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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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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省力技术的不断推广就是我们的致富之路。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调侃道：“经济萧条、失控的通货膨胀或者内战都能让一个国家变得贫困，但只有生产率会让它变得富有。” 31 如果技术进步允许我们用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的东西，生产率就提高了。如果使用机器能够让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2.5%，那么每过28年个人生产率就会翻番，即一个人在一小时内的工作成果，在他的约半个职业生涯中能翻一番。这足以证明技术的破坏性力量，它明显缩短了生产所需的时间。然而，生产率虽然是提高普通人收入的先决条件，可它并不能保证这种增长。如果机器取代工人原有的工作，那么随着技术的进步，一些人可能过得更糟糕。尽管如此，经济学的教科书依旧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帕累托优化（Pareto improvement），即它假定机器在取代人们工作的同时，也会为每个人提供新的、工资更高的工作。正如历史记载表明的那样，在分析会取代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时，这类模型毫无用处。这些技术在带来更高的物质水平的同时，也会造成工人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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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力技术造成的工人失业程度取决于它们是使能技术还是取代技术。取代技术让工作和技能变得多余。相反地，使能技术会帮助人们更高效地完成已有的任务，或为劳动者创造全新的工作机会。因此“省力”（labor-saving）这个概念有两个密切相关但不相同的意思，二者之间的差别对劳动者来说很重要。 32 1934年，经济学家哈里·杰罗姆（Harry Jerome）写道，如果用1890年的技术生产1929年的钢铁产量，所需的工人就是125万而不是40万。难道这意味着这80多万工人到1929年就会失业吗？当然不是。大萧条开始时，钢铁行业的就业人数已经上升了。 33 更先进的技术减少了生产一定数量的钢铁所需的工人数量，但钢铁需求量的稳定上升也意味着这个行业的工作机会增加了。显然，随着钢铁行业机械化的发展，钢铁生产的本质有所改变，但很少有人失业。不像取代技术会取代以前由人完成的工作，增强性的技术会增加工人的单位产量，但不会导致人员被取代（除非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达到饱和）。 34 我们能列举许多使能技术的例子。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能帮助设计师、工程师和其他具有技能的专业人员，让他们的工作更高效，而不是取代他们。像Stata和Matlab这样的计算机统计软件让统计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更好地分析，却没有减少对这些人员的需求。像打字机这样的办公机器则创造了之前不存在的文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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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技术给劳动力带来的后果则与此不同，我们可以想想电梯。没有电梯，就没有摩天大楼，也就没有电梯操作员。当第一批电梯投入使用时，更多的电梯意味着有良好时间感知能力的人获得更多的工作，他们能在电梯与地面对齐时将电梯停下来。取代技术出现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自动电梯出现后，人们就不再需要电梯操作员了。虽然我们现在使用电梯的机会更多，但突然间，电梯操作员的工作消失了。我们对电梯的需求显然没有饱和，同样，我们对很多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也没有饱和。但是，在机械操作员的工作已被机器人取代的世界里，工厂产出更多汽车并不必然意味着机械操作员能有更多工作机会。因此显而易见，取代技术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与使能技术带来的影响很不一样。但直到最近，经济学家们才做出这样的区分。自从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扬·丁伯根（Jan Tinbergen）的开创性工作以来，经济学家们在构建技术进步的概念时，倾向于只采用一种增强性的观点。技术进步的增强性观点认为，新技术会给某些工人（相比于另一些人）带来更多帮助，但永远不会取代劳动力。这意味着工人的工资不会随着技术进步而下降。20世纪的大量经济事实可以说是这样的。其实，大部分经济学理论反映的都是经济学家所处的特定时代的模式。丁伯根在1974年（计算机化时代前）发表的著作也不例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的工资全面上涨。经济分析非常困难的原因在于，很少有模型适用于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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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大量群体的工资一直在下降，这一事实促使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技术变革。经济学家达龙·阿西默格鲁（Daron Acemoglu）和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在构建技术进步的概念时，将其区分为使能技术和取代技术，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形式模型，我们可以用它来理解人们整体工资下降和工资上涨时期的情况。本书使用他们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历史记录。 35 能取代人的工作的机器，这一概念很重要，它意味着技术会减少工资和就业机会——除非有其他经济力量与之抗衡。虽然生产率的提高仍在带动整体收入的提高，因此有更多的经济支出在其他地方创造了就业机会，部分地抵消了人力被取代带来的影响，但它没有完全抵消取代技术造成的负面影响。在阿西默格鲁和雷斯特雷波的理论框架中，要想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工人工资、增加劳动者（而不是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占国家收入的比例，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工人们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被取代的速度和新工作出现的速度之间的角逐，以及工人们过渡到新工作中的难度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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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一项技术在何种程度上是取代技术或使能技术，会给普通人带来很不同的结果。如果新技术会取代工人们现有的工作，他们的技能就会过时。甚至如果技术只是会取代一些人的工作，而增强另一部分人的工作，工人们也可能会陷入艰难的处境。近年来，机器人工程师工作岗位的涌现根本无法弥补流水线上被工业机器人取代了的工人。类似情况也曾发生在纺织业，动力织机取代了手工纺织工人，同时也为动力织机工人创造了工作机会。虽然手工纺织工人的收入几乎立刻减少了，但动力织机工人的工资过了几十年才上涨，他们需要学习新的技能，能提供这些技能的新的劳动力市场也需要渐渐发展成熟。 36 因为取代技术的进步通常伴随着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这股长期肆虐的大风”，所以总会有赢家和输家。 37 令人遗憾的是，主流评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上，比如2050年是否会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实际上这完全弄错了重点。虽然在自动化进程中旧的工作被淘汰，新的工作机会出现，但对失去了工作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用。现代主义作家注意到了自动化的两难境地。例如在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中，主人公利奥波德·布卢姆（Leopold Bloom）提道：“在布卢姆先生这扇车窗旁边，一个弯着腰的扳道员忽然背着电车的电杆直起了身子。难道他们不能发明一种自动装置吗？那样，车轮转动得就更便当了。不过，那样一来就砸掉此人的饭碗了吧？但是另一个人会捞到制造这种新发明的工作吧？”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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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人会得到制造新发明的工作。但这个人是“另一个人”：制造这项发明需要另一种类型的工人。工业革命和计算机革命主要都是给另一类人创造了新工作，他们的技能和那些被取代的工人完全不同。经济史学家加文·赖特（Gavin Wright）恰当地描述了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他认为“在极限范围内，我们可以创造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技术由天才设计，由傻瓜操作”。 39 这在早期的工厂中是事实。当时的机器非常简单，连小男孩都能操作。由于儿童的工资只是成年工匠的一部分，所以中等收入的手工匠们被儿童取代了。计算机革命的不同之处很明显：不再需要儿童来操作机器了。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器可以自己运转。不过计算机化也产生了一些新工作，需要一些全新的技能，诞生了视听专家、软件工程师和数据库管理员等职业。因此我们似乎创造了一种由一些天才设计、由另一些天才操作的经济。一些工作已经实现自动化，但计算机也加大了对具有高度认知技能的工人的需求。事实上人们普遍存在误解，认为自动化是机械化的延伸。自动化恰恰取代了以前由机械化带来的照看机器的半技术性工作，这些工作曾支撑着一个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一般来讲，那些有幸读过大学的人在计算机时代都发展得很好。但随着中等收入的工作机会不断减少，许多半技术性工人很难找到体面的工作。在工业革命和最近的计算机革命中，中等收入的中年男性是进步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的技能已不适用于新兴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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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技术变革取代劳动力的时候，工人们过得如何就取决于他们的其他工作选择了。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在他1877年的戏剧《社会支柱》（The Pillars of Society）中，将工业革命的经济影响与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的活字印刷术的经济影响相提并论。其中一个角色，卡斯滕·博尼克（Konsul Bernick）认为，19世纪手工匠们的命运和印刷术问世时抄写员的命运相似，他暗示道，“印刷术发明出来后，抄写员将不得不挨饿”。造船厂工头渥尼（Aune）直言不讳地回答道：“卡斯滕，如果你是抄写员，难道会这么崇拜这一技术？” 40 尽管易卜生用了一个反问句，但很少有抄写员反对印刷术。正如我们将在第一章了解到的，与因工业机械化而遭受苦难的纺织工人不一样，抄写员和篆刻员更可能受益于古腾堡的发明。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不是通过抄写手稿谋生。对他们来说，活字印刷并不意味着收入的减少。那些以抄书为生的人则要么专门抄写那些用印刷术印刷不划算的短文本，要么成了装订员和设计者。因此，欧洲的纺织工人和其他手艺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因面临更差的职业选择会去破坏纺织机器，15世纪晚期的抄写员却很少反对印刷术。当然，印刷术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受欢迎。苏丹巴耶济德二世（Sultan Bayezid Ⅱ）担心识字的人会削弱其统治地位，于是在1485年颁布法令，禁止在奥斯曼帝国用阿拉伯文印刷。这项举措给这一地区的识字率增长和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41 虽然20世纪之前欧洲普遍存在着对取代技术的敌视，但印刷术的推广引发的劳动者骚乱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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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这一例子表明，当人们有更好的可替代的工作选择时，就不太可能反对机器。工作岗位的更迭不可能是毫无痛苦的，但如果人们充分相信他们最终会成功，他们就更可能接受劳动力市场永无止境的剧烈变化。我们将了解到，20世纪机械化大生产的工厂里中产阶级工作岗位数量的剧增，是机械化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大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是人们能获得的最好的失业保险。在此期间，一批使能技术及其带来的生产率的迅猛提高赋予了工人阶级以攀登经济阶梯的能力。汽车和电力催生了一批新的工业巨头，随着更多资本被投入机械产业，企业开始提高工资，避免工人辞职去其他地方找更好的工作。处于收入分配顶层和底层的人们发现各自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巨大的提高。因此，中产阶级接受了劳动力市场的洗牌，也期待着能从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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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不会反对技术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那些技术虽然会威胁他们的工作，但显然几乎会让所有人都以消费者的身份受益。即使对于那些在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线上工作的人来说，虽然工作被机器人取代，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受益于更便宜的汽车。然而，机器只有在投入使用后，才会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因此若一项技术是取代技术，那只有在工人失业已经发生后，消费者福利才会增加。更重要的是，除非他们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否则失业的个人成本（如压力和流失的工资）会比任何消费者福利多得多。比如说，虽然机械化给消费者们带来了福利，但日益便宜的纺织品并不足以纾解那些反对使用机器的卢德主义者的痛苦。这里并不是说，从长远来看取代技术对人们来说是不利的。事实恰恰相反。但除非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有希望找到同等收入的新工作，否则这些福利并不能宽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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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经济学家承认，技术进步在短期内会造成一些调整问题。但很少有人提到，这个“短期”可以是人的一生。而且，长远的影响最终取决于短期内做出的政策选择。仅有更好的机器并不足以支撑长远的增长。达龙·阿西默格鲁和政治科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指出，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前提是“没有受到经济失败者和政治失败者的阻拦，经济失败者们觉得他们会失去经济特权，政治失败者们担心自己的政治权力会被削弱”。 42 仅靠工人可能难以有效阻止新技术的发展。但统治阶级减缓了几千年来的取代技术的发展进程。 43 因为经济失败者们可能会挑战政治现状，所以政治当权者大多对会破坏稳定的创造性破坏这一过程不感兴趣。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多次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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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技术变革几乎都无可避免会增进一些人的福祉，而让另一些人的处境变差。诚然，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可以认为生产技术的变化是一种帕累托优化，但在实践中这种情况极为罕见。除非所有个体都接受市场结果的裁决，不然的话，决定采用一项创新可能会受到失败者通过非市场机制和政治激进主义的方式的抵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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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优势并不在于没人抵制技术变革，而在于英国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创新派”……法国人对技术的抵制似乎比英国人更成功，这一区别或许能解释工业革命为何首先发生在英国。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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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将以类似的方式论证，英国政府持续镇压反对机械化的力量的早期决定，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我们会了解到，这一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权力转移的结果。新世界的发现促进了国际贸易，基于土地财富的权力面临着从机械化中受益的新阶级“烟囱贵族”（chimney aristocrat）的挑战。 46 说得再明白些，民族国家之间的层层竞争使得技术保守主义与政治现状更难保持一致。外在政治威胁比下层工人反抗带来的内部威胁更大。即使工人们成功解决了所谓的集体行动问题，走上街头反抗，他们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面对英国军队，他们不可能获胜。最终许多卢德主义者被捕入狱，随后被遣送至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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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和1867年的两次改革法案当然是重要的历史事件，但这两个法案并未使英国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财产权被视作最重要的权利，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仍居于其后。很少人有机会接受教育，拥有财产仍然是投票的一项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大部分普通人被剥夺了政治公民权利。如果英国是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卢德主义者们就不会如此绝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曾开玩笑说：“如果马也能加入民主党并参加投票，农场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47 马可能会使用它们的政治权利来中止拖拉机的扩张。类似地，如果卢德主义者如愿以偿，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在英国了。当然我们没办法准确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的是许多公民尽其所能想阻挡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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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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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了解到，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进步正越来越多地取代劳动力。因此，要明白未来的发展，我们就必须掌握它的政治经济学。技术会造成劳动力市场中一部分人的工作处境变糟，这就足够成为他们抵制自动化的理由了。对努力避免社会动乱的政府来说，限制一些技术的发展也有了足够的理由。这些原因表明长期必定不能和短期断开联系。短期事件会干扰和改变长期的发展轨迹，会给长期繁荣带来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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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人类历史进程大有不同。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花费了极大精力，去研究一些地方变得富有而另一些地方依旧贫穷的原因。本书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它考察了几个世纪以来，为什么在允许技术发展进步的世界各地，人们的遭遇有所不同。新兴技术和人类财富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齐整和线性的。历史从来不会完全重演。但马克·吐温说过，有时候历史的确是押韵的。正如我写到的，中等收入的工作正在消失，实际工资停滞不前，这种情况和典型工业化时期的情况类似。当然，21世纪的计算机革命与造就现代工业的其他技术有很大不同，但它们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影响看起来极其相似。从长远来看，工业革命会在极大程度上使我们更富有，生活得更好。人工智能也可能让我们更富有，但人们担心人工智能会像工业革命一样把大批公民甩在身后，也许会激起人们对技术本身的强烈反抗。许多时事观察员指出，近期民粹主义的复兴不能不考虑用全球化中的输家来解释。但技术在降低中产阶级的工资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目前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人工智能越来越普遍，自动化及其影响也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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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家们长期以来都在争论，为什么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技术爆炸经过这么长时间才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如今的经济学家正在进行一场极为类似的辩论，即为什么自动化领域的巨大发展还未对普通人的收入产生影响。本书试图将这两大研究主题联系起来，即将盖茨悖论置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本书将追溯逐渐扩大的技术版图，从农业的发明到人工智能的兴起，跟随技术的进步来追踪人类的命运。我想提醒读者的是，这并不是一份全面的记述。这个领域的书籍必定有所侧重，仔细取舍将要讨论的问题。有关技术史这一主题的文献卷帙浩繁，我无法在这里全面妥善地处理它们。但重新审视一些最重要的技术进展后，我将试图说服读者，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劳动力为进步付出的代价有很大不同。这取决于技术变革的本质，而这种代价在21世纪有所增加——这解释了如今人们的诸多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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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应该意识到，由于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从那以后技术领导权一直被西方世界所牢牢掌握（虽然还不确定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因此本书是基于西方来记述的。西方直到15世纪才赶上当时更先进的伊斯兰文明和东方文明。但我将主要通过西方的经验来对工业革命前后的情况展开对比。本书涉及的大部分历史都与英国和后来的美国有关。原因很简单，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然后美国接过了接力棒，在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取得了技术领导地位，因此后续主要讲述美国的经验。正如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henkron）所认为的那样，赶超型增长依赖于现有的、在其他地方发明的技术，这与那些将技术前沿扩展到未知领域的增长在本质上不同——本书着眼的增长属于后一种。一些读者可能会失望地发现，许多主要的技术突破在本书中甚至提都没提。比如现代医药的发展极大造福了人类，却被无耻地忽略掉了。近年的技术发展——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移动机器人技术、机器视觉、3D打印、物联网——都是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本书致力于呈现如今劳动力面临的挑战，因此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将占据大量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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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必须强调一下，虽然本书后面部分的章节集中讲述美国经验，但技术不是独奏，而是合奏中的一部分。它与社会和经济中的各种制度及其他力量息息相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的30多年，其他工业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并没有那么剧烈。但工资停滞不前、中等收入工作消失、劳动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下降，这都是西方国家的普遍特征。它们都与技术趋势有关。毫无疑问，有多种力量影响着收入分配，但本书重点关注长期趋势而不是周期性问题，重点关注那99%的部分而不是1%的部分。随着历史不断发展，技术已成为决定普通人收入的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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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书面对的主要挑战也许是去说服读者我们可以以史为鉴。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都倾向于对此持怀疑态度。读过本书手稿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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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明显都是“否认历史的人”。他们不愿意接受经济学家能从过去的经验中习得某种东西的看法，即使是已由经济史学家分析过的东西。没能预测（事实上，也许无意中帮助创造了）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惨痛经历，带来了一种对经济史非比寻常的兴趣，因为经济学家试图洞察那些看起来不可预测且令人不安的事件。但这种兴趣〔以及谦卑〕是短暂而肤浅的。然而，经济史学家也不愿意通过对过去的研究为当下的情况提供洞见，这对他们这门谦卑的学科要求太高了。所以弗雷所涉及的两个学科都会对他提出的核心议题感到不自在，背后原因在于这两个学科存在更大的沟通困难。它们有着相似的技术工具包，但经济学已经把它的内容磨砺到了极致，而且对其他方法怀有敌意；历史学的内容有时候并不涉及技术前沿，必须在叙事的情境下使用。任何作者想要向经济和历史领域的受众强调我们可以以史为鉴，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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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下来我会试图让读者们相信，历史不只是一个事实接着另一个事实。我们可从中习得一些通用模式。当取代技术盛行时，历史告诉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出现敌意和社会动荡。当使能技术盛行时，相反地，更多人受惠于经济增长，人们对新技术的接受度也更高。我把接下来的经济史章节分为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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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由三章组成，主要讲述前工业时代的技术以及它们对人类生活水平的影响。第一章简要总结了从约1万年前农业的发明到工业革命前的技术进展。它表明有许多重要技术在18世纪前就出现了，但没能改善普通人的物质条件。第二章表明，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工业革命前就有了改善，但经济增长主要以贸易为基础。现代的熊彼特型增长（Schumpeterian growth）基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就业的创造性破坏和新技能的获取，它并不是经济进步的动力。第三章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看到，在工业革命前，创新也一度蓬勃发展，但几乎不被用于取代工人——当被用于取代工人时，技术遭到了激烈反抗甚至封锁。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技术为何没有早点出现？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威胁人们生计的机器遭到了普遍的反抗。工人们可能因害怕失去工作而反抗政府，而掌握政治权力杠杆的地主阶级面对取代技术，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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