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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明显都是“否认历史的人”。他们不愿意接受经济学家能从过去的经验中习得某种东西的看法，即使是已由经济史学家分析过的东西。没能预测（事实上，也许无意中帮助创造了）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惨痛经历，带来了一种对经济史非比寻常的兴趣，因为经济学家试图洞察那些看起来不可预测且令人不安的事件。但这种兴趣〔以及谦卑〕是短暂而肤浅的。然而，经济史学家也不愿意通过对过去的研究为当下的情况提供洞见，这对他们这门谦卑的学科要求太高了。所以弗雷所涉及的两个学科都会对他提出的核心议题感到不自在，背后原因在于这两个学科存在更大的沟通困难。它们有着相似的技术工具包，但经济学已经把它的内容磨砺到了极致，而且对其他方法怀有敌意；历史学的内容有时候并不涉及技术前沿，必须在叙事的情境下使用。任何作者想要向经济和历史领域的受众强调我们可以以史为鉴，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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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下来我会试图让读者们相信，历史不只是一个事实接着另一个事实。我们可从中习得一些通用模式。当取代技术盛行时，历史告诉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出现敌意和社会动荡。当使能技术盛行时，相反地，更多人受惠于经济增长，人们对新技术的接受度也更高。我把接下来的经济史章节分为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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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由三章组成，主要讲述前工业时代的技术以及它们对人类生活水平的影响。第一章简要总结了从约1万年前农业的发明到工业革命前的技术进展。它表明有许多重要技术在18世纪前就出现了，但没能改善普通人的物质条件。第二章表明，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工业革命前就有了改善，但经济增长主要以贸易为基础。现代的熊彼特型增长（Schumpeterian growth）基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就业的创造性破坏和新技能的获取，它并不是经济进步的动力。第三章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看到，在工业革命前，创新也一度蓬勃发展，但几乎不被用于取代工人——当被用于取代工人时，技术遭到了激烈反抗甚至封锁。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技术为何没有早点出现？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威胁人们生计的机器遭到了普遍的反抗。工人们可能因害怕失去工作而反抗政府，而掌握政治权力杠杆的地主阶级面对取代技术，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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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迅速回顾了英国工业革命。前工业时代的君主们害怕机器会带来毁灭性破坏，他们是对的。随着机械化工厂取代家庭生产系统，劳动者们愤怒地反抗机器。第四章详述了构成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这些技术几乎都起到了取代工人的作用。第五章说明了中等收入工匠工作岗位的空心化使英国社会出现巨大的分流——这种分流解释了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大量冲突。但如今，允许机械化发展使统治阶级受益良多，并且有效推进了第一个大众意义上的机器时代。直到工业革命的最后几十年，工人们切实体会到工资上涨，抵抗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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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大平衡”（The Great Leveling），这一部分聚焦于美国经验。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美国从英国和整个世界手中接过技术领导权。这一部分意在研究，为什么在技术前沿越来越快地不断推进的情况下，20世纪没有出现同样的对机械化的敌意。第六章概述了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工厂电气化、家庭机械化、人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工厂从事大规模生产），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都知道这些转变往往伴随着痛苦。第七章讲述了机械焦虑是如何短暂地卷土重来的。随着一些工作岗位的消失，部分劳动力正在努力适应。虽然有时候人们普遍担心新兴技术会取代人们的工作，但很少有人深信限制使用机器会是好主意。为什么？美国也许经历了工业世界最暴力的劳动史，但在19世纪70年代后，当发生暴力冲突时，工人们几乎不会将矛头对准机器。第八章致力于回答劳动者们为何不像19世纪的人一样反对机器的问题。我不认为我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技术显然是其中一部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烟囱林立的城市中，源源不断的使能技术给人们提供了酬劳更高的新工作。劳动者们开始认为技术符合自身利益，其理性反应就是寻求降低适应成本而非妨碍技术进步。实际上，劳动者们接受了放任机器发展的政策，但他们坚持要求建立福利体系和教育体系来帮助人们适应变化，同时限制那些失去工作的人的个人损失。这已成为20世纪的新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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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大逆转”（The Great Reversal）着眼于计算机时代。第九章说明了自动化时代不是20世纪机械化的延续。相反，它完全是一种逆转。人们正确地认为20世纪的前75年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平衡”。 48 这是一段平等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各个阶层的工人工资都上升了，连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眼中的无产阶级都能成为中产阶级。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成了一种由蓝领和白领构成的多样化混合体。许多人在办公室或工厂中管理某种机器。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机器人和由计算机控制的其他机器恰恰使得机械化带来的中等收入的工厂和办公室工作减少了。第十章将关注的重心从整体转移到工作岗位消失的群体上来。虽然数字技术可能让世界变得扁平，但实际效果恰恰相反。计算机革命开始以来，绝大部分新的工作岗位都集中在熟练工人聚集的城市中。自动化取代了传统制造业巨头企业的工作岗位，加剧了美国沿地理边界线的社会结构两极分化。由于美国经济带的逐渐两极化，政治也朝两极化发展。第十一章转向下面这一问题：为什么公民们眼看着工资下降，却没有像中值选民定理预测的那样要求更多补偿。如果中产阶级减少，不平等加剧，我们本以为工人们会投票支持更多的再分配政策。我认为他们没有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已失去政治影响力。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隔离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逐渐与美国社会其他部分相脱离。与此同时，在战后经济迅猛发展的年代涌入工厂的准工人阶级正日益脱离工会和主流政治党派。民粹主义吸引力见长，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和自动化的输家们的机会日益减少，以及缺乏解决他们的担忧的政治回应。全球化已成为民粹主义者的攻击目标。但展望未来，随着就职于非贸易经济行业的劳动者比重增加，越来越多的工人不会受全球化的影响。但是他们无法避免受自动化的影响。如果当前的经济趋势持续几年甚至数十年，就像工业革命一样，那么自动化就会像现在的全球化一样成为反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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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的标题是“未来”（The Future），虽然它并未试图预测未来将发生的情况。如前所述，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取代技术与使能技术之间的角力，但未来30年显然不会与过去30年一模一样。这里并不是说我们能简单地从当前的趋势推断出这一观点——虽然这是经济学家们经常会干的事。我也没有预测未来的技术突破的雄心。我能做的最多就是考察从实验室中研究出来的尚未被广泛使用的原型技术。举例来说，洗衣女工的就业前景在1910年前后达到顶峰，这一年阿尔瓦·J. 费雪（Alva J. Fisher）取得了第一台电动洗衣机的专利，并为其取名“托尔”（Thor）（图2）。如果1910年的经济学家从过去的经验中分析未来，那么他们会推测在未来几十年会存在大量洗衣工作岗位。相反地，通过观察技术的趋势（如第十二章所做的），他们可以得出结论，电动洗衣机将取代洗衣女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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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850—1990年，美国家庭中洗衣女工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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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M. Sobek, 2006, “Detailed Occupations—All Persons: 1850-1990 [Part 2]. Table Ba1396-1439,” i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Millennial Edition, ed. S. B. Carter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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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了机器学习、机器视觉、传感器技术、人工智能领域下的各个子领域以及移动机器人等近期的许多技术发展后，我的结论是：虽然这些技术会给劳动者们提供大量新工作机会，但大部分技术都是取代技术，将使本已不堪一击的中产阶级就业前景变得更糟。因此，假设20世纪对技术进步的积极态度将延续存在，而不管工人如何从自动化中获益，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人们对未来和自动化的态度已更加悲观了。大部分美国人会投票要求制定政策限制自动化发展，民粹主义者很可能有效利用日益增长的对自动化的焦虑。事件如何发展很可能取决于政策选择。本书的第十三章简要概括了一些帮助人们适应自动化的策略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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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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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mplighters Quit; City Dark in Spots,” 1907,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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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Reinitz, 1924, “The Descent of Lamp-Lighting: An Ancient and Honorable Profession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Schoolboys,” New York Times, M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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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 Reinitz, 1929, “New York Lights Now Robotized,”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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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 D. Nordhaus, 1996, “Do Real-Output and Real-Wage Measures Capture Reality? The History of Lighting Suggests Not,” in The Economics of New Goods, ed. T. F. Bresnahan and R. J. Gord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7-70. On the early uses of electric light, see D. E. Nye, 1990, Electrifying America: Social Meanings of a New Technology, 1880–1940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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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amplighters and Electricity,” 1906, Washington Post, Ju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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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 A. Schumpeter, [1942] 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d ed.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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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自R. J. Gordon, 2014, “The Demise of U.S. Economic Growth: Restatement, Rebuttal, and Reflections” （Working Paper 1989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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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 Comin and M. Mestieri, 2018, “If Technology Has Arrived Everywhere, Why Has Income Diverged?,”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0 (3): 1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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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自 Nye, 1990, Electrifying America,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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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罗伯特·戈登认为1870—1970年是美国历史上的“特殊世纪”。（2016,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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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 Landsberg, 2007, “A Brief History of Economic Tim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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