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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P. Gaskell, 1833, 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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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参见G. Clark, 2005,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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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但技能溢价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技能的需求，因为它也取决于供给：只有当人力资本的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时，技能溢价才会出现。而在整个世纪技能的供应都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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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G. Clark, 2005.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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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J. Bessen, 2015, Learning by Doing: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Innovation, Wages, and Wealth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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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Mokyr, 2011, The Enlightened Economy, chapte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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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参见D. H. Aldcroft and M. J. Oliver, 2000, Trade Unions and the Economy: 1870–2000, (Aldershot, UK: Ashgate Publis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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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 第三部分 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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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技术变化的卢德运动被证明是非常错误的，只要有更高薪水的工作来替代正在消失的工作。亨利·福特在密歇根州高地公园工厂发明的汽车装配线，实际上降低了所需要的平均技能水平。他将早期汽车轿厢工业的复杂操作分解开来，改成小学五年级水平的工人即可胜任的简单重复步骤。这个经济秩序支撑了广大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相应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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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弗朗西斯·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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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进步将消灭工作机会的担忧并不新鲜。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其他著名的美国思想家指责工程师和科学家为大规模失业创造了条件。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企业首次开始严重依赖计算机，机床放缓了车间的就业增长，人们又开始害怕自动化。那时刚崭露头角的喜剧演员伍迪·艾伦在他的固定节目中提到了“自动化躁狂症”，讲述了自动电梯是如何毁掉他父亲的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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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会创造就业抑或摧毁就业还是两者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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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格·帕斯卡·扎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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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恶化，恩格斯式停顿继续下去，机械化会畅通无阻地发展下去吗？违背事实的事情当然不会发生，但19世纪早期的工人们显然没有顺从地接受市场结果，那些发现自己的生计受到机器威胁的人竭尽所能地抵制机器。为什么20世纪的西方国家很少出现卢德主义者反对引进机器的事件呢？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们几乎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原因显然不是变革的步调放缓了。相反，19世纪下半叶蒸汽机的引入加速了机械化进程。随着电气化和内燃机——人们所熟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20世纪的机械化进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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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欧洲国家发展工业化的方式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工业化起步都比英国晚。它们能够采用英国已发明的工业技术奋起直追，有了这些技术，它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工业化路径。如上所述，在革命年代的法国，来自下层的巨大威胁意味着政府无法像英国的统治精英们那样压制工人们的反机器骚乱。因此正如杰夫·霍恩所认为的那样，法国的工业化不仅被延迟了，而且从根本上就是不同的。法国工业化的特点是国家干预更多，国家来斡旋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不同利益。 1 普鲁士和英国一样通过制度改革消除了行会对贸易的限制，从根本上促进了工业化。 2 但与英国不同的是，在普鲁士，教育从一开始就在工业化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我们从第五章得知，在英国，教育直到工业化后期才变得重要，那时更多技能密集型技术（比如蒸汽机）已开始发挥作用。在普鲁士，只要具备必要的技能就能应用英国已发明的技术。因此，工业化一开始，教育就在工业化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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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解释不同的工业化路径。追赶型增长与那种通过将技术前沿拓展至未知领域所带来的增长总是不同的。 4 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70年代，此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了技术领导者。这意味着要想追踪技术前沿，我们今后就必须重点关注美国的经验。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对机器的反抗结束了？诚然，福利国家的兴起使得失去工作的体验变得不那么残酷了。但直到1930年，美国的福利支出（包括失业补助、养老金、医疗保险和住房补贴）也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6%。 5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福利国家的兴起。当然，卢德主义情绪的相对缺失可能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工人们选择加入工会，为更高的薪酬、更好的工作环境而奋斗。前工业时代的手工业行会认为某些技术会威胁行会成员的技能，他们会强烈反对这些技术。与之不同，工会工人们并不会朝机器发泄怒火。虽然美国也许有着工业世界最暴力的劳动史，但19世纪70年代以后，工人们很少（如果有的话）将目标对准机器。为什么？我会在后续的章节中阐述其理由：人们开始认为技术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虽然很难证明这是造成卢德主义情绪在整个20世纪相对缺失的理由，但若脱离由于技术进步而发生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实际情况，这种缺失就更难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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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新技术能摧毁工作机会，也能创造全新的工作机会，或彻底改变那些在纸面上看似完全相同的工作的性质。如上所述，如果技术变革是取代型的，那么仅凭生产率的增长可能无法抵消技术给就业和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比之下，使能技术不仅能提高生产率，同时也让劳动者们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从事全新的行业和岗位。经济学家米歇尔·亚历克索普洛斯（Michelle Alexopoulos）和乔恩·科恩（Jon Cohen）在一项重要的研究中发现，美国在1909—1949年间的伟大发明绝大部分是使能技术。随着新工作的出现，另一些工作显然被毁了。但整体而言，新技术大幅增加了就业机会。事实上，一些巨大的新兴行业出现了，它们包括汽车、飞机、拖拉机、电器、电话、家用设备的生产，这些新行业创造了大量新工作岗位。随着技术的神秘力量继续发展，岗位空缺增加，失业减少。 6 亚历克索普洛斯和科恩考察的技术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他们证明了，与其他技术相比，内燃机和电力在创造就业机会这一点上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对生产率也有着相似的影响，但它们没有像电力和内燃机那样大规模地促进就业。这说明电力和内燃机也让工人得以从事以前难以想象的工作。因此，经济学家们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技术为劳动者的利益而服务的时代。达龙·阿西默格鲁和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写道：“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变革和组织变化很好地揭示了新任务……的重要性，它们导致了新的劳动密集型任务的产生。这些任务为那些工程师、机械师、修理工、管理员、后台工作人员和那些参与新技术引进和操作的管理人员创造了工作机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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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由使能技术创造大量新型高薪工作岗位的世界里，即使取代技术对劳动者来说也没那么糟糕了。虽然20世纪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但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工人仍有望获得成功。美国的工厂创造了越来越多半技术性工作岗位，就算是那些已经失去工作的人也能在这里找到大量工作机会。人们能够摆脱田间的苦差事，寻找更轻松、酬劳更高的工厂工作。实际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许多人不是被取代技术赶出了农场，而是被吸引到了烟囱城市（smokestack city），城市工作报酬更高、工作条件更好。与此同时，家庭的机械化使得妇女们放下没有报酬的家务，转而从事有报酬的办公室工作（见第六章）。当然，一些农夫、铁路报务员、电梯操作员、码头工人等成了输家。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意味着人们可替换的工作选择更少，这引发了对机器的担忧。然而即使是那时，我们看到的19世纪那样的工人抵制机器引进的事件也没有发生（见第七章）。对劳动者来说，机械化的好处太大了。制造业持续扩张和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使得绝大多数人能转换到酬劳更高、危险系数更低的工作中去，普通美国人成了进步的主要受益者（见第八章）。诚然，随着工人工资的提高和工作条件的整体改善，劳资关系很可能在缓和过渡上发挥了作用。福利国家的出现也降低了失业的残酷性。此处的关键并不是要淡化社会发明的重要性，关键是技术本身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了，以至于卡尔·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成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因此，劳动者们的理性反应是允许机械化发展，同时将技术强加给劳动者的调整成本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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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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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二段引言出自P. Zachary, 1996, “Does Technology Create Jobs, Destroy Jobs, or Some of Both?,”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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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Horn, 2008, The Path Not Taken: French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50–1830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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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普鲁士的行会限制，参见T. Lenoir, 1998, “Revolution from Above: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Creating the German Research System, 1810–191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2):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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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普鲁士的教育和工业化，参见S. O. Becker, E. Hornung, and L. Woessmann, 2011, “Education and Catch-Up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3 (3): 9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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