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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熊彼特型增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缺席？没有任何单一理论能解释为什么数千年来，技术创新没能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马尔萨斯陷阱提供了部分解释：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都被转化成了更多的人口，因此人均收入的增长受到了限制。但并非全世界的情况都符合马尔萨斯模型：从1500年开始，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大发现的时代使得大多数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若没有技术突破，这一切无从谈起。以三桅船和罗盘为代表的造船业和航海业的进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兴起，但这些进步基本没能促进熊彼特型增长。相反，它们成了撬动斯密型增长的杠杆。因此，前工业世界的经济增长不仅在量上更慢，在性质上也不同于我们熟悉的现代经济增长。 1 我们这个时代的增长严重依赖技术的采用、就业中的创造性破坏与能够进一步引起创新的新技能和新知识。尽管前工业世界肯定已在一定范围内经历了这种增长，但在欧洲沿着不同的经济轨迹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增长只起到了次要作用。因此真正让人困惑的地方在于，为什么技术创新（时不时会兴起）几乎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生活。我们当然可以简单地说，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技术创意需要被转化为可靠的图纸和原型，图纸和原型反过来又需要在生产中得到应用，才能影响生产率和社会繁荣。前工业时代并不是缺乏想象力，而是很难将想象转变为现实。前工业时代发明家的典范达·芬奇绘制了成百上千的发明图样，却很少将它们变成能运行的原型机。虽然有无数的发明被制成了原型，例如科内利斯·德雷贝尔的潜水艇，但它们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即使被发现具有实用性，它们也多被用来服务于政治而不是经济。比如，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就把技术努力的方向放在了建造大型建筑上，为的是提升他们的受欢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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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技术进步并没有发生在聚焦于为特定的工程问题找到技术解决方案的研发部门。以往的技术发展组织方式和今天的完全不同——如果以往的技术发展有组织的话。在今天，科学家和工程师紧密合作，致力于将技术想法进行合理应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前工业时代，这种合作非常少见。由伽利略开启的科学革命无疑促成了更多此类互动以及后续的技术发展。特别是大气压的发现对发展出蒸汽机尤其重要，使其最终取代水力，成为工业革命的引擎。然而工业革命期间的其他技术就算离开了科学进步，本来也可以被发明并得到推广使用。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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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说，有两种解释。一些学者强调技术供应的限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需求有限。熊彼特认为，要采纳某一技术，首先需要存在某种对应的需求。 2 马尔萨斯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毫无疑问，需求是发明之母。人类头脑中的一些最崇高的努力，动机都在于满足身体必要的需求”。 3 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系列符合这一观点的技术发展的例子涌现了出来，包括美国政府为了赶在纳粹德国前面造出原子弹而开展的曼哈顿计划，托马斯·萨弗里（Thomas Savery）为了从英国的煤矿中抽水而发明的蒸汽机，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的标准零部件。惠特尼的标准零部件“用准确而高效的机器操作来代替工匠们只有通过长期练习与经验才能习得的技能，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国家所不具备的技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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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前工业世界，关于它的缺乏增长，大多数由需求驱动的解释都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那些让我们能够事半功倍的省力技术，只有在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更便宜的情况下才有经济意义。也许在前工业时代根本不是这样。比如历史学家塞缪尔·里雷（Samuel Lilley）认为在古典时期，奴隶比机器更便宜，因此人们缺乏去开发和推广更贵的机器的动力。 5 将这一论点进一步延伸，奴隶在很多方面其实就是前工业时代的机器人。在匈牙利，为封建领主工作的无薪农奴就被称为“robotnik”：这就是当代“机器人”（robot）一词的来源，它最早出现在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1921年的著名戏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R.U.R.）中。 6 奴隶几乎能够完成人们所能想到的所有乏味的手工任务，显然他们能做的体力工作范围比现代机器人技术所能做的要宽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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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认为奴隶制妨碍了古典时代的技术进步的观点显然极具争议。将这种观点从古典时代推演到所有前工业社会显然是牵强附会。虽然公元2世纪时奴隶制在罗马帝国就已基本消亡，但奴隶制的结束是农奴制的开端，而非自由的开端。农奴和奴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可以保留部分劳动所得，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受到诸多限制，这些限制确保了稳定的劳动力供应，同时对工资施加了下行压力。虽然1348年的黑死病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终结了英国的农奴制，但政府立法阻止工资上涨，这带来了长远的影响。从全球范围来看，奴隶制和农奴制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即使到了1772年，即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四年前，亚瑟·杨（Arthur Young）估计当时全世界只有4%的人口是自由人， 7 剩下的96%是奴隶、农奴、契约劳工和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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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难说奴隶制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机械化的发展，但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奴隶制（或农奴制）自身是否阻碍了人们采纳取代劳动力的技术：人们推广机械化的动力并不取决于劳动者是否自由，而取决于劳动力的价格。前工业社会劳动力价格一直都很低。最近的一项研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就算是在现代环境中，大量廉价劳动力与缓慢的机械化进程之间也存在着联系。 8 在美国南部，奴隶制的长期存在说明农业一直是劳动力高度密集的产业。虽然南北战争期间大量奴隶被解放，但黑人的工资仍然很低。1927年密西西比河的洪灾是一个导火索，它使得美国南部一些郡县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因为许多黑人家庭离开了遭受洪水侵蚀的地区，去其他地方寻找工作。由于无法阻止黑人劳动力的流失，相比于廉价劳动力仍十分充足的、未受洪灾影响的地区，洪灾地区的种植园主向着资本更集中和机械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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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前工业时代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使得人们缺乏动力去使用和推广取代工人的技术。事实上，罗伯特·艾伦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最先发生在英国，就是因为一开始，在其他地方使用这些技术并不划算。 9 他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之路始于黑死病。黑死病造成了长期的人口下降和劳动力短缺，增强了工人的议价能力。 10 农民们要求用自由取代农奴制，虽然法律仍想压低劳动力价格，工资最终还是开始上涨了。随着大发现时代的英国在贸易领域取得成功，工资增长变得更快。随之而来的是新挑战：劳动力成本高昂，英国将如何保持贸易竞争力呢？艾伦认为关键因素在于英国的实业家们幸运地坐拥了成山的煤炭。 11 煤炭工业的早期兴起是英国区别于〔荷兰这样的〕其他高薪国家的标志。面对低廉的能源价格和高昂的劳动成本，英国的工业开始采用在其他地方性价比不高的机器。这样的解释看似有说服力，但新近收集的数据表明英国人的工资并未如以前所料想的那样迅速增长。 12 此外，即使我们假设英国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早期的省力技术——如威廉·李发明的织袜机和起毛机——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出现了，却遭到了强烈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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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前，由需求推动技术进步的例子非常少。乔尔·莫基尔关于前工业时代技术进展的权威研究指出，“发明是需求之母”，这一观点更准确地描述了前工业时代人们为发明创造而做的努力。 13 实际情况并不是先有需求，然后有技术发展，而是阵发性的技术进步触发了人们此前未曾意识到的欲望，带来了新需求。技术进步经常是随机且不可预测的，正如有时因技术而产生的需求一样。例如古腾堡的印刷术创造了对书籍、教育和识字的需求，而非人们对书籍的需求导致了印刷术的发明。另一些发明则是偶然发现的结果。当冰河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们第一次在炉膛发现残留的石灰石和燃烧过的沙子，不可能预见到数千年来的偶然发现会导致罗马第一批玻璃窗的出现。 14 与之类似，当托里拆利发现大气有重量时，他没能预见后续的一系列事件最终会导致蒸汽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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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技术会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观点意味着前工业时代增长乏力主要是因为技术供应受到了阻碍。为了支撑供应驱动这一解释，大量理论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可能阻碍前工业时代技术供应的因素。比如众所周知，创业面临的风险对技术进步来说非常重要，但有一点很容易被忽略：在前工业时代，发明创造的风险更高，回报更少。在大规模生产时代和社会安全网到来之前，冒着风险创业的收益上升空间非常小，潜在的风险则大得多。19和20世纪之前的发明家们能获得的财富很少，因为新技术的市场通常局限于当地，因此一般都比较小。创业失败最糟糕的结果是会因饥饿而死去。除此之外，由于前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通常局限于当地，一项在A地出现的技术可能会在未来引领B地的技术进步，但此时B地的人们对这一技术尚一无所知。这种路径依赖有时会把社会引入到技术发展的死胡同中。例如在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方，驼鞍的诞生（公元前500—前100年）表明骆驼逐渐取代了轮式运输，人们减少了道路和桥梁建造方面的资源投入，造成基础设施落后，人们愈发没有兴趣来开创新的运输方式。然而如上所述，虽然发明创造有着高风险，技术知识的传播也要花时间，但如印刷术这样的突破性技术仍被发明出来并得到了采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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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虽然经济学家经常不屑于认为文化会阻碍经济发展，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文化理念会阻碍进步。莫基尔支持过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17世纪的技术变革为一种进步的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6 他恐怕说得很对。那种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取代迷信的文化，被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视作对技术进步至关重要，直到启蒙运动才出现。 17 抛开迷信不谈，前工业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未能看到机械化的任何好处。他们和古典时代的哲学家对于技术发展有着相同的文化态度，正如伯特兰·罗素恰如其分的总结：“柏拉图和其他多数希腊哲学家一样认为闲暇对智慧来说必不可少，因此那些必须为了生活而工作的人是没有智慧的。” 18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中写道：“那些过着技师和劳工生活的人无法践行美德。” 19 换句话说，劳动，特别是建造机器所需要的体力劳动，在古典时代的许多伟大人物看来是没有价值的。虽然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观点与古典时代哲学家们非进步的信仰没什么区别，但中产阶级（或者说生产阶级）的观念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其核心是宗教信仰的本质的变化。技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总是复杂又微妙，但毋庸置疑，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宗教信仰发生了改变，人们对技术进步的态度随之发生了改变。罗马人和希腊人认为自然是众神之域，使用任何技术手段操控自然都是有罪的甚至是危险的。他们的观点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形成了鲜明对比。历史学家们认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拥戴了一个更理性的上帝，故而为未来的技术进步铺平了道路。林恩·怀特解释道：“基督教与古代异教和亚洲的宗教截然不同……它不仅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论，而且始终坚持认为，人们为正当的目的而利用自然是上帝的意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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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法证明其因果关系，但“如果上帝希望人类飞翔，就会给人类以翅膀”的观点显然在拉丁教会内部遭到了反抗。13世纪的方济各会修士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在作品中曾设想过汽船、汽车和飞机的出现。马姆斯伯里的僧人埃尔默（Eilmer）在尝试使用滑翔机飞行时也没有罪恶感。 21 神职人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技术发展。对中世纪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本笃会的教义强调，工作和生产都是美德，而且能够提供救赎。然而这并不代表基督教总是赞成进步。伽利略支持日心说，这引发了一场著名的论战，他由此成了异端甚至遭到囚禁。这显示出与前面所说的相反的情况。然而，拉丁教会对科学的压迫无疑阻碍了一些创造追求，可是早期的工业化是没有科学基础的。蒸汽机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后来者。直到19世纪以后，科学才成为经济进步的支柱。莫基尔曾写道：“我们认为，与古典时代工业革命相关的‘工具潮’的许多东西用1600年的知识很容易就能制造出来——但蒸汽动力是个明显的特例。不容置疑的是，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科学对生产性经济来说越来越重要。到1870年之后，随着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科学已必不可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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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于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和地点的解释是：前工业世界的制度更多的是在阻碍而非鼓励发明创造。受到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开创性工作的启发，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直到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后，随着议会权力超过国王，英国才具备发生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23 在此之前，寻租的王室和其他“经济寄生虫”发现从他人手中直接抽税要比从需要努力工作的生产活动中获得收入更容易。1689年《权利法案》的第4条改变了游戏规则，即英国人只要自己没有同意就不能再被征税。如果没有议会授权，为了给王室提供用度而征税将被视作非法。然而，虽然此事非常重要，但若想要解释为何工业革命会长期缺席，就不仅仅需要找到一个阻碍总体技术进步的评价变量。如上所述，前工业时代的文化和体制并没有阻碍所有的进步。18世纪以前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技术进步。关键区别似乎在于，光荣革命之前的政府频繁试图阻碍发展取代工人的技术，而工业革命的核心发明正是取代工人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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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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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终有一天会促成工业革命的必需的制度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新世界的发现开启了工业化的道路。达龙·阿西默格鲁、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已经证明了，一些地方的政治机构对君主制产生了重要制衡，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帮助商人们进行促进工业和技术发展的改革，使得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增长了，商人群体不断壮大。 24 因此，在英国和荷兰这种不那么专制的经济体中，经济增长更快，王室圈子之外的商人群体是贸易的主要获益者。比如在英国，议会成功地阻止了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垄断经营的数次尝试，结果，贸易活动主要以个体商户或合伙人的方式来进行。这与王室垄断贸易之风盛行的大部分欧洲国家相反。在葡萄牙，与非洲和亚洲的贸易被王室贸易公司印度之家（Casa da Índia）所垄断。位于塞维利亚的西班牙印度等地贸易署（Casa de Contratación）也为西班牙帝国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其管辖范围内的殖民贸易被卡斯蒂利亚王室所垄断。在法国，商人的政治影响力也遭到了削弱。 25 虽然早期的大西洋贸易使得一些商业群体特别是基督新教胡格诺派这样在王室圈子之外的人变得富有，但拉罗歇尔之围意味着新教最终被路易十四所禁止，导致大部分胡格诺派教徒离开法国。 26 一些国家的议会没能制衡执政者的权力，贸易被王室牢牢地掌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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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和王室之间的权力斗争是诸多社会政治冲突的核心。16世纪70年代的荷兰独立战争、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都是如此。 27 这些冲突在北海国家造成的结果和这类冲突在欧洲其他部分的长期缺失表明，在南欧和中欧，议会的影响力被削弱，而在荷兰和英国，议会的重要性有所增强。经济史学家扬·卢滕·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艾尔乔·伯林根（Eltjo Buringh）和马尔滕·博斯克（Maarten Bosker）发现，1500—1800年间进行殖民活动的欧洲经历了持续的制度分化期。 28 议会活动在北海国家迅速增长，在欧洲其他地方则有所下降（图4）。法国议会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活动在16世纪中期之前一直在增强，但后来国王设法在不经三级会议批准的情况下征税，此后议会的影响力便降低了。西班牙通过新世界的地理大发现（主要是银和金）为王室带来了新的收入来源，降低了征税（需得到议会的同意）的需求。因此，议会就不再非召开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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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188—1789年欧洲一些国家议会的活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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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 L. Van Zanden, E. Buringh, and M. Bosker, 201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European Parliaments, 1188—1789”,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5 (3): 8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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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活动指数指的是每百年议会召集正式会议的次数。如果指数为0，意味着不召集议会。如果指数是100，表明那个世纪每年都召开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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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系列事件可以解释北海国家议会活动的增加。在荷兰，大西洋贸易带来的商业利益导致荷兰商人和哈布斯堡王室（在荷兰独立战争之前统治荷兰）爆发了冲突，这些冲突在16世纪70年代的荷兰独立战争中达到顶峰。当荷兰议会和北部低地国家三级会议掌握了国家的统治权并建立荷兰共和国时，商人是支持独立的一股主要政治力量，自然而然成了新统治阶级。英国1642—1649年的内战改变了国家制度，议会势力打败了保皇派，查理一世遭受审判并被处以死刑。随后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议会议员与荷兰军队势力结盟，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领导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取代了詹姆斯二世。议会在内战中的胜利意味着支持工业发展的议会成员显著增加了。 29 更重要的是，以1689年的《权利法案》告终的光荣革命限制了国王任意统治国家的权力。例如，《叛变法案》（The Mutiny Act）禁止国王在未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组建和维持常备军，限制了君主以武力推翻议会的能力。由于国王必须定期召开议会以达成新的协议，议会通过缩短批准国王征税的时间，进一步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同时，为防止被国王从内部控制，议会设立了新的预防机制以避免购买席位和选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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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操作不仅让政治权力从国王转移到了议会，也使得政治影响力倾向于向商人转移。尽管商人在议会中很难成为多数群体，但随着代表商人和新教地主的辉格党联盟的形成，商人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 31 相比之下，1832年之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政治权力的土地贵族们并没有对工业革新和机械化做出什么贡献，但至少没有抵制它们。 32 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作为贸易国家，历史决定了土地贵族们的财富是多样化的，他们甚至能从工业化当中受益。 33 虽然光荣革命标志着地主贵族们缓慢衰落的开始，但直到20世纪早期，上议院仍照顾着他们的利益。因此英国的贵族仍然能够保留一些权力，虽然其他方面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发生转移，但他们较少感受到威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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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表明议会越来越多地采取行动捍卫工商业的利益。人们必须执行契约。财产权被视作高于一切权利。正如1776年亚当·斯密所看到的，“大不列颠的法律让每个人都有安全感，每个人都能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这一点就足够让任何国家繁荣起来”。 35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体制都有利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穷人受教育的机会有限，也不能担任陪审团成员。即使通过了《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和《1867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67），大部分普通人仍没有政治权利。“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种有缺陷的重商主义学说仍作为经济逻辑指导着议会的许多决策。议会的一些法案禁止了机器出口和工匠移民。议会通过的另一些法案则意在保护英国的商业和制造业免受外国的竞争。虽然那时的英国绝非现代民主国家，也缺乏自由放任经济所具有的许多特点，但英国社会已变得更多元、更具包容性和更勤劳。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1689年写道：“在我们国家，宽容终于被法律所承认。” 36 人们享受着表达的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能够从事他们喜欢的任何科学发明。商人们与地主们相处愉快。伏尔泰在英国逗留期间写道：“贵族们年幼的儿子不会看不起商业。内阁大臣汤森勋爵（Lord Townsend）的弟弟就对在城里开公司感到很满意。” 37 18世纪早期在各地游历的丹尼尔·笛福曾这样描述英国商人：“这里的贸易不会违背绅士原则。简言之，在英国从事贸易会塑造绅士：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商人们的子辈或者孙辈就会成为优秀的绅士、政治家、议会成员、枢密院成员、法官、主教和贵族。这就和那些具有最高出身的最古老的家族一样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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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在北海国家以外的地方闻所未闻。环顾欧洲大陆，除荷兰共和国外，其他国家的工业和贸易都是由王室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商人阶级的相对影响力最为明显。例如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认为工业发展需要国家支持，这对于将国家从破产的边缘拯救回来也至关重要。为了经济增长和让法国在奢侈品生产领域实现自给自足，柯尔贝尔在1665年建立了王家镜子制造厂（众多国营工厂之一），目的是取代来自威尼斯的进口货。在法国的玻璃制造业站稳脚跟后，威尼斯玻璃就遭到了禁止。检查员们制定的统计分类法把制造商分成了三类，它显示了王室极大的影响力。第一类是由王室财政资助的国家工厂：这些工厂主要生产仅供王室使用的奢侈品。例如著名的戈贝林工厂就雇用了大量手工匠供王室差遣，他们装饰凡尔赛宫、圣日耳曼城堡和马尔利城堡。第二类是王家制造厂，这些制造厂是受国王的正式邀请，在指定地区生产大众消费品的私有企业。最后一类是特权制造厂，它们享有生产和销售特定商品的王家垄断经营权。所有这些行业都不存在竞争，也没有机械化，它们的生存全靠王室的支持和赞助。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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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君主们不仅没有鼓励工业发展，反而积极地阻碍其发展。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1835年以前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cis Ⅱ）显然很害怕技术进步带来的政治后果，因此尽可能地保持农业经济。他担心的主要问题是工厂会取代家庭体系中的工人，使穷人们集中到城市并组织起来反抗政府。为避免这种来自下层的威胁，1802年弗朗茨二世禁止在维也纳建设新工厂，直到1811年都禁止进口和采用新机器。当建造蒸汽铁路的计划被放到他面前时，他回复道：“不，不，我不会和这些东西扯上关系，否则我的国家可能会发生革命。” 40 因此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区域，很长一段时间里铁路车厢都是由马拉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