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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厂老板来说，儿童是成年工人的廉价替代品。童工仅有的开销一般只有食宿。即使他们能获得报酬，薪水也只有成年工人的三分之一，甚至只有六分之一。 51 儿童不仅是更廉价的工人，他们也更容易管教。成年工人常有的一个问题是酗酒。博尔顿—瓦特公司的一名发动机操作工在领取工资后，“第二天喝了很多酒，他让发动机失去了控制。最终发动机完全乱了套”。 52 儿童还可以工作更长时间。他们的一个工作日可以长达18个小时。因为机器可以日夜不停地运转，所以为了充分利用工厂的技术能力，童工常常被迫轮班工作。童工通常只被允许在40分钟内去吃一天中唯一的一顿饭，还得利用部分休息时间清理机器。如果没有遵守工厂的纪律，就会面临体罚的风险。虽然工厂委员会的人通过对儿童们的工作环境展开调查发现，极端的虐童案件只是个例而非一般情况，但许多儿童处境很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利顿工厂，埃利斯·尼达姆（Ellice Needham）在踢打完孩子们之后，掐他们的耳朵，指甲穿过皮肉。曾当过童工的罗伯特·布林科（Robert Blincoe）描述了一些具有创造力的折磨方法，包括用锉刀锉掉童工的牙齿、绑住手腕吊起他们以及浇热沥青扯掉他们的头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工厂主都残忍地对待童工，但我们在此引用拜因对工厂的描述——“人间地狱”，无疑是非常合适的。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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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工人几乎不会遭受同等程度的残忍对待，他们的担忧主要来自收入面临的威胁。即使假设机器没有暂时降低工厂对工人的整体需求，我们也不能保证被取代的工人能够找到酬劳更高或危险程度更低的工作。毫无疑问，一些工匠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但转换到新工作的成本往往是巨大的，因为新工作要求专业性和地域流动。最近针对北安普敦郡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随着英国的精纺工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北安普敦郡的家庭生产体系瓦解了，当地的生产者无法与机器抗衡。纺织行业在北安普敦郡经济中所占的就业份额从1777年的11%下降到了1851年的1%，纺织工和羊毛精梳工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得更快。这一时期前20年的净人口下降表明一些工人搬家了，也许搬去了其他有工厂的地方找工作。然而，就在北安普敦郡纺织业的从业人数下降的同时，农业就业人口却在激增。这一事实同样说明，许多原来的纺织业从业者转换到收入更低的农业中去了。由于涌入农业的工人没办法被吸收，我们可以猜测失业率随之上升了。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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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过程不断变化，工人技能过时的步伐也在加快。这给他们带来了压力，要求他们变得更加敏捷，更能适应快速变化。就算失业只是暂时的，人们也得在有工作的时候节省有限的收入，为可能的失业做准备：直到1911年，英国才开始有了由政府资助的失业保险业务。经济史学家马克辛·伯格（Maxine Berg）在其著作中详细地研究了机器问题，并做了恰当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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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们都强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对地理和职业流动的需求。对他们来说，机器意味着失业或至少威胁着工作。这种失业最好的结果是让劳动者在经济的各分支之间或经济部门内部过渡，最坏的结果则是在资本稀缺的时候影响整体经济。对他们来说，机器伴随着技能模式的改变，还包括经常会引入廉价的、非技术性劳动力……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观念变化也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这从政治经济学家对1826年兰开夏郡反机器暴动和1830年农业暴动的严肃态度中可见一斑。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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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尤尔这样的机械化的捍卫者认为，工厂最终会创造新的、报酬更高的就业机会。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显然，每个人都可能受益于更便宜的纺织品。然而，对于那些最初发现自己的工作技能由于取代型技术而变得多余的工人们来说，这些好处没法提供安慰。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工人们很少能感受到工业化带来的好处落入自己的口袋。也许工人们的反应最能说明问题。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工厂和工作，但也创造了许多卢德主义者。对许多经历过工业革命的人来说，反对是一种理性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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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德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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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器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区分短期和长远。尽管一开始那些技能被淘汰的工人的情况很差，但最终，工业革命带来了以前的穷人没机会接触到的新商品，也创造了新的、报酬更高的工作。19世纪机械化的捍卫者们可能正确地认识到了反抗机器的工人们的情绪比判断力更强烈。然而对那些失去了生计的工人，尤其是没法活到能体验新技术带来的好处的那一天的工人来说，长远影响有什么意义呢？正如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的那样，短期很可能就是一辈子，而等到长远影响实现的那一天，我们都已经死了。因为机械化带来的好处和利润都归了工厂主，而且是以牺牲工人为代价的，很多人由此推断机器威胁到了他们的生计，必须捣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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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位经济学家可能会疑惑，如果工业化会使人的效用降低，为什么他们还愿意参与到其中去呢？当然，有一个解释是，随着人们在家庭体系中的收入日益减少，转向工厂工作的机会成本降低了。工业化无情地降低了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让乡村产业失去竞争力。乡村工人的工资降低，因而被迫去工厂就业。此外，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还有其他选择（虽然事实上他们没有），那么他们从家庭体系转移到工厂制就很令人迷惑了。一些工人确实发起了暴动来反抗日益增长的机械化工厂，但他们遏制机器扩张的努力并未成功，因为英国政府站在了工业先驱的那边。正如保尔·芒图所写的那样，“不管〔工人的〕抵制是出于直觉还是深思熟虑，不管反抗是平和的还是暴力的，显然都不可能成功，因为整个趋势是与这种抵制相悖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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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和英国政府之间在采用机器技术问题上的冲突并不少见。查尔斯·丁利（Charles Dingley）因创办了莱姆豪斯地区第一座蒸汽动力锯木厂而被授予艺术协会金奖。1768年5月10日，这座工厂被大约500名锯木工人烧得一干二净，他们认为它剥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四天前，锯木工人就将他们的打算告知过丁利，但后者很不明智地轻视了工人们将语言付诸行动的能力。据说在锯木工人们到达后，丁利的员工克里斯托弗·理查森（Christopher Richardson）跟他们对峙，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告诉我当锯木厂正在运转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锯木工人正因没有面包而挨饿”。 57 英国政府对莱姆豪斯暴乱的反应比锯木工人对机器的愤恨态度更加强硬。前工业时代的君主们因害怕社会动乱而竭力阻止取代工人的技术进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769年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认定捣毁机器为重罪，可处以死刑。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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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769年的法案并没有防止类似的骚乱。1772年，曼彻斯特一家使用卡特莱特动力织机的工厂被付之一炬。在机器发展最快的兰开夏郡，1779年发生的暴乱同样非常危险。工业家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当时就在那里，他的一封信描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在路上碰到了数百名工人，其中一人告诉他，他们在捣毁所能找到的所有机器，还打算在整个英国都这样干。英国政府反应非常果断，立即开始镇压。政府从利物浦调来了军队，暴徒被轻易驱散了。兰开夏郡暴乱后，英国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限制机器的使用会削弱英国的贸易竞争力。这不仅说明了英国政府的逻辑，也表明此时的商人们相对于前工业时代，获得了更多政治影响力。即使机器的扩张是以牺牲了工人的效用、导致社会动乱接踵而至为代价的，英国的贸易竞争优势也并未受损。莱姆豪斯和兰开夏郡的事件很难说是孤例。在约克郡的西赖丁区和萨默塞特郡发生了一系列机器暴乱，这只是随便找出的例子。在历届英国政府任上，任何危及机器传播的暴力企图都很快被粉碎。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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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们也探索了其他方法阻挠机器技术的扩张。他们向议会提交了反对各种机器的请愿。这些诉求包括：羊毛精梳工们请愿反对卡特莱特的精梳机，熟练工们请愿反对使用机器造纸，棉纺织工们请愿反对他们声称已造成他们失业的机器。 60 然而，通过政治手段阻挠机器传播的尝试同样惨淡收场。雇主们指出机器对贸易至关重要，而英国的国家财富又非常依赖于贸易。这一主张相比于工人们的抱怨，又一次在议会引起更多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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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人们的担忧也并没有被忽视。议会针对羊毛行业成立了调查组，他们的调查结果最终反映在了1806年发表的一份著名的报告中。兰德尔·杰克逊（Randle Jackson）被委派考察英国的羊毛制造情况，他代表布商在下议院委员会发言。他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论证，说明了机械化会造成生产者失业，失业又导致他们的顾客身份被剥夺。 61 虽然有人争辩说，限制机器使用也符合工业家的利益，许多当事人也认为机器会降低劳动力价格从而对人们产生不利影响，但委员会得出的结论要乐观得多，他们认为“机器的使用已逐渐被确立了下来，似乎没有损害工人的福利，也没有减少工人的数量”。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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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针对羊毛产业情况的调查结论凸显了英国工人的无助境况。除了没能阻止新技术的传播，他们也没能让议会通过立法禁止采用传统的取代技术。虽然10年来他们一直请愿强制执行那项可追溯至16世纪的针对起毛机的禁令，但议会仍在1809年废除了旧法。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骚乱。在卢德主义者兴起的1811—1816年，诺丁汉郡的暴徒的主要攻击目标是针织机，但在约克郡，暴乱主要是由反抗起毛机扩张的修剪工人发起的。然而起毛机既是传统技术，又早已成熟。被捣毁的各种机器有个共同点——威胁了人们的工作。此外还有许多反抗事件。杰夫·霍恩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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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特一位名叫内德·卢德（Ned Ludham）的织布工学徒被雇主责骂后，拿起锤子砸毁了纺织机器。他被追随者们称作“卢德王”或“卢德将军”，这些人以捣毁机器为目标。“卢德主义”运动由此得名。这场运动兴起于1811年2月初，最先开始于由诺丁汉郡、莱斯特郡和德比郡组成的密德兰三角地区的丝带和袜类行业。因为受到社会特殊群体的支持与保护，卢德主义者们至少开展了100次单独行动，捣毁了（总共2.5万台机器中的）约1000台机器，它们价值6000—10,000英镑。密德兰地区的卢德主义暴乱在1812年2月逐渐平息下来，但它已经激励了约克郡的羊毛纺织工人，他们在1月份开始行动。三分之一的运动于4月份由兰开夏郡的棉花纺织工发起。全副武装的人群袭击了工厂。数千人参与了这些活动，其中的许多人的生计并没有受到机械化的直接威胁。尽管人群很多样，但卢德主义者通常只捣毁那些“创新”机器或威胁就业的机器。他们并不理会其他机器。这些运动爆发的具体原因随地区和行业的不同而各不相同。总之，卢德主义者最初的一系列活动可能造成了价值10万英镑的损失。在1812—1813年的冬天、1814年的夏天和秋天、1816年的夏天和秋天以及1817年年初，在一系列捣毁机器的浪潮中，又有几百台织袜机被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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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招致英国政府派遣更多军队进行镇压，卢德主义者并没有比他们的前辈更成功（见引言）。因此，工人们的政治境遇仍令人绝望。卢德主义暴乱发生时，另一个议会委员会听取了棉纺织工人申请救济的请求，于1812年向议会提交了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政府不会做任何会将英国置于国际贸易不利地位的事情，即使这意味着工人们将遭受痛苦：“尽管委员会完全承认参与棉纺生产的无数个体的悲惨遭遇，并对此深表遗憾，但他们认为立法机关不应该干扰贸易自由。” 64 于1812年成为英国首相的利物浦伯爵甚至认为，对失业工人的任何临时救助都是多余的，只会阻碍他们的再就业，不利于英国经济。在写给利物浦伯爵的一封信中，肯扬勋爵解释道，即使他不期待机械化进程加快会使工人阶级的状况变好，政府也不应该抵制技术力量。 65 事实上，超过30名卢德主义者在1812年和1813年被绞死。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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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骚乱不仅是工人害怕技术进步会带来裁员和失业的结果。实际上在拿破仑战争和1806年的大陆封锁时期，工人们愤怒地反对机器的事件越来越普遍，这说明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导致了社会动乱。在战争和贸易中断造成周期性经济衰退之外，摧毁机器代表了人们对工资的日益减少、工作时间过长、没有选举权、缺乏自由和尊严的不满。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反对的是工厂制本身而不仅仅是机器的扩张。我们很难理清这许多因素在解释那些机器骚乱时的相对重要性次序，尤其其中一些因素还是紧密关联的。尽管如此，还有一些案例中的工人特别针对机器，他们明显将机器当成了自己不幸的根源。兰开夏郡的纺织工人放过了纺锤数量不超过24个的珍妮纺纱机，而是选择毁掉了更大的珍妮纺纱机。此外，暴徒们时不时也会毁坏和工厂制完全不相干的机器。1830年爆发的“斯温队长”（Captain Swing）暴动包括遍及整个英国的两千多起骚乱，这些暴动只针对农业机器。在1830年9月至11月底，492台机器被毁，其中大部分是脱粒机。 67 英国政府再次严厉应对，命令军队和当地民兵镇压暴徒。最终252人被判死刑，其中一些人的死刑被改成了流放至澳大利亚或新西兰。 68 虽然历史学家们长期都在争论斯温队长暴动的原因，但有两位经济史学家布鲁诺·卡普雷蒂尼（Bruno Caprettini）和汉斯－约阿西姆·福特（Hans-Joachim Voth）利用新整理的关于脱粒机扩散的数据资料，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的发现非常直观：取代工人的技术是社会动荡可能性的关键决定因素。 69 在采用机器的地方，发生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要比别处高出50%。因此，虽然在一些案例中，摧毁机器可能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的普遍不满，但有关这个问题的统计数据表明机器本身是工人们担心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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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式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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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认为，工业家“依靠广大工薪阶层的苦难而变得富有”，在他观察的那个时期，这一观点大致是准确的。当劳动人民通过暴力反抗机械化工厂时，英国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从经济学理论的观点来看，使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实际工资与不断增长的经济相适应是一个挑战。但经济学家们已经根据目前的经济趋势，研究出了一些模型，解释了随着技术进步，薪资和劳动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会如何下降。 70 我们将看到，这些研究也有助于增进对典型工业革命时期的理解。如果技术取代了现有任务中的劳动力，薪资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可能会下降。相反，如果技术变革增强了劳动力，就能提高工人在现有任务中的生产力，还可能创造全新的劳动密集型活动，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换句话说，产量与工资之间的落差和这个由取代技术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是相符的。家庭生产体系中的工匠被机器取代，机器则主要由几乎没有议价能力且常常没有报酬的童工来照管。资本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逐渐增加，这说明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分配极不均匀：工业家们拿到了企业利润，然后将它们投资于工厂和机器。艾伦称这段时期为“恩格斯式停顿”（Engels’ pause），因为恩格斯对这段时期进行了观察与描述。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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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工业革命时期是一个工业资本的时代。在19世纪的前40年，由于土地和劳动占收入的份额都在下降，国民收入的利润份额翻了一番。上文提到，在典型的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工资增长速度的4倍。然而在此后的60年，情况发生了改变（见图5）。在1840—1900年间，工人的人均产量增加了90%，实际工资增加了123%：伴随英国劳动力和资本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而来的是一段缩减期。1887年，英国政府的首席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观察到了这一现象。1843年，英国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吉芬在收集了从那时以来的个人收入数据后发现，富人的数量翻了一番，他们的总收入也因此翻了一番。不仅富人的数量增加了，劳动者们的总收入也翻了一番，但劳动者的数量没有大幅增加。换句话说，富人没有变得更富，只是数量增加了。然而，劳动者的收入却大大提高了。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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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770—1900年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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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见本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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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芬的分析并不完全令人惊讶。英国政府早已知悉各类劳动者群体税收水平的波动。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二十多年前在下议院发言时说：“如果富人越来越富有，穷人也越来越不穷，这种情况带给我们的慰藉将是意义深远而无法估量的……如果我们调查英国劳动者——无论是农民还是矿工，技术工人还是手工匠——的平均状况，各种不同但毫无争议的数据会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种增长可以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中体现出来。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历史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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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人们的实际工资最终上涨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技术变革越来越偏向于增强劳动者的能力，而非取代劳动者。人力资本取代物质资本，逐渐成为驱动增长的主要动力。与物质资本一样，人力资本（包括技术、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可以被看作一项投资，因为教育和培训成本可能被后期发展带来的更高收入所抵消。经济学家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的一项著名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直到19世纪末才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到那时技术进步对技能的需求有所提高。 74 虽然对于各种各样的技术需求来说，不存在完美的衡量方式，但识字率和受教育年限可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常用指标。在工业化进程初期，对物质资本的投资迅速扩张，人力资本的积累却没什么变化。 75 1750—1830年间，英国的识字率在很大程度上停滞不前，但后来增速非常快。 76 19世纪30年代以前，男性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没有增加；但到20世纪初，这一比率增长了两倍。与此同时，英国的投资率在1760—1831年几乎翻了一番，此后直到一战爆发都基本保持在这一水平。 77 因此19世纪30年代前，技术进步似乎使得对实体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同时取代了工人，使他们的技能变得多余。但之后，技术进步使得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也相对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