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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经济：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加法如何做？ 5 互联网时代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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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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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我的定义，把大数据定义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具有数据化的存在，那么，这个数据化的世界已经越过了早期缓慢形成的时期，跨越了奇点或拐点，进入了加速度生成的时期。人们对如何适应数据化世界的生存发展，如何创造出更好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反应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快些，有的慢些，有的迟疑不决，有的拼命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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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观察和体验世界不同的地方如何面对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潮流，近年来我特意挑选了处于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四十多个国家，走马观花地巡游了一番，得到的基本印象是：美国一枝独秀，欧日发达国家中规中矩，发展中国家仍在发展，滞后国家更加滞后，基本符合一般规律。相形之下，中国的特色独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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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工业化时代初期，落后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不是领军角色。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期，美国开始发力，在大规模工业制造方面率先发力，“二战”后成为世界霸主。在发达国家先后进入信息化社会初期时，美国成为当仁不让的推动者和领先者，从大型计算机、个人计算机、计算机软件，直到互联网问世，所有重大发明和创新都从美国开始。进入 21 世纪，无线互联网、3D 打印和页岩气开采这三个支撑大数据发展的支柱也是美国率先突破，大力发展，成为社会和经济的转型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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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普及方面并不输于美国，但影响力基本不出国界，没有一家像谷歌、苹果或 Facebook 这样的以全球为市场的企业出现。其深层次原因并非教育水平或经济能力缺乏，而是在基本的社会机制和经济体制方面，没有跟上信息社会所产生的需求，未能提供适合互联网和大数据领先发展的土壤。相反，欧洲一些传统大国中，传统利益集团，尤其是所谓精神贵族阶层，一直对互联网和大数据持批判、抵制和怀疑立场，渐渐成为孤立的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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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与大数据发展方面表现各异。比较开放的国家在尽力紧跟潮流，在全球 50 个左右参加公共数据开放联盟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了一半，其中包括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一些国家互联网普及率较低，主要不是因为政治或文化上的因素制约，而是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在互联网信息开放和网络管理方面，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并没有刻意限制网络信息的自由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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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走过的国家中，当时只有伊朗、古巴全面禁止国外网络信息的访问和传播。根据最近的媒体报道，古巴已经全面解冻对互联网的管制，哈瓦那街头最火的店铺就是能够租用无线网络上网的咖啡店。俄罗斯对互联网的管制相对严厉，但仍然能够自由访问像谷歌、Facebook 这样通用型的网络服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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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特例，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相似的国家。从网络业自身发展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发达国家，从业人数之多、网络公司数量之巨、上市公司市值之高，只有美国可以比拟。互联网服务对社会各方面的冲击力和影响力甚至高于硅谷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但是，从网络基础设施水平和服务看，中国在带宽、网速、网络运行稳定性、上网费用等指标上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只能归咎于电信业垄断的现象。在互联网管制上，中国属于全球最严厉的国家之一。中国力图在世界上树立改革开放的国家形象，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进出口大国，每年出境人次超过一亿。与此相比较，网络治理方面大有改进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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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对互联网持排斥立场的人，以为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是互联网带来的，天下本无事，网络自扰之。这不是无知就是偏见。没有互联网，黄赌毒早已存在；没有互联网，该垮台的政府依旧垮台；没有互联网，对安全信息、商业信息和个人信息的窃取和滥用并非罕见。网络世界的一切，好也罢，坏也罢，都是现实世界的忠实反映，产生和传播的信息都是现实世界的声音。不去改变现实世界，却花费巨额资源封锁和压制互联网的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是最差的一种鸵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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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今后的十年左右，是世界从工业社会发展为信息社会的关键时期。没有哪个国家、哪个行业、哪个个人能够长时间地闭关锁国，遗世独存。开放胜过封闭，发展胜过停滞。消极保守的安全观会导致未来最大的不安全，如果掺杂了利益集团的私利去搞网络管理，就会使国家脱离世界潮流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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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经济：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加法如何做？ 互联网时代的《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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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引入中国二十年来，引发了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但与此相关的各种辩论和政治博弈绵延不绝，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能够勉强与此媲美的莫过于清末官场关于是否引进铁路的大辩论与博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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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 年，英国建成世界第一条铁路。数年后，中国极少数书刊开始介绍铁路这一新科技，但无人言及中国是否跟随潮流。其后五十多年里，外国驻华使节和外国企业多次向清朝政府建议修建铁路，但一律被严辞驳回。各租界内先后修建的展示性铁路，或者被勒令停止，或者被清政府购买后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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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 年，为了唐山煤矿运煤需要，李鸿章采取先斩后奏的手段，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实用性铁路——唐胥铁路，全长区区 9.7 千米而已。但这引发了朝廷内保守势力和卫道士们强烈不满，要求取消铁路的奏章铺天盖地。作为妥协，李鸿章下令取消火车头，改用骡马拉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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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修建铁路的阵营中，曾任清朝驻英公使的刘锡鸿以过来人的资格，上《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洋洋洒洒七千余字，若翻译成现代汉语恐怕要超过 3 万字。折子力陈在中国修建铁路的“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共计二十五条大罪，轰动朝廷内外，影响巨大。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四条：（1）修铁路不合中国国情，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文化传承均不支持铁路的修建运营；（2）修铁路有碍国家安全，铁路建成后外国军队可以长驱直入；（3）修铁路破坏社会稳定，风水改变、祖陵震动、人口流失；（4）修铁路有利于外国人赚钱、国人吃亏，道路运输、水运等竞争不过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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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形势比人强。几年后中法战争开打，面对船坚炮利的现代军队，清军后勤运输吃重。权衡利害，清廷才明白铁路有利于军队行动的好处不仅仅是对外国一方有效，万般无奈地开放铁路修建。但此刻为时已晚，铁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综合效应还来不及充分显现，清朝在第一条铁路建成的 30 年后灭亡，而导火索恰恰是反抗国进民退的四川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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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互联网雏形问世，到 70 年代后期已在美国出现公共网络服务。此时正值中国“文革”时期，国人无缘以闻。直到改革开放进行了 15 年的 1994 年，中国才开通了第一条互联网公共服务线路。经过 20 年的努力，超过一半的国民成为网民，网络业涌现出一批有人才、有技术、有资金、有品牌、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军公司，网络数据流开始逐渐吸纳社会的物质流和资金流，成为中国加速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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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联网引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反对引入互联网、压制互联网发展、阉割扼杀互联网本质的力量一直在社会各个层面存在，千奇百怪的鼓噪声不绝于耳，近来更是走火入魔，动作不断。其实，归纳起来，反对互联网发展的理由和一百三十多年前以刘锡鸿为代表人物的反对修建铁路的说法大同小异。如果把他的折子换个主题词，内容稍加翻新，就是一篇大气磅礴的《仿造西洋互联网无利多害折》，也许二十五大罪还可以增加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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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意义上，互联网和铁路一样，在不同历史时期起到引导和加快社会的商品流动、人员流动、资金流动和信息流动的作用。如果说铁路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国之动脉的角色，那么互联网在一个国家信息化进程中起到的作用更重要，堪称国之命脉。类似铁路或互联网这样人类历史上的大创新一方面拓展了社会发展空间，增强了社会变革的力量，创造了生产与生活的新方式；另一方面势必会威胁、冲击、摧毁原有社会体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铁路或互联网也必然会导致各种新问题，需要在发展中积极而不是消极地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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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一种应对方式就是不去改变不适应铁路或互联网发展的旧体制，而是削足适履，用旧体制框住新事物，像清朝那样用骡马拉火车，或者像某些人鼓吹的将互联网搞成不联网。对各种互联网服务搞繁复的准入许可，对网民的信息发布和交流搞单边黑箱式的监控审查，对网络业的创新搞花样百出的限制压抑，对通行全球的网络服务搞封锁关闭，其背后的逻辑都可以在清末关于铁路的大论战中找到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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