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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暴力犯罪与“冷静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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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LEAR系统投入使用以后，很快地，休伯曼又将类似的系统推广到了其他复杂的大型政府组织中去。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美国所有的大城市都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芝加哥市市长理查德·戴利决定委派休伯曼专门负责各种大型系统的管理工作。在任命休伯曼的时候，理查德·戴利表示：“我对休伯曼非常有信心。有休伯曼在，我晚上就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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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休伯曼成为芝加哥市现实版的“超人”，他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大问题。休伯曼刚开始负责的工作是危机管理，具体工作任务包括：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保护芝加哥市免受恐怖主义袭击；处理和解决公众的健康危机和自然灾害；想办法应付一天多达21 000通报警电话。休伯曼设计了一个联合指挥中心，负责在危急时刻协调和调度整个芝加哥市的所有资源。对于这个系统，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给予了高度赞扬，评价这个系统是“革命性的突破”。2005年，休伯曼开始担任戴利市长的总参谋长，具体负责整顿芝加哥市的贪污腐败问题，以及建立市政府机构中的问责机制。在此期间，休伯曼对芝加哥市的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改，极大地提高了市民对市内交通系统的满意度，还和交通管理部门面对的所有21个工会组织重新达成了集体谈判协议。在闲暇时间里，休伯曼还设计并实施了美国最大的前罪犯雇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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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系统都是基于CLEAR系统所使用的统计跟踪和数据挖掘方法，休伯曼成功地把各部门中目标相似的人员组织起来，以团队的形式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通过团队协作，他们建立了统计跟踪系统，集中整合传统来源以外的各种数据，然后为芝加哥市政府系统内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设定清晰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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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德里恩·阿尔伯特谋杀案发生后不久，时任芝加哥市公立学校总负责人的阿恩·邓肯升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教育秘书，休伯曼便接替了邓肯的工作，成为芝加哥市公共教育系统的CEO。在接任这份工作后不久，休伯曼就开始着手解决青少年暴力枪击事件高发的问题。在美国联邦政府救市资金的支持下，休伯曼开展了一个新的项目，名为“冷静文化”运动。这一项目针对芝加哥的一些高危学区，对这些区域内的青少年暴力问题实施了休伯曼所能想到的所有干预措施。研究人员分析和审议了这个项目对孩子们的暴力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从管理学生的纪律设置，到学校入口的设计和施工。根据这项计划，教师们会在风险较高的学生身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学校还额外雇用更多的辅导员。当这些高危的学生们获得更多的注意力和帮助之后，学校的风气开始发生改变。但是，要彻底改变芝加哥市的青少年暴力犯罪问题，还需要做更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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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决定寻求著名的饶舌歌手和唱片制作人坎耶·韦斯特的帮助。如果有人能对美国大城市内的黑人孩子产生极大的影响，那么这个人非坎耶·韦斯特莫属。坎耶·韦斯特是一位英俊、外向、很有气质的美国黑人，他喜欢在登台表演的时候穿着皮裙和帽衫。坎耶·韦斯特的5张单曲唱片销量惊人，都被认定为铂金唱片，他也因此赢得了无数奖项。此外，坎耶·韦斯特还是有史以来数字唱片销量最多的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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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休伯曼讨论过之后，我们认定，让孩子们参加一次和巨星亲密接触的演唱会（公益性质的演唱会）一定能够成功地吸引芝加哥市32个暴力事件频发的学区内学生们的注意力。于是，我们给学校设立了这样的奖项：能最成功地改良风气的学校可以获得举办坎耶·韦斯特个人演唱会的资格。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冷静文化委员会”，和坎耶·韦斯特亲密接触的机会使得各学校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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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赢得这场比赛的是法拉格特高中，该校在这场培养“冷静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法拉格特高中位于芝加哥的西南部，该学校大约有70%的学生是西班牙裔，约有30%的学生是黑人。在“冷静文化”运动实施之前，学校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充满攻击性的学生——推推搡搡的、骂脏话的，还有互相攻击的。走廊里唯一的成人是学校雇用的巡逻警卫，他们的工作是在上课铃响的时候把学生们赶进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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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格特高中率先成立了由学生领导组成的“冷静文化委员会”。所谓的“学生领导”不仅包括各班班长和学生会成员，还包括学校里最有“影响力”的孩子们，比如橄榄球队队员。“冷静文化委员会”的工作是制定基本的行为规范，旨在实现两项最基本的工作目标：一是提高学生的出勤率，二是降低校内外暴力事件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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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奖项（坎耶·韦斯特个人演唱会）的激励下，“冷静文化委员会”的学生成功地对其他学生施加了压力。这样的激励机制像变魔术一般地起作用了。所有参加“冷静文化”运动的学校，都出现了出勤率显著上升和暴力事件发生率明显下降的喜人现象，其中法拉格特高中的变化尤其突出，学生的不良行为发生率下降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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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坎耶·韦斯特个人演唱会如期在法拉格特高中的体育馆举行，那是一场极为精彩的表演。除了坎耶·韦斯特之外，我们还请到了另外两位孩子们非常喜爱的艺人——鲁佩·菲亚斯科演唱了他的热门单曲《巨星》，另一位黑人巨星科豪演唱了他的作品《宇宙精神控制》。随后，坎耶·韦斯特登台表演，学生们彻底进入了兴奋状态。显然对孩子们而言，那绝对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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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发现，演唱会这一激励机制并不是让学校风气发生转变的关键。想要见到坎耶·韦斯特，其实反映的是孩子们一个真正的内在需求——拥有能够安心学习的环境。休伯曼说：“孩子们当然想要见到坎耶·韦斯特，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能够自由地站出来说，‘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学校。’”在参加“冷静文化”运动的32所芝加哥公立学校中，在这项运动结束之后，“冷静文化”得以在学校里继续保持，枪击案等暴力事件的发生率下降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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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休伯曼采取的唯一措施吗？不是。事实上，这项运动只是休伯曼改革措施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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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旨在挽救青少年生命的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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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恩·阿尔伯特被害的一个月后，休伯曼坐在学校礼堂的主席台上，直面满屋愤怒的家长和教师们。休伯曼计划将6 000万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一个为期两年的实验项目中，该项目旨在降低学校的暴力犯罪发生率，而这些愤怒的听众却强烈要求休伯曼取消这个项目。原因在于，如果实施这一项目，学校其他方面的开支预算就会受到极大的挤占。有的教师会因此失去工作，而其他一些教师则需要在大教室里教更多的学生。同时，一些未面临暴力威胁的孩子的家长，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花如此巨额的资金来实践一个未经论证的想法——帮助“坏孩子”们重新走上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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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伯曼毫不客气地反驳了台下的教师和家长们的想法：“班级的大小和拯救孩子们的生命相比，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呢？”休伯曼指出，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学年中，通常会有250名学生成为枪击事件的受害者，其中30人会因此丧命。在以前做警察的时候，休伯曼亲眼见证过各种各样的悲剧，所以他对这一点尤为敏感。此外，休伯曼还强调，在那些危险的学校中，学生们早已无法专注于学习，因为他们的精力都被转移到一些生死攸关的事情上去了。比如，他们整天考虑的不是如何提高学习成绩，而是如何保护自己不被杀害。休伯曼问台下的教师和家长：“如果你是一个有逻辑、有学习热情的孩子，而你的学校附近发生了枪击案，那么你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保持自己的学习成绩呢？如果你是一名教师，你任教于一所笼罩在暴力阴影下的学校，全校有1/2以上的学生旷课，那么当这些吓坏了的学生来上学的时候，你会把他们落下的课重新讲一遍，而拖慢其他学生的学习进度吗？我们到底如何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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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休伯曼给出了自己的解答，虽然很多家长对休伯曼的治校哲学充满疑问和反对，他们认为休伯曼推行的学校教育政策过于缩手缩脚。休伯曼的教育政策中最大胆的部分是一个旨在及早发现高危学生的政策，高危学生是指被卷入枪击案的风险较高的学生。这项政策意在为每一位高危学生安排一位高薪聘请来的导师，用休伯曼自己的话说，这些导师的角色是孩子的“老师、代言人和保护者，负责给孩子们提供指导和照顾，在一定程度上还扮演着父母的角色”。为了启动这一项目，休伯曼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700所学校和40多万名学生中，应该如何确定哪些孩子被卷入枪击案的风险较高？休伯曼认为，如果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治理下的教育系统就能及早、有效地对此进行干预；反之，整个教育系统必然会全盘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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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的团队开始研究和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首先，我们着眼于历史数据的分析，这些数据涵盖2007年9月~2009年10月的500起枪击案。我们希望由此可以发现哪些因素会导致枪击案的发生概率上升。那么，我们的研究结果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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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影响因素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男生被卷入枪击事件的概率大于女生。此外，学生的种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拉美裔和黑人学生的风险水平相当，而白人学生在这方面的风险则显著偏低。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些行为方面的因素（在学校里的不良行为次数、过去的枪击记录、考试成绩、离毕业所剩的时间、是否曾被学校勒令退学、是否有入狱记录，等等）也对学生被卷入枪击案的概率有所影响。不出意料的是，是否有进入美国少年拘留中心的历史，是预测学生被卷入枪击案概率的最关键因素。在白人青少年中，进过少年拘留中心的孩子成为枪击案受害人的概率是无此种经历的孩子的10倍；在黑人或拉美裔男生中，进过少年拘留中心的孩子成为枪击案受害人的概率是无此种经历的孩子的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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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发现，对黑人男生而言，以下因素是预测他们的枪击受害概率的关键因素：有在校严重过失行为记录、旷课率、曾进过少年拘留中心、超龄（即曾留级）。对拉美裔男生而言，有被勒令退学的记录和旷课率高，是预测他们的枪击受害概率的关键因素。比如，一个17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成为枪击案受害者的概率显著大于一个同等条件的15岁高中一年级学生。此外，我们还发现枪击案通常发生在上学和放学的时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孩子在其他课程中表现尚可，而第一节课和最后一节课的旷课率却很高。这两个时段是帮派聚集滋事的高发时段，很多孩子因此吓得不敢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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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我们发掘的这些影响因素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尤其是考虑到枪击案往往只涉及一小部分孩子。在芝加哥市公立学校的学生中，我们从410 000名孩子里筛选出了约10 000名枪击案高危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2.5%）。这些高危学生大多就读于芝加哥市治安较差的32个学区，大多数是拉美裔或黑人，家庭生活贫困。在这410 000名孩子里，实验模型显示有1 200名孩子属于特高危群体。显然，这些孩子需要我们的干预，而且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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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筛选出被卷入枪击事件概率最高的学生，下一步便是为这些孩子分配导师。我们的这个项目名为“青少年代言人工程”。克里斯·萨顿是这一项目的导师之一，他是一名40岁的黑人男性，已婚，有两个孩子。他还是一间洗车行的老板，大学本科学历，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对于自己的这项十分危险的工作，萨顿这样说：“我的工作目标是让我的客户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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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代言人工程”付给萨顿的薪酬是每个学生每小时12~ 30美元。也就是说，萨顿辅导5个学生每个小时可以赚到60~150美元。这样的薪酬可谓相当丰厚——是的，这么多钱足以成为萨顿好好工作的动力。但是，萨顿的这项工作也是很危险的，而且是一件全天无休的差事。萨顿表示，金钱并不是他从事这一工作的主要动力。萨顿是真心想要帮助这些孩子，他知道，如果把这些孩子扔在街上不管，他们几乎必死无疑。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萨顿每天早晨送他的“客户”们上学，每天下午接他们回家，因为上学和放学的时段是暴力事件最容易发生的时段。接孩子们放学以后，萨顿先把他们带到自己工作的地方，然后晚些时候再送这些孩子回家吃晚饭。即使在完成这些任务以后，萨顿的工作仍未结束，他还要随时待命，准备应付各种突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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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萨顿的一个客户是一位特高危的黑人少年，名叫达伦，他性格冲动，几乎符合我们上述模型中的所有高危标准。达伦的父母都是吸毒者，都曾在监狱中服过刑。谈到达伦的生活环境，萨顿说：“如果你周围所有人都一直在做错误的人生选择，那么在那样的环境里，你想要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就需要10倍的勇气和毅力。”达伦的所有朋友都已从高中退学，达伦自己也总有各种各样的麻烦缠身，这让他浪费了很多学习的时间，所以达伦比他的同班同学的年龄都大。达伦曾因为携带一支上了膛的枪支到学校而被勒令退学。达伦生活在寄养家庭中，他住在芝加哥市的恩格尔伍德地区，那里是芝加哥臭名昭彰的暴力案件高发街区，几乎每天都有枪击案件发生，十分危险。萨顿说：“那个街区简直就是现实版的OK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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