录都是在纸上完成的。如果发生了一起袭击案件，目击者可能会告诉我们，‘那个家伙肩膀上有一个兔子的文身。’得到这样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警员就会走进地下室，翻阅数百份粉色的表格，来寻找符合这一特征的人。要在数百份纸质文件中找到有兔子文身描述的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要找到关于嫌疑人的足够信息，更是需要无穷无尽的时间，但是如果找不到这些信息，就不能总结犯罪的规律，更不可能让目击者对嫌疑犯进行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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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纸质文件转化成一个实时的电子数据库，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的资金。遗憾的是，当时警队根本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于是，休伯曼联系了软件巨头甲骨文公司，成功说服对方帮助警队研发电子档案记录系统。休伯曼告诉甲骨文公司，只要这一系统研发成功，他们就可以把同样的系统卖给美国各地的警察机构。在这样的诱惑面前，甲骨文公司同意了休伯曼的计划，并投入了1 000万美元用于研发该系统。休伯曼向甲骨文公司提供研发系统需要的信息，而剩下的资金则由某补助金项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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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为“市民与法律执行分析回报”（CLEAR）的系统彻底改变了芝加哥地区的犯罪状况。如今，当发生袭击事件时，如果有目击者告诉警方嫌疑犯的肩膀上有兔子文身，那么警员可以将这个信息输入电子系统，轻松地找出嫌疑犯，有时候甚至可以当场找到嫌疑犯。此外，通过这个系统，指挥者还可以提前派警员前往可能发生罪案的地区，做好战略部署工作。有了CLEAR系统，指挥人员能够经常测试他们的种种假设是否成立，比如，是逮捕和毒品有关的人员更有利于降低犯罪率，还是逮捕和黑帮组织有关的人员更有利于降低犯罪率？通过CLEAR系统提供的数据，警局可以看出哪些警员在减少罪案方面成绩最突出，依此决定警员的升迁。自1999年CLEAR系统投入使用以来，芝加哥地区的枪击案发生率减少了2/3还多。今天，我们相信，正是得益于这个先进的系统，无数生命逃脱了暴力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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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暴力犯罪与“冷静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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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LEAR系统投入使用以后，很快地，休伯曼又将类似的系统推广到了其他复杂的大型政府组织中去。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美国所有的大城市都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芝加哥市市长理查德·戴利决定委派休伯曼专门负责各种大型系统的管理工作。在任命休伯曼的时候，理查德·戴利表示：“我对休伯曼非常有信心。有休伯曼在，我晚上就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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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休伯曼成为芝加哥市现实版的“超人”，他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大问题。休伯曼刚开始负责的工作是危机管理，具体工作任务包括：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保护芝加哥市免受恐怖主义袭击；处理和解决公众的健康危机和自然灾害；想办法应付一天多达21 000通报警电话。休伯曼设计了一个联合指挥中心，负责在危急时刻协调和调度整个芝加哥市的所有资源。对于这个系统，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给予了高度赞扬，评价这个系统是“革命性的突破”。2005年，休伯曼开始担任戴利市长的总参谋长，具体负责整顿芝加哥市的贪污腐败问题，以及建立市政府机构中的问责机制。在此期间，休伯曼对芝加哥市的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改，极大地提高了市民对市内交通系统的满意度，还和交通管理部门面对的所有21个工会组织重新达成了集体谈判协议。在闲暇时间里，休伯曼还设计并实施了美国最大的前罪犯雇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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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系统都是基于CLEAR系统所使用的统计跟踪和数据挖掘方法，休伯曼成功地把各部门中目标相似的人员组织起来，以团队的形式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通过团队协作，他们建立了统计跟踪系统，集中整合传统来源以外的各种数据，然后为芝加哥市政府系统内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设定清晰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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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德里恩·阿尔伯特谋杀案发生后不久，时任芝加哥市公立学校总负责人的阿恩·邓肯升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教育秘书，休伯曼便接替了邓肯的工作，成为芝加哥市公共教育系统的CEO。在接任这份工作后不久，休伯曼就开始着手解决青少年暴力枪击事件高发的问题。在美国联邦政府救市资金的支持下，休伯曼开展了一个新的项目，名为“冷静文化”运动。这一项目针对芝加哥的一些高危学区，对这些区域内的青少年暴力问题实施了休伯曼所能想到的所有干预措施。研究人员分析和审议了这个项目对孩子们的暴力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从管理学生的纪律设置，到学校入口的设计和施工。根据这项计划，教师们会在风险较高的学生身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学校还额外雇用更多的辅导员。当这些高危的学生们获得更多的注意力和帮助之后，学校的风气开始发生改变。但是，要彻底改变芝加哥市的青少年暴力犯罪问题，还需要做更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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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决定寻求著名的饶舌歌手和唱片制作人坎耶·韦斯特的帮助。如果有人能对美国大城市内的黑人孩子产生极大的影响，那么这个人非坎耶·韦斯特莫属。坎耶·韦斯特是一位英俊、外向、很有气质的美国黑人，他喜欢在登台表演的时候穿着皮裙和帽衫。坎耶·韦斯特的5张单曲唱片销量惊人，都被认定为铂金唱片，他也因此赢得了无数奖项。此外，坎耶·韦斯特还是有史以来数字唱片销量最多的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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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休伯曼讨论过之后，我们认定，让孩子们参加一次和巨星亲密接触的演唱会（公益性质的演唱会）一定能够成功地吸引芝加哥市32个暴力事件频发的学区内学生们的注意力。于是，我们给学校设立了这样的奖项：能最成功地改良风气的学校可以获得举办坎耶·韦斯特个人演唱会的资格。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冷静文化委员会”，和坎耶·韦斯特亲密接触的机会使得各学校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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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赢得这场比赛的是法拉格特高中，该校在这场培养“冷静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法拉格特高中位于芝加哥的西南部，该学校大约有70%的学生是西班牙裔，约有30%的学生是黑人。在“冷静文化”运动实施之前，学校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充满攻击性的学生——推推搡搡的、骂脏话的，还有互相攻击的。走廊里唯一的成人是学校雇用的巡逻警卫，他们的工作是在上课铃响的时候把学生们赶进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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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格特高中率先成立了由学生领导组成的“冷静文化委员会”。所谓的“学生领导”不仅包括各班班长和学生会成员，还包括学校里最有“影响力”的孩子们，比如橄榄球队队员。“冷静文化委员会”的工作是制定基本的行为规范，旨在实现两项最基本的工作目标：一是提高学生的出勤率，二是降低校内外暴力事件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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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奖项（坎耶·韦斯特个人演唱会）的激励下，“冷静文化委员会”的学生成功地对其他学生施加了压力。这样的激励机制像变魔术一般地起作用了。所有参加“冷静文化”运动的学校，都出现了出勤率显著上升和暴力事件发生率明显下降的喜人现象，其中法拉格特高中的变化尤其突出，学生的不良行为发生率下降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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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坎耶·韦斯特个人演唱会如期在法拉格特高中的体育馆举行，那是一场极为精彩的表演。除了坎耶·韦斯特之外，我们还请到了另外两位孩子们非常喜爱的艺人——鲁佩·菲亚斯科演唱了他的热门单曲《巨星》，另一位黑人巨星科豪演唱了他的作品《宇宙精神控制》。随后，坎耶·韦斯特登台表演，学生们彻底进入了兴奋状态。显然对孩子们而言，那绝对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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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发现，演唱会这一激励机制并不是让学校风气发生转变的关键。想要见到坎耶·韦斯特，其实反映的是孩子们一个真正的内在需求——拥有能够安心学习的环境。休伯曼说：“孩子们当然想要见到坎耶·韦斯特，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能够自由地站出来说，‘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学校。’”在参加“冷静文化”运动的32所芝加哥公立学校中，在这项运动结束之后，“冷静文化”得以在学校里继续保持，枪击案等暴力事件的发生率下降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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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休伯曼采取的唯一措施吗？不是。事实上，这项运动只是休伯曼改革措施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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