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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 L. Van Zanden, E. Buringh, and M. Bosker, 201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European Parliaments, 1188—1789”,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5 (3): 8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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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活动指数指的是每百年议会召集正式会议的次数。如果指数为0，意味着不召集议会。如果指数是100，表明那个世纪每年都召开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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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系列事件可以解释北海国家议会活动的增加。在荷兰，大西洋贸易带来的商业利益导致荷兰商人和哈布斯堡王室（在荷兰独立战争之前统治荷兰）爆发了冲突，这些冲突在16世纪70年代的荷兰独立战争中达到顶峰。当荷兰议会和北部低地国家三级会议掌握了国家的统治权并建立荷兰共和国时，商人是支持独立的一股主要政治力量，自然而然成了新统治阶级。英国1642—1649年的内战改变了国家制度，议会势力打败了保皇派，查理一世遭受审判并被处以死刑。随后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议会议员与荷兰军队势力结盟，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领导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取代了詹姆斯二世。议会在内战中的胜利意味着支持工业发展的议会成员显著增加了。 29 更重要的是，以1689年的《权利法案》告终的光荣革命限制了国王任意统治国家的权力。例如，《叛变法案》（The Mutiny Act）禁止国王在未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组建和维持常备军，限制了君主以武力推翻议会的能力。由于国王必须定期召开议会以达成新的协议，议会通过缩短批准国王征税的时间，进一步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同时，为防止被国王从内部控制，议会设立了新的预防机制以避免购买席位和选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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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操作不仅让政治权力从国王转移到了议会，也使得政治影响力倾向于向商人转移。尽管商人在议会中很难成为多数群体，但随着代表商人和新教地主的辉格党联盟的形成，商人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 31 相比之下，1832年之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政治权力的土地贵族们并没有对工业革新和机械化做出什么贡献，但至少没有抵制它们。 32 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作为贸易国家，历史决定了土地贵族们的财富是多样化的，他们甚至能从工业化当中受益。 33 虽然光荣革命标志着地主贵族们缓慢衰落的开始，但直到20世纪早期，上议院仍照顾着他们的利益。因此英国的贵族仍然能够保留一些权力，虽然其他方面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发生转移，但他们较少感受到威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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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表明议会越来越多地采取行动捍卫工商业的利益。人们必须执行契约。财产权被视作高于一切权利。正如1776年亚当·斯密所看到的，“大不列颠的法律让每个人都有安全感，每个人都能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这一点就足够让任何国家繁荣起来”。 35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体制都有利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穷人受教育的机会有限，也不能担任陪审团成员。即使通过了《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和《1867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67），大部分普通人仍没有政治权利。“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种有缺陷的重商主义学说仍作为经济逻辑指导着议会的许多决策。议会的一些法案禁止了机器出口和工匠移民。议会通过的另一些法案则意在保护英国的商业和制造业免受外国的竞争。虽然那时的英国绝非现代民主国家，也缺乏自由放任经济所具有的许多特点，但英国社会已变得更多元、更具包容性和更勤劳。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1689年写道：“在我们国家，宽容终于被法律所承认。” 36 人们享受着表达的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能够从事他们喜欢的任何科学发明。商人们与地主们相处愉快。伏尔泰在英国逗留期间写道：“贵族们年幼的儿子不会看不起商业。内阁大臣汤森勋爵（Lord Townsend）的弟弟就对在城里开公司感到很满意。” 37 18世纪早期在各地游历的丹尼尔·笛福曾这样描述英国商人：“这里的贸易不会违背绅士原则。简言之，在英国从事贸易会塑造绅士：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商人们的子辈或者孙辈就会成为优秀的绅士、政治家、议会成员、枢密院成员、法官、主教和贵族。这就和那些具有最高出身的最古老的家族一样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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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在北海国家以外的地方闻所未闻。环顾欧洲大陆，除荷兰共和国外，其他国家的工业和贸易都是由王室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商人阶级的相对影响力最为明显。例如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认为工业发展需要国家支持，这对于将国家从破产的边缘拯救回来也至关重要。为了经济增长和让法国在奢侈品生产领域实现自给自足，柯尔贝尔在1665年建立了王家镜子制造厂（众多国营工厂之一），目的是取代来自威尼斯的进口货。在法国的玻璃制造业站稳脚跟后，威尼斯玻璃就遭到了禁止。检查员们制定的统计分类法把制造商分成了三类，它显示了王室极大的影响力。第一类是由王室财政资助的国家工厂：这些工厂主要生产仅供王室使用的奢侈品。例如著名的戈贝林工厂就雇用了大量手工匠供王室差遣，他们装饰凡尔赛宫、圣日耳曼城堡和马尔利城堡。第二类是王家制造厂，这些制造厂是受国王的正式邀请，在指定地区生产大众消费品的私有企业。最后一类是特权制造厂，它们享有生产和销售特定商品的王家垄断经营权。所有这些行业都不存在竞争，也没有机械化，它们的生存全靠王室的支持和赞助。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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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君主们不仅没有鼓励工业发展，反而积极地阻碍其发展。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1835年以前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cis Ⅱ）显然很害怕技术进步带来的政治后果，因此尽可能地保持农业经济。他担心的主要问题是工厂会取代家庭体系中的工人，使穷人们集中到城市并组织起来反抗政府。为避免这种来自下层的威胁，1802年弗朗茨二世禁止在维也纳建设新工厂，直到1811年都禁止进口和采用新机器。当建造蒸汽铁路的计划被放到他面前时，他回复道：“不，不，我不会和这些东西扯上关系，否则我的国家可能会发生革命。” 40 因此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区域，很长一段时间里铁路车厢都是由马拉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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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尼古拉一世同样担心机械化工厂在俄罗斯帝国的推广会动摇他的统治。为了延缓技术进步的过程，他禁止了工业展览。1848年一系列革命在欧洲爆发后，他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限制了莫斯科的工厂数量，明令禁止使用新的纺织机器和铁器铸造厂。 41 如同在神圣罗马帝国一样，铁路不仅被视为一项革命性技术，对革命来说也是一项使能技术。因此，1842年之前修建的唯一一条铁路连接着圣彼得堡和位于皇村与巴甫洛夫斯克的皇帝住所。甚至俄国报纸中关于铁路的信息都要经过审查。工人的流动和信息的传播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俄国精英们对机械化工厂感到恐惧无疑是正确的。1895年《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圣彼得堡有如下报道：“拉费尔姆的香烟厂引进机器，在周六引发了一场严重骚乱。员工们认为机器会取代他们大多数人的工作，于是捣毁了机器，将碎片扔出了窗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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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在试图阻挠取代技术的传播。甚至到了17世纪，查理一世还发布公告禁止推广起毛机。但在光荣革命后，事情发生了变化。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写道：“如果是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格兰，帕潘（他的蒸汽机被富尔达的船夫们砸坏了）可能会面临同样的敌意，但在1688年后，一切都改变了。事实上，若船没有被毁，他原本打算开船去伦敦。” 43 无疑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君主们阻碍取代技术的例子在1688年之前还数不胜数，但后来就很难找到了。部分原因在于光荣革命以后，议会和竞争的加剧削弱了行会的势力。虽然直到《1835年市议会组织法案》（Municipal Corporations Act of 1835）的颁布，英国才正式禁止行会，但早在此前行会的成员就在流失，势力也在变弱。前文讨论过，如果技术能增强行会成员的技能，行会就不会抵制技术发展。但当技术威胁到行会的成员，可能使行会成员被淘汰时，就会遭到抵制。工业革命主要以取代工人的机器为基础，因此削弱行会力量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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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变得更加一体化，这种情况自然会发生：行会的影响力仅限于他们所在的城市，而随着城市之间竞争加剧，行会的政治影响力也在变小。剪切工行会曾是羊毛行业最强大的行会之一，成功地保障了其成员的高工资。通过请愿和暴力活动，他们在长达数十年里成功阻止了将起毛机引进到英国西部。然而接踵而至的竞争改变了游戏规则。在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郡，行会长期以暴力反抗起毛机的推广。但随着他们的生意输给了格罗斯特郡，反抗终于停止了。格罗斯特的剪切工们发现，通过使用工厂，他们能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和扩大业务范围。 44 伯明翰和曼彻斯特这种以前是乡村后来发展为新城镇的地方，也从行会的规章制度中解放了出来，自然而然成了工业革命的引擎。 45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针对1620—1823年存档的4212项专利的统计分析表明，在英国，越是更多地接触外部竞争的地区，在新技术上的投入也越多。 46 最关键的是，技术进步的本质也发生了改变。经济史学家克里斯汀·麦克劳德（Christine MacLeod）查证了1663—1750年间存档的505份专利文件后发现，极少有技术是为取代工人而被发明的。据说大约45%的专利的目的在于提高工人的技能，另外37%在于节约资本。只有2%的专利是用于节省劳动力的。然而在1750—1800年间，省力技术所占的比例上升了四倍。 47 毫无疑问，发明家们长期以来都在隐藏发明省力技术的想法，就是因为担心遭到抵制。然而，取代技术的激增为英国手工业行会的衰落提供了额外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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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行会（公所）存在的时间更长，而且几乎不受约束地控制手工艺。 48 中国的行会比欧洲的更有影响力，而且会定期用他们的势力强行限制取代工人的技术。当时的观察家丹尼尔·J. 麦克戈万（Daniel J. Macgowan）在1886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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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当地的商人从伯明翰进口了大量黄铜薄片，提供给生产者来打造黄铜器皿。这造成了一些铜匠失业——这些人以前的工作是把此前进口的厚黄铜片捶打成薄片。为避免帝国最嘈杂的城市中最吵闹的阶级发动暴乱，这些金属被退回到了香港。除此之外，一位来自美国的华裔进口了一些高效的缝纫机，为中国的上层阶级缝制毛毡鞋底。然而当地的鞋匠们（圣克里斯平的子嗣）捣毁了机器，选择用父辈的方式继续生产鞋子。那个具有创业精神的中国人则穷困潦倒地回到了香港。几年前，一位开明的中国人建立了蒸汽棉纺厂，但由于棉花种植者不供应棉花，这种简单的计划也落空了，工厂也就毫无用处了。来自法国的缫丝厂不仅能节约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也提高了丝绸产量和质量。这些工厂在广州成功了一阵子后，被中国的资本家引入到养蚕地区，不料被乡下人彻底捣毁了。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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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害怕社会动乱，中国的当权者选择支持行会。1876年，一份发往位于伦敦的外交部的报告着重强调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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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1875—1876年］有人尝试在这个港口城市［上海］建一座蒸汽棉纺厂，用当地种植的棉花生产棉制品……这与中国人目前正在制造的商品类似。……但这座工厂的英国产机械设备和蒸汽机拥有优势。……当中国的报纸逐渐了解这家公司以后，棉布行会变得十分惊慌。因此，支持这一项目的本地人退缩了。不幸的是，一项传言在当地人——特别是手工织布工人——中间传开了，即建厂的方案一旦得到实施，手工织布行业马上就会终结。于是，行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大意是禁止人们购买机器制造的衣服。……当地的官员们担心人们发动暴乱，于是都拒绝支持建厂计划。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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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取代技术的抵制和公所的长期存在也可以解释中国工业化的姗姗来迟。与英国相比，中国的城市更为分散，这意味着城市之间竞争更少，公所的权力受到的威胁也更小。因此经济学家克劳斯·德斯梅特（Klaus Desmet）、阿夫纳·格赖夫（Avner Greif）和斯蒂芬·帕伦特（Stephen Parente）认为，当18世纪英国城市之间的竞争削弱了行会势力的时候，中国的缺乏竞争意味着它的工业化要在200年后才会发生。届时中国才会融入世界经济。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要求开放5个所谓的通商口岸在中国开展对外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中国的通商口岸数量增加到了近100个。对外贸易带来的竞争使得中国技术落后的事实愈发明显了。到了20世纪初，中国从西方引进了许多节省劳动力的技术。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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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国行会的衰落不仅是城市之间竞争的结果。它也是一种政治选择，是新的“烟囱贵族”（chimney aristocracy）的兴起和民族国家之间竞争加剧的结果。英国的政治机构和司法部门在以前支持工人和行会的主张，反对取代技术，但到了18世纪，他们和发明家站到了一边。议会曾多次裁定，驳回了纺纱工、精梳工和剪切工们提出的禁止使用棉纺机、精梳机和起毛机的请愿。上文提到，英国政府在机械化问题上的立场有了转变，部分原因在于制造业商人的政治影响力增强了。商人的财富源于大英帝国贸易的成功，贸易反过来又需要机械化以保持国际竞争力。大体上说，英国对贸易的依赖使得经济保守主义与政治现状更难保持一致。由于民族国家之间竞争加剧，外国入侵等外部威胁可能导致的政权更替的危险逐渐变得比来自底层的威胁更大。统治精英们非常清楚，他们的军事实力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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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9年的立法进一步强调了政府支持发明者这一坚定承诺，这次立法规定毁坏机器可判处死刑。 52 当然我们将在第五章说明，工人们仍将尽其所能反抗省力机器的引进。由于议会废除了1551年的禁止起毛机的法律，1811—1816年，卢德主义者由于害怕取代劳动力的技术变革而发动了暴乱。然而英国政府以更严厉的态度处理那些阻止技术力量的企图，并派遣军队镇压闹事者。1779年兰开夏郡暴乱后通过的一项决议表明了政府对人们捣毁机器的态度：“大暴乱发生的唯一原因就是棉花制造厂采用了新机器。尽管如此，由于我们的国家在机器的使用上获利良多，在这里捣毁它们只会让它们迁往别处……从而危害到英国的贸易。”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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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事情的发展则大不相同。英国正经历工业革命的时候，法国则正处于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前夕。经济史学家杰夫·霍恩（Jeff Horn）曾提到，法国革命自下而上的威胁对法国政府来说是实实在在的。 54 与英国政府大规模部署并严厉镇压损坏机器的行为不同，法国政府担心机械化会加剧社会动荡。英国的发明家和实业家能仰仗政府的支持来对抗捣毁机器的手工匠，但在海峡另一侧，政局动荡意味着法国的工业家们得不到政府的保护。众所周知，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曾在他的经典作品中提出，动荡是卢德主义的必然后果。 55 然而，英国反抗机械的暴徒们是叛逆的而不是革命的。法国的情况则正相反，革命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与英国相比，1789年法国的反抗机器的暴乱对工业化进程所起的延迟作用要大得多。当巴黎群众冲击巴士底狱时，来自达尔纳塔尔镇的愤怒的羊毛工人冲破了守卫塞纳河桥梁的王家军队的防线。他们到达圣塞夫的制造厂附近并毁坏了安装在那里的机器。接下来一连串类似的事件给整个国家留下了长久的阴影。在新成立的卡洛恩公司，愤怒的暴民们捣毁了30台机器。在鲁昂郊区，超过700台珍妮纺纱机被毁。一些工业先驱——比如乔治·加尼特（George Garnett）——试图回击，但民众太多了。和英国不同的是，没有军队来帮助平息事态。政府担心手工匠们的反抗会让国家整体动乱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此法国的实业家和发明家们也不太相信政府会愿意保障他们的利益。 56 这种政治不确定性削弱了人们在机器和工业方面进行投资的意愿，也抑制了法国的经济增长。霍恩解释道：“由于劳动者们的好战，劳动阶级发起彻底的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可能性使得法国政府和欧洲大陆的企业家们无法像在英国那样安全地将收益或者创新做到最大化。……因为1789年的毁坏机器事件是革命性政治出现的一个方面，而颇为自信的法国政府几乎无力压制。在十年革命（1789—1799年）期间，法国的工业家们无法依靠政府来镇压工人阶级的好战情绪。”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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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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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缓慢不能用缺乏创新或好奇来解释。前工业世界出现了大量发明，包括安提基特拉机械、机械钟、印刷术、望远镜、气压计和潜水艇。前工业时代的一些发明甚至可以说比工业革命期间的“工具潮”（wave of gadgets）更精细更复杂。然而，仅靠具有技术创造力的人显然不足以构成经济进步的充分条件。因此技术必须先找到一个经济目的，然后得到推广。正如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指出的那样：“努力工作需要激励，天才的灵感闪现却不需要。” 58 前工业时代显然存在着天才的灵感闪现，但很少有投资机械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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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前，政治权力被牢牢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权力结构随着农业的发明而成形。农业发明之后人们首次储存食物、拥有土地，个人能够积累有意义的盈余。这反过来促进了产权的概念，并促成了保护这些权利的政治结构。农民用劳动换取骑士的保护，这种交换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寻租的回报比寻求进步的回报更丰厚。统治阶级担心取代了劳动力会造成人们生活困难、社会动乱，最糟糕的情况甚至是政治现状受到挑战。因此，取代工人的技术经常遭到抵制甚至被禁止。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在进步中的损失大过收益，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陷入了一种技术陷阱，威胁人们技能的技术往往遭到强力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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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事件打破了平衡，使天平朝着对发明家有利的方向倾斜。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君主间竞争的加剧，意味着限制技术进步的成本极大提高了。落后的国家很快就发现他们将被先进国家超越，更糟的是甚至会被征服。先进国家则会发现，想要在保持政治现状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保守主义将更加困难。换句话说，外部的威胁比来自下层的威胁更大。尽其所能抵制取代技术的手工业行会随着城市间竞争的加剧而衰落了。他们的衰落意味着政府支持企业家和发明家将更容易，这将对行会不利。德斯梅特、格赖夫和帕伦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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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从政界和司法部门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当手工业行会成员的工作受到新技术的威胁时，他们就会诉诸暴力手段。这些暴力行为包括暴乱、游行示威和蓄意破坏。这些活动在19世纪之交的时候变得更加频繁，最终在1811—1816年的卢德主义暴乱中达到高潮。这些暴力行为与其说是力量的象征，不如说是没落的行会体制在做垂死挣扎。……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行会阻挠省力技术引进的行动变得越来越无力，英国进入由工业化主导的时代，逃离马尔萨斯陷阱也只是时间问题。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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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统治精英们开始支持发明家后，英国工业的机械化进程才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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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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