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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维多利亚时代机器的反对者们提出的问题多过答案，但他们激励了机械化的捍卫者（包括查尔斯·巴贝奇、安德鲁·尤尔和爱德华·拜因）来为机械化辩护。巴贝奇在《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中提出，机器是对工人劳动的有用补充，并提出“在手工行业的各种操作中，多一只手的帮助给了工匠极大的便利。在这些情况下，结构最简单的工具和机器都能帮助我们……蒸汽的无穷力量的出现已经给这座岛屿的人们提供了成千上万只手的帮助”。 30 除了提高工人的生产率，尤尔还宣称，只有机器得到推广，新的、酬劳更好的工作才会出现。这样普通人才可能有机会在经济阶梯上更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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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抱怨他们的雇主如何发达……优秀的工人会努力改变自己的境遇，朝着监工、经理和工厂合伙人的位置去奋斗，与此同时也会使市场对他的同伴们的劳动力需求上升。只有通过这种不受干扰的发展，工资水平才会一直上涨或维持在较高水平。若非机器操作者的错误认识带来了暴力冲突和干扰，工厂制会比现在发展得更快，给所有相关的人都带来福利，也会更频繁地出现更多诸如熟练工人成了富裕业主那样让人高兴的例子。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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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因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认为在工业城市，工人们强烈的不安主要是由“比理性判断强得多的想象和情感”所激起的。 32 与巴贝奇类似，拜因也认为机器是人力劳动的补充而非替代品，他认为得到机器助益的各阶层劳动者都获得了很好的报酬。他还补充道：“工人不是做苦力的人，相反，蒸汽机是替他们做苦力的工具。” 33 在对23.7万名棉纺厂工人的数据资料进行考察之后，拜因认为他们的工资不仅足够让他们买必需品，还使他们能买得起一些奢侈品。虽然有数据显示，在1814—1832年间工人们的名义工资下降了，但他认为机器的改进使得工人们能够买到更便宜的商品，这一点弥补了工资的下降。然而，拜因还观察到了被动力织机取代的手织工人，“无论是在大城镇还是乡村，他们的情况都非常糟糕。他们工资少得可怜，工作的地方同时也是住所，环境封闭又不卫生”。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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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械化工厂取代家庭体系时，关于工人们经济状况如何的证据是有瑕疵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学指标和生物学指标一致表明在典型的工业革命期间，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停滞不前，部分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甚至有所下降。这些指标具有参考意义，因为它们准确记录了物质福利的总体发展轨迹。然而，工业革命在其发展早期并不是一个总体现象。纺织业是第一个机械化产业，也是最能让人强烈感受到工厂力量的地方。最近，经济史学家譬如珍妮·亨弗里斯和本杰明·施耐德（Benjamin Schneider）提请我们注意机械化工厂给部分人口带来的个人悲剧。英国乡村中数十万成年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从事的兼职工作（手工纺纱）是最先受到冲击的行业。亨弗里斯和施耐德指出，在18世纪晚期，手工纺纱被机械化宣判了死刑，它的消亡给英国乡村家庭带来了长期的痛苦。随着纺纱工人就业机会的枯竭，家庭收入受到冲击，乡村家庭只能努力从这种冲击中恢复过来。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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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公众的想象中，手摇织机的工人仍是工业革命的悲剧英雄。出生于1846年的沃尔特·弗里尔（Walter Freer）在他的自传中描述道：“在我出生前，手摇织机的织工是劳动者中的贵族。” 36 与手纺工人相似，织工的技能也随着机械化的发展而过时了。罗伯特·艾伦在调查织工的工资时发现，贫困与动力织机的扩张是同步的。不仅工资不平等迅速扩大，织工的工资潜力也降低到了仅能维持生计的水平。 37 手摇织机织工的情况从更广的层面揭示了英国状况问题：随着工厂制的扩张，许多工匠没了收入。亨弗里斯开创性地为600名生活和工作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男子作了传，生动描述了由手工贸易的消失而引发的许多个人悲剧。 38 他们的故事与艾伦的描述也产生了呼应：“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水平问题是手工纺织和其他手工贸易遭到毁灭的结果。” 39 事实上，即使邓肯·比瑟尔（Duncan Bythell）针对手摇织机织工的详细调查常被引用来说明织工的情况并不像有些描述那样令人绝望，这份调查仍断言动力织机带来了“我们近来的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解雇潮和技术失业”。 40 1816年，斯托克波特地区的织工失业率是60%。10年后，达温镇69%的手摇织机织工仍处于失业状态，格拉斯哥有大约五千名织工失业，下城区84%的织机处于空置状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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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们的处境随着工作机会的消失而变得艰难了。然而，比这更难的是去判断工业革命期间的失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机械化造成的。这不仅因为统计数据少，还因为造成失业的原因有很多。事实上，织工的失业率长年居高不下，与经济衰退保持着同步，这表明失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周期性的而非技术性的。 42 约翰·费尔登（John Fielden）采用了相对繁荣的1833年的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的估算可能更接近真实的技术失业率。他调查了兰开夏郡和约克郡33个镇的穷人——这些人主要都是手摇织机的织工——发现失业率大约是9%。 43 至于这种失业率是永久的还是临时的，则是另一回事了。即使动力织机的到来使得一些地方的手摇织机工人失业，但最终有些人还是迁移到别处工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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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人流动性的证据同样有瑕疵。1850年左右，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利物浦这样的主要工业城市，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表明英国人的流动性非常高。然而，更能干、更年轻的工人的流动性要远高于那些三十多岁的人，后者更倾向于将他们的住所与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就算选择迁移，通常也只是移居到附近的地方，很少有人会从南部的乡村迁移到北部的工业城市。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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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工厂老板对雇用更廉价、更顺从的童工的偏好和工厂工作的性质强化了工业革命的时代气质。正如尤尔在1835年观察到的那样，“即使是今天……人们发现仍几乎不可能将过了青年期的人——无论是从乡村来的人还是从事手工职业的人——变成有用的工厂劳动力”。 45 在机器的帮助下，人们很快就能学会纺纱，而且几乎不费什么体力。在1833年的一场关于童工问题的议会听证会上，一位见证者解释道，“阿克莱特、瓦特、克朗普顿和其他造福人类的伟人们的发现彻底变革了生产方式，以至于成年人被儿童取代，因为儿童的工资更低，而且很快就能熟练”。 46 阿克莱特的第一批工厂里几乎全都是年幼的儿童；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被改造得非常完美，一个儿童能同时操作80—120根纺锤。 47 走锭细纱机上的纺锤数量迅速增加，工厂里的童工数量也增加了：儿童和成年人的比例从2
:1上升到了9:1左右。 48 羊毛精梳方面的情况也差不多。据尤尔观察，“人们想办法设计了许多自动机器来完成精梳羊毛的工作……干燥处理后，羊毛被放入拔毛机中，拔毛机通常由一个10—14岁的男孩照看着”。 49 统计数据充分证明了这些例子：到19世纪30年代，在纺织行业，童工占比大约是50%，在煤炭行业，童工则占了约3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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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厂老板来说，儿童是成年工人的廉价替代品。童工仅有的开销一般只有食宿。即使他们能获得报酬，薪水也只有成年工人的三分之一，甚至只有六分之一。 51 儿童不仅是更廉价的工人，他们也更容易管教。成年工人常有的一个问题是酗酒。博尔顿—瓦特公司的一名发动机操作工在领取工资后，“第二天喝了很多酒，他让发动机失去了控制。最终发动机完全乱了套”。 52 儿童还可以工作更长时间。他们的一个工作日可以长达18个小时。因为机器可以日夜不停地运转，所以为了充分利用工厂的技术能力，童工常常被迫轮班工作。童工通常只被允许在40分钟内去吃一天中唯一的一顿饭，还得利用部分休息时间清理机器。如果没有遵守工厂的纪律，就会面临体罚的风险。虽然工厂委员会的人通过对儿童们的工作环境展开调查发现，极端的虐童案件只是个例而非一般情况，但许多儿童处境很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利顿工厂，埃利斯·尼达姆（Ellice Needham）在踢打完孩子们之后，掐他们的耳朵，指甲穿过皮肉。曾当过童工的罗伯特·布林科（Robert Blincoe）描述了一些具有创造力的折磨方法，包括用锉刀锉掉童工的牙齿、绑住手腕吊起他们以及浇热沥青扯掉他们的头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工厂主都残忍地对待童工，但我们在此引用拜因对工厂的描述——“人间地狱”，无疑是非常合适的。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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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工人几乎不会遭受同等程度的残忍对待，他们的担忧主要来自收入面临的威胁。即使假设机器没有暂时降低工厂对工人的整体需求，我们也不能保证被取代的工人能够找到酬劳更高或危险程度更低的工作。毫无疑问，一些工匠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但转换到新工作的成本往往是巨大的，因为新工作要求专业性和地域流动。最近针对北安普敦郡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随着英国的精纺工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北安普敦郡的家庭生产体系瓦解了，当地的生产者无法与机器抗衡。纺织行业在北安普敦郡经济中所占的就业份额从1777年的11%下降到了1851年的1%，纺织工和羊毛精梳工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得更快。这一时期前20年的净人口下降表明一些工人搬家了，也许搬去了其他有工厂的地方找工作。然而，就在北安普敦郡纺织业的从业人数下降的同时，农业就业人口却在激增。这一事实同样说明，许多原来的纺织业从业者转换到收入更低的农业中去了。由于涌入农业的工人没办法被吸收，我们可以猜测失业率随之上升了。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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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过程不断变化，工人技能过时的步伐也在加快。这给他们带来了压力，要求他们变得更加敏捷，更能适应快速变化。就算失业只是暂时的，人们也得在有工作的时候节省有限的收入，为可能的失业做准备：直到1911年，英国才开始有了由政府资助的失业保险业务。经济史学家马克辛·伯格（Maxine Berg）在其著作中详细地研究了机器问题，并做了恰当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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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们都强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对地理和职业流动的需求。对他们来说，机器意味着失业或至少威胁着工作。这种失业最好的结果是让劳动者在经济的各分支之间或经济部门内部过渡，最坏的结果则是在资本稀缺的时候影响整体经济。对他们来说，机器伴随着技能模式的改变，还包括经常会引入廉价的、非技术性劳动力……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观念变化也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这从政治经济学家对1826年兰开夏郡反机器暴动和1830年农业暴动的严肃态度中可见一斑。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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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尤尔这样的机械化的捍卫者认为，工厂最终会创造新的、报酬更高的就业机会。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显然，每个人都可能受益于更便宜的纺织品。然而，对于那些最初发现自己的工作技能由于取代型技术而变得多余的工人们来说，这些好处没法提供安慰。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工人们很少能感受到工业化带来的好处落入自己的口袋。也许工人们的反应最能说明问题。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工厂和工作，但也创造了许多卢德主义者。对许多经历过工业革命的人来说，反对是一种理性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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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德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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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器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区分短期和长远。尽管一开始那些技能被淘汰的工人的情况很差，但最终，工业革命带来了以前的穷人没机会接触到的新商品，也创造了新的、报酬更高的工作。19世纪机械化的捍卫者们可能正确地认识到了反抗机器的工人们的情绪比判断力更强烈。然而对那些失去了生计的工人，尤其是没法活到能体验新技术带来的好处的那一天的工人来说，长远影响有什么意义呢？正如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的那样，短期很可能就是一辈子，而等到长远影响实现的那一天，我们都已经死了。因为机械化带来的好处和利润都归了工厂主，而且是以牺牲工人为代价的，很多人由此推断机器威胁到了他们的生计，必须捣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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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位经济学家可能会疑惑，如果工业化会使人的效用降低，为什么他们还愿意参与到其中去呢？当然，有一个解释是，随着人们在家庭体系中的收入日益减少，转向工厂工作的机会成本降低了。工业化无情地降低了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让乡村产业失去竞争力。乡村工人的工资降低，因而被迫去工厂就业。此外，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还有其他选择（虽然事实上他们没有），那么他们从家庭体系转移到工厂制就很令人迷惑了。一些工人确实发起了暴动来反抗日益增长的机械化工厂，但他们遏制机器扩张的努力并未成功，因为英国政府站在了工业先驱的那边。正如保尔·芒图所写的那样，“不管〔工人的〕抵制是出于直觉还是深思熟虑，不管反抗是平和的还是暴力的，显然都不可能成功，因为整个趋势是与这种抵制相悖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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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和英国政府之间在采用机器技术问题上的冲突并不少见。查尔斯·丁利（Charles Dingley）因创办了莱姆豪斯地区第一座蒸汽动力锯木厂而被授予艺术协会金奖。1768年5月10日，这座工厂被大约500名锯木工人烧得一干二净，他们认为它剥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四天前，锯木工人就将他们的打算告知过丁利，但后者很不明智地轻视了工人们将语言付诸行动的能力。据说在锯木工人们到达后，丁利的员工克里斯托弗·理查森（Christopher Richardson）跟他们对峙，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告诉我当锯木厂正在运转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锯木工人正因没有面包而挨饿”。 57 英国政府对莱姆豪斯暴乱的反应比锯木工人对机器的愤恨态度更加强硬。前工业时代的君主们因害怕社会动乱而竭力阻止取代工人的技术进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769年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认定捣毁机器为重罪，可处以死刑。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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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769年的法案并没有防止类似的骚乱。1772年，曼彻斯特一家使用卡特莱特动力织机的工厂被付之一炬。在机器发展最快的兰开夏郡，1779年发生的暴乱同样非常危险。工业家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当时就在那里，他的一封信描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在路上碰到了数百名工人，其中一人告诉他，他们在捣毁所能找到的所有机器，还打算在整个英国都这样干。英国政府反应非常果断，立即开始镇压。政府从利物浦调来了军队，暴徒被轻易驱散了。兰开夏郡暴乱后，英国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限制机器的使用会削弱英国的贸易竞争力。这不仅说明了英国政府的逻辑，也表明此时的商人们相对于前工业时代，获得了更多政治影响力。即使机器的扩张是以牺牲了工人的效用、导致社会动乱接踵而至为代价的，英国的贸易竞争优势也并未受损。莱姆豪斯和兰开夏郡的事件很难说是孤例。在约克郡的西赖丁区和萨默塞特郡发生了一系列机器暴乱，这只是随便找出的例子。在历届英国政府任上，任何危及机器传播的暴力企图都很快被粉碎。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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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们也探索了其他方法阻挠机器技术的扩张。他们向议会提交了反对各种机器的请愿。这些诉求包括：羊毛精梳工们请愿反对卡特莱特的精梳机，熟练工们请愿反对使用机器造纸，棉纺织工们请愿反对他们声称已造成他们失业的机器。 60 然而，通过政治手段阻挠机器传播的尝试同样惨淡收场。雇主们指出机器对贸易至关重要，而英国的国家财富又非常依赖于贸易。这一主张相比于工人们的抱怨，又一次在议会引起更多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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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人们的担忧也并没有被忽视。议会针对羊毛行业成立了调查组，他们的调查结果最终反映在了1806年发表的一份著名的报告中。兰德尔·杰克逊（Randle Jackson）被委派考察英国的羊毛制造情况，他代表布商在下议院委员会发言。他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论证，说明了机械化会造成生产者失业，失业又导致他们的顾客身份被剥夺。 61 虽然有人争辩说，限制机器使用也符合工业家的利益，许多当事人也认为机器会降低劳动力价格从而对人们产生不利影响，但委员会得出的结论要乐观得多，他们认为“机器的使用已逐渐被确立了下来，似乎没有损害工人的福利，也没有减少工人的数量”。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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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针对羊毛产业情况的调查结论凸显了英国工人的无助境况。除了没能阻止新技术的传播，他们也没能让议会通过立法禁止采用传统的取代技术。虽然10年来他们一直请愿强制执行那项可追溯至16世纪的针对起毛机的禁令，但议会仍在1809年废除了旧法。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骚乱。在卢德主义者兴起的1811—1816年，诺丁汉郡的暴徒的主要攻击目标是针织机，但在约克郡，暴乱主要是由反抗起毛机扩张的修剪工人发起的。然而起毛机既是传统技术，又早已成熟。被捣毁的各种机器有个共同点——威胁了人们的工作。此外还有许多反抗事件。杰夫·霍恩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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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特一位名叫内德·卢德（Ned Ludham）的织布工学徒被雇主责骂后，拿起锤子砸毁了纺织机器。他被追随者们称作“卢德王”或“卢德将军”，这些人以捣毁机器为目标。“卢德主义”运动由此得名。这场运动兴起于1811年2月初，最先开始于由诺丁汉郡、莱斯特郡和德比郡组成的密德兰三角地区的丝带和袜类行业。因为受到社会特殊群体的支持与保护，卢德主义者们至少开展了100次单独行动，捣毁了（总共2.5万台机器中的）约1000台机器，它们价值6000—10,000英镑。密德兰地区的卢德主义暴乱在1812年2月逐渐平息下来，但它已经激励了约克郡的羊毛纺织工人，他们在1月份开始行动。三分之一的运动于4月份由兰开夏郡的棉花纺织工发起。全副武装的人群袭击了工厂。数千人参与了这些活动，其中的许多人的生计并没有受到机械化的直接威胁。尽管人群很多样，但卢德主义者通常只捣毁那些“创新”机器或威胁就业的机器。他们并不理会其他机器。这些运动爆发的具体原因随地区和行业的不同而各不相同。总之，卢德主义者最初的一系列活动可能造成了价值10万英镑的损失。在1812—1813年的冬天、1814年的夏天和秋天、1816年的夏天和秋天以及1817年年初，在一系列捣毁机器的浪潮中，又有几百台织袜机被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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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招致英国政府派遣更多军队进行镇压，卢德主义者并没有比他们的前辈更成功（见引言）。因此，工人们的政治境遇仍令人绝望。卢德主义暴乱发生时，另一个议会委员会听取了棉纺织工人申请救济的请求，于1812年向议会提交了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政府不会做任何会将英国置于国际贸易不利地位的事情，即使这意味着工人们将遭受痛苦：“尽管委员会完全承认参与棉纺生产的无数个体的悲惨遭遇，并对此深表遗憾，但他们认为立法机关不应该干扰贸易自由。” 64 于1812年成为英国首相的利物浦伯爵甚至认为，对失业工人的任何临时救助都是多余的，只会阻碍他们的再就业，不利于英国经济。在写给利物浦伯爵的一封信中，肯扬勋爵解释道，即使他不期待机械化进程加快会使工人阶级的状况变好，政府也不应该抵制技术力量。 65 事实上，超过30名卢德主义者在1812年和1813年被绞死。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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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骚乱不仅是工人害怕技术进步会带来裁员和失业的结果。实际上在拿破仑战争和1806年的大陆封锁时期，工人们愤怒地反对机器的事件越来越普遍，这说明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导致了社会动乱。在战争和贸易中断造成周期性经济衰退之外，摧毁机器代表了人们对工资的日益减少、工作时间过长、没有选举权、缺乏自由和尊严的不满。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反对的是工厂制本身而不仅仅是机器的扩张。我们很难理清这许多因素在解释那些机器骚乱时的相对重要性次序，尤其其中一些因素还是紧密关联的。尽管如此，还有一些案例中的工人特别针对机器，他们明显将机器当成了自己不幸的根源。兰开夏郡的纺织工人放过了纺锤数量不超过24个的珍妮纺纱机，而是选择毁掉了更大的珍妮纺纱机。此外，暴徒们时不时也会毁坏和工厂制完全不相干的机器。1830年爆发的“斯温队长”（Captain Swing）暴动包括遍及整个英国的两千多起骚乱，这些暴动只针对农业机器。在1830年9月至11月底，492台机器被毁，其中大部分是脱粒机。 67 英国政府再次严厉应对，命令军队和当地民兵镇压暴徒。最终252人被判死刑，其中一些人的死刑被改成了流放至澳大利亚或新西兰。 68 虽然历史学家们长期都在争论斯温队长暴动的原因，但有两位经济史学家布鲁诺·卡普雷蒂尼（Bruno Caprettini）和汉斯－约阿西姆·福特（Hans-Joachim Voth）利用新整理的关于脱粒机扩散的数据资料，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的发现非常直观：取代工人的技术是社会动荡可能性的关键决定因素。 69 在采用机器的地方，发生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要比别处高出50%。因此，虽然在一些案例中，摧毁机器可能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的普遍不满，但有关这个问题的统计数据表明机器本身是工人们担心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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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式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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